主要经济体加快出台各项政策法规，引导产业回流，并强化限制性条件，严防具有国际领先优势的前沿和敏感技术外流。

各国在管制方式上大体相同，主要表现物项管制和实体管制。美国、欧盟、日韩等东亚国家的物项清单，对具体的技术类别和出口范畴有明确的管制标准，并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国家战略调整、被管制国家的技术水平发展实时更新。比如日本，在2023年公布《外汇法》法令修正案，将先进芯片制造所需的23个品类的半导体设备列入出口管制对象。实体管制主要针对企业、科研机构等各类组织和人员，典型的实体管制清单包括美国实体清单、欧盟制裁名单等。欧盟、美国同时进行物项管制和实体管制，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则侧重物项管制。就技术领域而言，人工智能、锂电池、清洁能源、半导体、量子计算是各国管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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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HI2024 评估综合排名前 20的城市（都市圈）依次为：旧日金山一圣何塞、纽约、北京、波士顿、伦敦、 粤港澳大湾区、上海、巴黎、东京、巴尔的摩—华盛顿、首尔、新加坡、洛杉矶 —长滩- 阿纳海姆、慕尼黑、 西雅图 -塔科马 -贝尔维尤、芝加哥 —内珀维尔—埃尔金、教堂山一达勒姆一洛丽、圣地亚哥、阿姆斯特丹、 都柏林。

整体而言，GIHI2024 得出以下结论：

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有力支撑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欧美城市依然占据领先地位，亚洲城市强势追赶，头部城市创新版图竞争激烈，湾区城市群和微型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呈现出特色优势。

（1）亚洲城市的科技创新综合水平迅速提升，特别是在创新生态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前50城市中，有7个亚洲城市的综合排名上升。

欧美城市在全球创新版图中依旧保持着整体领先的地位，14个欧美城市（都市圈）占据综合排名前20。（2）湾区科技创新集成优势显著，创新高地前五的城市（都市圈）中有4个位于湾区。这些城市在创新企业和庄闲游戏在哪 方面表现出突出优势。（3）在人口不足百万的微型科技创新中心中，剑桥、巴塞尔和牛津位列前三甲。这些城市通过发挥特定领域的显著优势来推动创新活动，例如伊萨卡的顶尖高校和科研人才资源、埃因霍温的技术创新能力、奥斯陆蓬勃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

二、前 20城市得分形态展现出4 种发展模式，彰显了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在科技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1）创新高地型城市包括旧金山 -圣何塞、东京、首尔、都柏林，通过推动庄闲游戏在哪 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不断突破，展现出强劲的产业竞争力，例如I金山-圣何塞凭借在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和持续创新，创新高地表现一骑绝尘；东京以深厚的技术创新能力积累和众多成熟的领先企业紧随其后。（2）科学中心型城市包括纽约、北京、波士顿、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顶尖的科研实力和深厚的学术积累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枢纽，例如纽约高度汇集科研人力资源，知识创造水平领跑全球。（3）科学中心＋创新生态型发展模式在基础科学研究与创新环境齐头并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发展空间大，共有伦敦、巴尔的摩-华盛顿、上海等7个城市具有相似特征。（4）均衡型发展模式包括慕尼黑、西雅图- 塔科马- 贝尔维尤、圣地亚哥、新加坡、阿姆斯特丹，它们在科研基础、创新产业化和生态环境发展相对均衡，通过持续开放合作和资源整合维持全球竞争力。

三、科学中心方面，美国城市凭借深厚的基础持续占据优势地位，中国城市的快速崛起尤为突出。

美国城市（都市圈）不仅在科学中心整体排名中表现突出，更在知识创造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持续引领全球学术前沿。例如，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 -华盛顿在高被引论文数量与论文被专利、政策、临床试验引用的总频次指标均进入前五。北京科学中心得分紧追位列第一的纽约，武汉、杭州、长沙、天津等中国城市整体排名显著提升。科研机构方面来看，中国城市整体表现尤为突出，粤港澳大湾区位列第一。科学基础设施上，中国有多台大科学装置正在建设中，具有强劲潜力。

四、创新高地方面，全球经济发展动力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工智能的快速崛起赋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城市迅猛发展。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展现出强劲的创新动力，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市值普遍实现了正向增长，旧金山-圣何塞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拉大，在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企业和庄闲游戏在哪 的绝对领先和增量优势愈发凸显。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创新动力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信息技术领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市值快速增长，创新领先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生物医药行业进入短暂蛰伏期。GDP 增速显示疫情的影响正在消散，全球经济正走向稳定复苏阶段。

五、创新生态方面，欧美地区凭借优越的基础设施服务和创新文化积淀领先全球，亚洲的领先城市凭借海外投资和融资的强劲增长快速提升全球排名。

后疫情时期，全球航空旅行需求持续回升，国际科创中心城市专业人才

流入量显著增长，国际交流的增强为城市的创新生态注入了新的动能，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在全球资本流动与风险投资整体延续下降的态势中，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显示出韧性，例如吉隆坡的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实现了 2倍的增长，而孟买、班加罗尔、德里中央直辖区的FDI 分别实现了 49%、25% 和 54%的增长。跨国公司正在将更多的投资和资源转向东南亚地区，以寻求更多样化和稳定的供应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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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投资在2023年出现了严重下滑，与2020-2022年的繁荣背道而驰。

技术持续快速进步，技术采用率不断提高，创新的社会经济影响基本上再次转为积极。绿色技术和环境指标要么比以前进展更慢，要么有所下降。

瑞士、瑞典、美国、新加坡和英国领导GII2024；中国、缅甸、印度、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伊朗和摩洛哥是自2013年以来全球排名上升最快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新加坡、美国和中国在某些创新指标上得分最高。

全球创新指数区域领先国家为瑞士、美国、巴西、印度、新加坡、以色列和毛里求斯；印度和卢旺达继续在其收入群体中处于领先地位。泰国和菲律宾是新晋收入组别前三名的国家。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创新方面的表现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期。

世界五大科技集群都位于东亚；东京-横滨是全球最大的科技集群，剑桥是科技最密集的。

今年全球创新指数的特别主题展望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未来，并提出了以下问题：社会企业家精神如何才能催化变革性创新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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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5个一级指标发展变化可以看出，12年间，长三角区域资源共享、创新合作、成果共用、 产业联动、环境支撑五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效。

从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二级指标整体发展情况看，17个二级指标呈现正增长趋势，20项指标3年累计的平均增长 率达到36%，体现了指标增幅放缓但仍然有增长的持续动力。

长三角区域研发人员队伍壮大且结构持续优化。长三角每万人拥 有R&D人员76.20人年，同比增长7.0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40.47人年，体现了长三角地区在研发人员方面具有较高的集聚 度。从总量情况来看，长三角R&D人员全时当量12年间从73.84万 人年增长至180.2万人年，年均增速7.56%。

今年，该报告的结论是在新冠大流行后经济复苏迟缓，利率居高不下，地缘政治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发布的。报告指出，有助于将人类才智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的风险资本较去年大幅下滑，前景愈加不明。

主要发现

《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过去一年，科学出版物、研发、风险资本交易（不包括价值）和专利等的数量继续增加，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增长率低于2021年的超常增长。

研发投入最大的企业在2022年的支出达1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些企业2022年的研发支出增长约7.4%，低于2021年的15%。与近期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相呼应，信息和通信技术硬件领域的显卡和芯片制造商在2022年的研发增长最为显著，遥遥领先。在疫情期间削减了研发支出的其他行业，如汽车、旅游和休闲，在2022年再次出现强劲投资。总体而言，尽管电动汽车和癌症治疗等一些技术的普及率仍然较低，但技术的应用呈积极态势。

根据初步数据，估计2022年全球政府研发预算有实际增长。日本和韩国大幅增加，德国增幅较小，弥补了其他经济体的削减。

2022年，风险资本投资总值从2021年的超高水平大幅下降了近40%，反映了风险融资环境的恶化。非洲是2022年唯一没有出现下降的地区。

报告指出，2023年和2024年的风险资本前景尚不明朗，高利率可能会继续影响创新融资。

中等收入经济体排名攀升

在年度排名中，中国排名第12位，日本紧随其后，排名13。以色列（第14位）上升两名，重返15强。芬兰（第6位）、丹麦（第9位）、瑞典（第2位）和波罗的海经济体（爱沙尼亚第16位，立陶宛第34位，拉脱维亚第37位）均呈上升态势。

过去10年来，印度尼西亚（第61位）与中国、土耳其（第39位）、印度（第40位）、越南（第46位）、菲律宾（第56位）和伊朗（第62位）一道，成为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上攀升最快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过去的四年中，自疫情暴发以来，毛里求斯（第57位）、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巴西和巴基斯坦的排名上升最快（按排名升幅排序）。

与发展水平相比，共有21个经济体的创新表现超出预期，其中大多数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东亚及大洋洲。印度、摩尔多瓦共和国和越南均连续13年在创新方面的表现超出预期。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连续第二年、巴西连续第三年创新超出预期。

2022 年，第一、二、三产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为 0.9%、12%、87.1%，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占比分别为 0.3%、30.2%、69.6%。

从行业看，2022 年，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上述 7 个 行业的新设企业数量占比为 86.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为 91.1%。

2022 年，高技术产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10885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683.5 亿美元。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866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82.1 亿美元;高技术服务业新设 外商投资企业 10019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01.4 亿美元。

2022 年，东、中、西部地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为 86.6%、7%、6.4%，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占比分别为 86.9%、7.3%、5.8%。

比如，全球有多少家机构投资过医疗行业？有多少家机构选择专注于医疗行业的投资？这种机构策略的内核是什么？有哪些垂直医疗 VC/天使机构的运作模式可以值得作为案例研究？等等。

为此，IT 桔子调查并撰写了《2023 年医疗行业垂直 VC 研究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们力图用数据和案例去寻找答案。关于报告的一些核心洞察与发现：

• 医疗是一个长青行业，行业足够大，市场规模是万亿元级的。虽然教育也有这个特性，但教育投资却因政策备受打击。专注医疗的 FA 机构崐玉资本创始人尹先凯认为，医疗行业「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极小，医疗投资行业整体还是一个朝阳产业。
• 有 3 千多家国内外投资机构曾经参与出手投资医疗领域，但真正专注于医疗投资的不到 1/10。
• 有近一半的医疗垂直机构至少投到过/持有 1 家医疗独角兽，比例远高于其他综合性机构。
• 从有 VC 参与开始，医疗行业 IPO 十分活跃，并购情况极少，IPO 是机构和股东们的退出首选。
• 医疗行业投资相对具有较高的门槛，无论是对于学识，还是经验、人脉的积累，同时也非常考验投资人的判断能力、思辨能力；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壁垒，竞争相对而言不会很激烈，有益于垂直医疗投资机构的生存。
• 访谈结果显示，对于医疗行业投资和创业者而言，垂直的医疗投资机构可能比常见的综合 VC 机构，更加懂医疗，而且有资源。

从全球来看，医疗行业的创业公司到底能够吸引多少家机构真正地对其慷慨解囊呢？

在国内医疗垂直领域的投资机构中，管理规模在 10 亿元以下的占 20%，有 19 家；管理规模为 10—50（不含）亿元的占据了一半的分量，有 51 家；管理 50—100（不含）亿元有 17 家，比如上海合弘景晖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机构品牌为：弘晖基金）、普华资本、博远资本、元禾原点的管理规模均达到该区间，夏尔巴投资也表示管理规模逾十亿美元。

而管理规模达到 100 亿元+的有 10 家，是绝对的头部，包括正心谷资本、高瓴创投、高特佳投资。

目前针对外资机构的数据相对缺乏，仅有个例统计，比如奥博资本 OrbiMed 宣称资产管理规模高达 170 亿美元；斯道资本 Eight Roads 表示资产管理规模达 110 亿美元；最老牌的、已运作长达 77 年的医疗投资机构 F-Prime Capital Partners 表示管理规模达到了历史惊人的 2 万亿美元，这应该是全球管理资本规模最高的专业医疗投资机构了。

对于机构是否双币种基金结构我们无法一一获取，此处暂且按照机构实际出手投资交易的币种来分析。

IT 桔子统计发现，在国内 107 家专业的医疗垂直投资机构中，采用单一人民币基金的是少数，仅占 15%，代表机构有澳银资本、中信医疗基金，他们在已透露的医疗出手投资案例中仅有人民币；此外有 85% 的机构会采用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并行的双币种基金，占据了显著较大的比例。

采用双币种的考虑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募资上，医疗行业的一些赛道如创新药研发、医疗器械研发等周期长、门槛高，与美元基金的特质相对更为匹配。所以此前不少机构都是募了美元基金来做投资。海外的大学捐赠基金等对股权投资出资较为成熟，医疗领域经常有国外的大学捐赠基金等典型的美元资金 LP 给予支持；在近几年里，医疗健康产业成为国家战略要点方向，国内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也在积极参与对综合性及垂直类医疗机构的投资，机构持有人民币基金的资金提升；

二是投资退出上，过去医疗健康企业常常拿了美元去美股/港股上市，现在 A 股科创板开通后，医疗健康企业获得了良好的上市退出通道，这也给了机构募集人民币基金做投资的动力。且医疗公司对于美股/港股上市持有美元基金有一定便利性。

出手和活跃情况统计

我们所关注的这 225 家垂直医疗机构——由于成立时间不同，且并不是每家机构每年都有出手投资，这个数据将展示医疗垂直机构们历年投资出手整体情况（当年投资 1 次及以上即计入统计）。

从历年医疗垂直机构出手数量来看，2010 年仅有 17 家在出手，占垂类机构整体的比重不足 1/5；之后越来越多的垂直机构出手，2015 年首次突破百家；2020 年达到了 210 家——几乎所有的医疗垂直机构都在投医疗；到 2022 年仍有 82% 的垂类机构在投资医疗；2023 上半年的数据显示，至今仍有超过一半的垂直机构活跃在医疗投资的一线。

对比更广泛的投资机构群体来看，医疗垂直机构占当年市场上所有出手投资医疗的总机构数的比重平均值是 14%。2020、2022 年达到 15%，2023 年上半年的数据则增长达到了 21%——当医疗投资的泡沫过后，大量非专业机构撤退之际，专注医疗的垂直机构更多地在坚持着。

垂直医疗机构的投资频次是怎样的？IT 桔子数据显示，从具体的投资交易总数量来看，历年这些医疗垂直机构的投资总和占所有医疗融资事件的比重在 15%~33% 之间，并且有不断上涨的趋势。尽管参与医疗投资的资方多达 3000+，但从投资交易数量来说，这 200 多家垂直的医疗机构仍是这个市场最核心、稳定的一群参与者。

报告预计，未来两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和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以约11%和12%的复合增速继续增长，而中国高净值客群进一步年轻化。

高净值人数维持在10万人以上的省市为：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四川、福建、湖北。

高净值人数超过5万人的省市为：天津、辽宁、湖南、河北、河南、安徽、云南、江西、重庆和陕西。

对于未来两年，高净值人群倾向稳中求进，更愿意尝试高收益、高风险投资的人群比例显著提升，风险偏好有望逐渐修复。

自 快科技

部分创新技术、新兴研究成果进入应用阶段，对全球传统市场生态、营商生态、技术生态带来颠覆性改变和理念冲击，进而影响人类的生活习惯、思考模式、商业模 式等。在芯片技术与医药技术融合方面，研发和应用微流控芯片，“利用微流控芯片作 为一种微反应器，通过在微流控芯片上开展组合化学反应或结合液滴技术，有望用于 药物合成与筛选，或纳米粒子、微球、晶体等的高通量、大规模制备，甚至形成一种 “芯片上的化工厂或制药厂”。

在互联网新兴技术方面，元宇宙、WEB3.0 技术及其衍生产品已应用在一些场景 中，将人类体验范围拓延至数字虚拟环境中。例如，利用庄闲网络娱乐平台进入 技术所产生的非同质 化代币(NFT)，已经成为全球较为火热的交易产品、数字藏品，不断推进文化产业、 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通过大数据、智能算法的不断优化与技术成熟，无人驾驶、 无人机、无人艇等智能系统已经进入实际应用和投资生产中，甚至部分高尖端技术已 经应用于国防等领域。

在生物技术方面，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授予“突破性器械”称号的Synchron 公司通过开发脑机接口植入式设备技术，可以让没有或非常有限的身体活动能力的特 定群体，通过他们的思维操作光标和智能家居设备，辅助他们生活，该项技术目前已 经正式进入临床试验。

总之，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与产业应用，正在打破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产业 生态、商业模式、市场规则治理架构，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互联网等领域的新技术 应用、新理念推广仍存在挑战人类伦理底线的风险。全球很多领域的规则面临重大改 变甚至重塑。国家安全的内涵、治理举措和基础理论都面临着重大改革与创新。

第一章  2022年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运行情况

一、市场发展概况

2018年“资管新规”发布后，大量不合规的资管产品和理财业务因监管限制而面临整改，银行理财与通道业务规模较大的信托、券商资管规模显著下滑。虽然部分产品和业务在进入2022年以后有所企稳，但重拾增长仍需要时间。与此同时，以主动管理能力见长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保险资管规模则始终保持良好的正向增长，并逐步成长为拉动资管行业规模增长的主力军。从我国财富管理市场结构来看，银行理财规模最大，基金、信托和保险资管规模紧随其后，整体上呈现出以银行为核心、非银机构百花齐放的良性竞争发展格局。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我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为118.49万亿元，自2020年以来保持着震荡攀升的态势。然而，进入2022年以后，我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增长明显放缓。其中，一季度在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冲击下，股票市场出现大幅回调，在此影响下，以银行理财为代表的产品出现“破净潮”，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出现下降；进入四季度以来，在债券市场大幅回调的影响下，部分资管产品迎来了年内第二轮“破净潮”，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再次出现萎缩。

然而，我国财富管理市场长期向好的态势并未改变。展望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迎来复苏的确定性较强，投资者情绪有望得到提振。由于前期被赎回的资金大多以表内存款等方式进行暂时性避险，因此随着宏观经济企稳和资本市场回暖，居民收入预期与风险偏好有望稳步回升，前期因市场阶段性大幅调整、客户应激性赎回等因素流失的资金或将逐步回流市场。

二、银行理财运行情况

（一）银行理财政策跟踪

1、规范业绩基准展示，强化风险信息披露

随着资管新规及其配套文件落地实施，银行理财产品在销售时通常用业绩比较基准取代此前的预期收益率，以此来践行“打破刚性兑付”的要求。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银行理财产品在展示业绩比较基准时普遍存在三类问题：一是业绩数据展示过于复杂，部分理财产品在业绩比较基准部分额外展示了“成立以来收益”、“近一个月年化收益”、“七日年化收益”等多维度的业绩数据，这无疑会增加投资者判断产品收益的难度；二是业绩比较基准设定不全面、不准确，部分理财产品没有对业绩比较基准的选择原因、计算方法等进行说明，导致部分投资者误将业绩比较基准认为是此前的预期收益率，从而产生理财产品“刚兑”的错觉；三是业绩比较基准设定过于晦涩难懂，部分理财产品过于强调业绩比较基准设定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导致投资者难以理解，这偏离了监管部门要求理财机构设定业绩比较基准的初衷。

此外，从银行理财产品的运作来看，业绩比较基准与投资者预期、浮动管理费用的计提密切相关。对机构而言，若采用单一数值或区间数值作为业绩比较基准时，需要较好地平衡投资者预期与浮动管理收益。当业绩比较基准设立较高时，虽然可以通过拉高投资者对理财产品到期收益的预期来提升理财产品销量，但同时也会增大理财产品运作的管理压力，提高浮动管理费用的计提门槛。

在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协会于2022年12月30日同时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理财业务自律规范》（以下简称“《自律规范》”）和《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行为准则》（以下简称“《行为准则》”），对银行理财的业绩比较基准展示及信息披露、风险控制做出要求。

其中，《自律规范》对开展理财业务或销售理财产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了一系列自律要求，是中国银行业协会理财业务自律制度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将为中国银行业协会履行理财业务自律管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从理财机构层面来看，《自律规范》有助于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应对各类风险；从投资者层面来看，《自律规范》敦促理财机构充分披露信息和揭示风险，根据投资者偏好满足多样化投资需求，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保护工作，从而方便投资者对理财产品的选择，保障投资者的投资资金安全。

《行为准则》则从适用范围、展示定义、目标导向、展示要求、实施情况等方面，对产品业绩基准展示明确了底线式的规范，属于理财业务自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产品销售层面来看，规范业绩比较基准展示将有助于充分反映理财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进而缓解理财产品销售过程中的部分乱象；从投资者决策层面来看，向投资者充分披露信息和揭示风险，可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增强投资者对产品性质和特点的判断，有利于充分揭示理财产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信义义务特征。

2、养老业务持续发展，现金管理规模压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决策部署，促进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个人养老金业务发展，中国银保监会于2022年3月和11月先后发布了《关于扩大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范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个人养老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其中，《通知》进一步要求银行理财机构丰富商业养老金融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需求。该文件将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范围由“四地四机构”扩大为“十地十机构”，首批四家理财机构募集资金规模上限由100亿元人民币提高到500亿元人民币。试点范围扩大将加速养老理财产品在各地的推广，为老龄群体提供更多优质的养老理财产品，充分发挥养老理财产品对养老保障的支撑作用，为将来全面推行养老理财产品做出重要示范。

《暂行办法》则旨在加快推进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促进商业银行和理财机构个人养老金业务发展，从而助力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健康发展。该文件对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的发行、销售、托管机构人员激励政策做出了相应规定，对理财机构向行业平台报送信息方面做出了相应要求，银保监会将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理财机构进行持续监管。由于个人养老金制度处于初始阶段，覆盖面大、业务要求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因此对参与的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业务经营、客户服务、风险管理、社会责任等方面均有较高要求。《暂行办法》规定：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一级资本净额超过1000亿元、主要审慎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规定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具有较强跨区域服务能力的城市商业银行，以及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已纳入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范围的理财公司，可以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

另外，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在2021年6月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已于2022年12月31日结束了过渡期。此前，流动性问题一直是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核心问题，因此该文件对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投资范围、投资集中度、流动性、组合久期、估值方法和偏离度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从整改效果来看，各理财机构已按照监管要求积极整改、规模实现平稳有序压降，存续规模都已降低到5000亿元以下，现金管理类产品资金与资产的流动性更加匹配。

（二）银行理财行业数据

1、存续规模增速放缓，业绩基准震荡下行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银行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合计26.52万亿元，与2021年四季度末的25.61万亿元相比，2022年全年仅增长了9056亿元，增速大幅放缓。与三季度末相比，受债券市场大幅回调影响，固收类产品和混合类产品存续规模明显下降，受此影响，四季度银行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环比减少超1万亿元。

从产品结构来看，固收类存续规模相比2021年四季度末增长了1.52万亿元，现金管理类存续规模和混合类存续规模则分别减少了1347亿元和4271亿元；此外，占比较小的权益类产品和商品及衍生品类产品存续规模分别增长了57亿元和213亿元。

从新发理财产品数量来看，2022年全年新发理财产品数量比2021年同期减少了7974款，固收类、权益类和混合类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均出现了明显下滑。从业绩基准来看，除新发混合类产品的业绩基准相对稳定以外，新发固收类产品和权益类产品的业绩基准均较明显低于2021年四季度末，二者分别下降了27BP和73BP。

与新发理财产品数量类似，2022年全年新发银行理财产品初始募集规模比2021年同期大幅减少了2.32万亿元，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和理财子公司新发理财产品初始募集规模均出现了明显下滑。从业绩基准来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和理财子公司新发理财产品的业绩基准均较明显低于2021年四季度末。

2、理财收益大幅下滑，产品期限类型分化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3]，2022年以来，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50款现金管理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持续震荡下行，其中2022年12月的收益率月均值为2.07%。与三季度末相比，现金管理类产品收益率继续下滑49BP，期间还创出了2022年现金管理产品收益率的新低。在现金管理类理财新规发布后，银行现金管理类产品逐步规范底层资产投资运作，产品投资范围有所收窄，转向集中投资货币市场工具，产品收益整体较前期呈现下滑态势。

从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的收益率来看，2022年前三季度总体保持震荡态势。然而，进入四季度以来，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50款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收益大幅下滑。截至2022年12月，过去三个月投资收益率相比三季度末大幅下滑121BP，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率相比三季度末同样大幅下滑145BP。一年投资周期产品的收益率也十分类似，过去三个月和六个月投资收益率相比三季度末分别大幅下滑108BP和166BP。

从银行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的结构来看，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T+0类型理财产品存续规模为7.98万亿元，占比达到了32%；其次是1年-3年（含）、6个月-1年（含）、3个月-6个月（含）、1个月（含）以内和1个月-3个月（含）类型理财产品，上述期限类型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较为接近，存续规模分别为4.01万亿元、3.74万亿元、3.04万亿元、2.74万亿元和2.33万亿元，占比分别为16%、15%、12%、11%和10%；最后是3年以上类型理财产品，存续规模为7115.19亿元，占比为3%。

从变化趋势来看，T+0、1年-3年（含）、6个月-1年（含）类型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占比有所降低，1个月（含）以内、1个月-3个月（含）、3年以上类型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占比均有提升，而3个月-6个月（含）类型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占比相对稳定。

3、“固收+”发行量放缓，业绩基准普遍下行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固收+”产品的新发数量逐季振荡攀升。按月度来看，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固收+”产品发行量在2月和11月均创出了阶段性新低。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固收+”产品发行量在12月迎来了快速反弹。从发行主体来看，理财子公司发行“固收+”产品发行量和占比持续提升，其次是城商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和股份制银行，而国有银行“固收+”产品的发行量保持在极低的水平。

从“固收+”产品业绩基准来看，截至2022年四季度，“固收+其他类型资产”类产品的平均业绩基准最高，达到了3.94%，连续两个季度逆势上扬；其次是“固收+多种资产”、“固收+衍生金融工具”类产品，二者的平均业绩基准均为3.92%，其中“固收+衍生金融工具”类产品的平均业绩基准在四季度同样逆势提升；此外，“固收+收（受）益权”、“固收+非标”、“固收+基金”类产品的平均业绩基准分别为3.84%、3.82%、3.75%，其中“固收+非标”类产品的平均业绩基准降幅最大。

（三）银行理财热点透视

1、产品净值二次破净，摊余成本估值再现

在理财产品全面净值化后，理财产品按资产变现净值进行核算，因此股市和债市的涨跌会直接反映在理财产品的净值变化上。2022年11月以来，债券市场出现大幅调整，由于债券是理财产品的主要底层资产，因此这直接拖累了银行理财产品的业绩表现，造成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大幅回撤。中国理财网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7日，处于存续期的公募理财产品中已经有超过4000只银行理财产品破净，即理财产品的单位净值小于1。事实上，理财产品在2022年3月也经历过破净潮。虽然这两次理财产品赎回现象皆是因资产价格下跌导致净值回撤、破净引发的负债端赎回，但是触发下跌的资产类别不同，两次破净潮分别主要受到了股市和债市大幅波动的影响，因此也就表现为不同类型理财产品破净占比的差异。

11月以来银行理财产品大面积破净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2022年8月以来银行间流动性逐步趋紧，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也逐渐由总量宽松收敛至结构性宽松，且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示M2增速已经相对较高，或暗示央行可能希望逐步引导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上述因素导致资金利率在三季度以来持续走高，也造成债券价格大幅下跌；二是2022年11月以来疫情防控及房地产政策出现了拐点级别的变化，市场对宏观经济有着强烈的复苏预期，债市在中期疑虑强化下表现较差；三是净值化转型下理财产品波动本身加剧，叠加近期的政策催化及流动性收敛，理财产品配置债券过程中出现“产品破净-投资者赎回理财-理财抛售债券-债券价格下降-产品净值加速下跌……”的交易踩踏现象，这也加深了理财产品的破净程度。

面对前期债券市场调整和理财产品大面积破净，多家银行和理财机构密集推出以摊余成本法估值的理财产品，以平滑市场波动，业内多次提及的混合估值法产品也悄然面世。目前，银行理财产品的估值方法主要有市值法和摊余成本法两种。摊余成本法是指在计算理财产品净值时，将产品的到期收益率分摊到每日计算，而市值法是指理财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估值随市场变化波动，因此采取摊余成本法估值的产品，一般情况净值波动较小，收益率看起来更为平稳。截至2023年1月16日，已有华夏理财、工银理财、建信理财、交银理财等在内的多家理财子公司发行了15只以上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的封闭式理财产品，产品期限大多在1年以上。

然而，理财产品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的实施条件较为苛刻。根据资管新规的要求，目前只有三类产品可以使用摊余成本法：一是封闭式产品且严格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合同现金流持有到期，基本符合SPPI测试；二是封闭式产品且暂不具备活跃交易市场，或者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也不能采用估值技术可靠计量公允价值；三是现金管理类产品。因此，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的理财产品很难大量发行。

此外，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的理财产品只能缓解由净值大幅波动引发的交易踩踏，而本轮银行理财产品大面积破净还有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市场波动方面的原因，这是采用摊余成本法也无法克服的。虽然从短期来看，投资者对稳健型理财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理财机构在此激励下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加大发行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的稳健型理财产品，但是从长期来看，在资管新规的不断推进下，全面净值化仍是大势所趋，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的理财产品可能不会成为市场主流。与此同时，在缓解由净值大幅波动引发的交易踩踏方面，投资者教育仍然任重道远，需要监管单位、行业协会和理财机构共同努力。

2、加速拓展代销渠道，积极寻求差异竞争

资管新规落地实施后，理财子公司的成立数量不断增多，其发行的理财产品也逐步成为代销市场的主要产品来源。从被代销产品来看，发行机构为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产品占比达到了89%，而发行机构为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占比仅为11%。然而，由于理财子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渠道资源相对欠缺，因此需要依托代销渠道来提升市场份额，对代销的需求十分旺盛。反观商业银行，在理财产品逐步转移至理财子公司后，自身发行的理财产品数量较少，因此对代销的需求不明显。同时，由于商业银行自身成立时间较长，渠道建设相对完善，可通过原有客户渠道布局市场，因此往往会成为理财产品的代销方。

虽然当前客户基础和销售能力较强的大中型银行仍然是理财子公司的首选的代销渠道，但是下沉市场的理财需求同样十分旺盛，并且布局下沉市场还可以让理财子公司获得与大中型银行代销渠道有所差异的客户群。因此，与下沉市场渠道资源较为丰富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寻求合作也是部分理财子公司的重要选择。此外，民营银行和直销银行主要依靠互联网平台开展业务，突破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制约，未来或将成为理财子公司拓展代销渠道的新方向[6]。

总体来看，国有行理财子公司的代销渠道数量较少，代销渠道类型主要集中在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原因系国有行理财子公司的母行渠道资源丰富，并且国有行理财子公司对代销渠道的品牌建设、投研实力要求更高，选择也更为严谨，因此代销渠道相对局限。相比之下，股份行理财子公司的代销渠道类型明显更加丰富，在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等代销渠道的布局更为积极，可以看出股份行理财子公司正着力于拓展下沉市场，借助上述渠道资源在广阔的县域、农村地区发展理财业务，寻求与国有行理财子公司形成差异化竞争；其中，兴银理财的代销渠道数量最多，在此基础上大力积极提升市场份额，发展态势良好。城商行理财子公司的代销渠道类型相对集中，主要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民营银行和直销银行，原因系城商行理财子公司的整体投研风格相对激进，产品风险等级略高，因此也更加偏好经营风格相对接近的代销渠道；此外，城商行理财子公司相比前两类理财子公司更专注于下沉市场。农商行理财子公司在拓展代销渠道时与城商行理财子公司的风格较为接近，原因也较为相似。

三、信托业运行情况

（一）信托业政策跟踪

1、规范信托业务分类，存量整改设过渡期

近年来，信托业转型发展持续加快、业务形式不断创新，现行信托业务分类体系已运行多年，无法完全适应当前信托业务开展的相关实践，存在诸如划分维度多元、业务边界不清、角色定位冲突和服务内涵模糊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监管部门在2018年出台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对信托业务按照资金信托、服务信托及公益慈善信托的分类模式进行划分，但因为资金信托与服务信托本身存在交叉，通道类事务管理信托等产品仍然面临分类方面的分歧。因此，在2022年2月召开的信托监管工作会议上，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业务分类改革将作为2022年信托行业重点工作推进。

2022年12月30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发布的通知将信托业务划分为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25个业务品种，具体包括：一是资产管理信托，基于资管新规按投资性质不同分为4个业务品种，包括固定收益类信托计划、权益类信托计划、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信托计划和混合类信托计划；二是资产服务信托，按照服务具体内容和特点分为财富管理服务信托、行政管理服务信托、资产证券化服务信托、风险处置服务信托、经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资产服务信托等5小类，共19个业务品种；三是公益/慈善信托，按照信托目的不同分为慈善信托和其他公益信托2个业务品种。

在文件中，资产管理信托与资产服务信托的界限被明确区分：资产管理信托是信托公司依据信托法律关系为信托产品投资者提供投资和管理金融服务的自益信托，属于私募资产管理产品，适用于资管新规；而资产服务信托是指信托公司依据信托法律关系、接受委托人委托并根据委托人需求为其量身定制财富规划和代际传承、托管、破产隔离和风险处置等专业信托服务，不涉及向投资者募集资金的行为，不适用于资管新规。由此可见，该文件的主要分类逻辑之一就是把资产管理信托分离出来，并全面对标落实资管新规的相关要求。因此，接下来的信托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会主要来自于资产服务信托，而不是资产管理信托。

此外，为有序实施存量业务整改，确保平稳过渡，该文件还设置了3年过渡期。过渡期结束后，因实际困难而难以完成整改的，可实施个案处理。在整改过程中，信托公司应当结合自身情况，明确时间进度安排，存量待整改业务规模应当严格控制在2022年12月31日存量整体规模内并有序压缩递减，防止过渡期结束时出现断崖效应。至此，酝酿了一年的信托业务分类调整新政，再次确认了信托业务转型方向和监管思路，对加快信托业务回归本源、促进行业差异化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2、金融支持政策落地，房地产信托降风险

2022年1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做出了六大方面16点明确要求，内容覆盖了房地产的供需两端，且供给端支持政策更为丰富。房企融资支持政策涵盖了除股市融资外的各类融资渠道，包括商业银行贷款、政策性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资产并购以及信托等资管产品融资等。值得注意的是，商业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资产并购支持等在此前已被多次强调，但信托融资在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整中被首次提及。

随着监管部门陆续发布“第二支箭”、金融支持房地产16条、保函置换监管资金等房地产金融支持政策，投资者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有望逐渐稳定。从供给端来看，一系列政策多措并举支持优质房企和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对行业融资政策和资金监管政策进行了结构性松绑，强调“对国有、民营等各类房地产企业一视同仁”，通过并购、风险处置、“保交楼”专项贷款等多方面金融支持政策推动项目交付，稳定市场供给，修复市场信心。从需求端来看，通过施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优化新市民住房金融服务等手段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通过协商房贷展期等调整保护购房者合法权益，充分释放和保障市场合理购房需求，提振市场情绪。

短期来看，存量房地产信托的兑付压力或将有所缓解。目前，房地产信托存续规模高达1.4万亿元，且合作对手多为民营房企，风险敞口较大，对信托公司造成了较大的兑付压力和舆情压力，因此允许存量房地产信托展期对缓解信托公司兑付压力有着重要意义。此外，一系列政策有望改善行业融资环境，降低房企短期流动性压力，加上“保交楼”专项借款、纾困基金、并购贷款等增量资金的支持，房企的违约风险或将明显下降。然而，信托公司在处理房地产项目风险时的主要压力来源于投资者。虽然房地产金融支持政策可以提振房企信心，配合项目正常运营或债务重组等工作，但信托产品在资金端主要依赖于对投资者的募集，因此信托贷款展期属于需要受益人大会表决的事项。由此可见，实现房地产信托产品在资产端和资金端的联动展期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二）信托业行业数据

1、资产余额保持平稳，资本实力不断夯实

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信托资产余额共计21.07万亿元，比上年末的20.55万亿元增加5244亿元，增长2.55%；与2021年同期相比，2022年二季度末信托资产余额增加6297亿元，同比增长3.08%。自2017年行业规模达到顶峰以来，经过连续四年的调整，信托资产余额在2021年首次实现了止跌回升；进入2022年以后，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经济形势明显转弱，信托资产余额在一季度未能延续2021年的回升势头；不过二季度以来，信托资产余额出现了反弹，预计2022年末的信托资产余额较2021年末将继续有所增长。

从信托资产功能结构来看，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融资类信托、投资类信托和事务管理类信托资产余额分别为3.08万亿元、9.22万亿元和8.78万亿元，占比分别为14.59%、43.75%和41.65%。自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以来，投资类信托业务发展明显加快，占比持续提升；而融资类信托规模在监管要求和风险防控压力下，占比不断降低；2017年以来，事务管理类信托在压降通道政策引导下持续萎缩，2022年以后随着信托在风险隔离、风险处置、财富传承等领域功能的不断认识和探索，规模开始企稳回升。

从信托公司经营业绩来看，2022年三季度，信托行业实现经营收入200.06亿元，同比下降25.99%，且固有业务和信托业务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固有业务收入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信托业务收入的下降主要受信托业务结构调整的影响。2022年三季度，信托行业实现利润总额102.79亿元，同比下降36.12%，下降幅度略高于经营收入的降幅。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行业转型发展中的挑战，一方面创新业务布局要加大科技、创新人才等基础性投入，成本费用支出明显增长，但短期利润贡献尚不明显；另一方面由于行业风险资产暴露增加，信托公司加大资产减值计提力度，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盈利水平[7]。

从信托公司资本实力来看，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信托公司固有资产合计8562.88亿元，相比2021年末的8752.96亿元减少190.08亿元，降幅为2.17%；信托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7087.25亿元，相比2021年末的7033.19亿元增加54.06亿元，增幅为0.77%。与信托公司经营业绩明显下滑不同，信托公司固有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始终保持正增长，但从2021年三季度开始季度增速明显回落，2022年三季度则进一步收窄，且环比出现下滑，这也反映出当前行业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盈利能力下降导致资本积累减少、投资吸引力减弱导致增资活跃度降低等挑战[8]。

2、资金结构持续优化，管理财产信托复苏

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集合资金信托的规模为10.94万亿元，同比增长0.38万亿元，增幅为3.63%，延续增长态势；单一资金信托规模在2017年末达到峰值以后，在监管压降通道业务等政策引导下，规模和占比持续下降，2022年三季度末的信托规模为4.08万亿元，同比下降1.04万亿元，降幅为20.35%；管理财产信托规模经过2017、2018年连续两年调整后，自2019年二季度开始重新进入持续增长通道，2022年三季度末的信托规模为6.06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万亿元，增幅27.01%。

从信托资产来源占比来看，截至三季度末，集合资金信托占比51.90%，较上年末提升0.37个百分点；单一资金信托占比19.35%，较上年末下降2.14个百分点；管理财产信托占比为28.75%，较上年末提升1.77个百分点。总体来看，行业集合资金信托持续增长，管理财产信托重回增长通道，单一资金信托持续下降，继续保持“两升一降”态势。

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投向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基金和债券）、金融机构的资金信托规模同比实现了正增长，投向基础产业、房地产、工商企业的资金信托规模则同比下滑。其中，投向证券市场的资金信托规模合计4.18万亿元，同比增长36.80%；投向金融机构的资金信托规模为2.00万亿元，同比增长5.32%；投向基础产业、房地产、工商企业的资金信托规模分别为1.63万亿元、1.28万亿元、3.95万亿元，分别同比下降17.04%、34.20%、13.07%。

从资金信托投向占比来看，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信托业在投向领域保持“两升三降”的态势。一方面，投向证券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资金信托规模分别为4.18万亿元和2.00万亿元，同比保持增长，且占比持续提升。当前，社会理财资金配置由非标类资产向标准化资产转移的趋势明显，信托业在证券投资领域与基金、券商、银行理财等资管同业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投向工商企业、基础产业、房地产领域的规模和占比进一步下降。当前实体经济增速回落，投融资需求有所减弱，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暴露，对信托业务的传统投向领域带来一定影响。

3、信托收益震荡下行，证券投资逆势上扬

2020年以来，先后爆发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导致国内外需求收缩、产业链供给遭受冲击以及市场主体预期转弱，金融市场也因此剧烈波动。总体来看，2020年以来，信托理财产品收益震荡下行。

从资金运用方式来看，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贷款类、股权投资类、债权投资类、证券投资类、权益投资类、组合运用类和其他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6.56%、7.63%、7.30%、6.69%、6.76%、7.40%和7.27%。其中，只有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比2020年初更高，表现出逆势上扬的态势，其他各类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均低于2020年初。

从资金投资领域来看，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投向基础产业、工商企业、房地产、证券市场、金融机构和其他领域的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6.75%、6.30%、7.40%、6.69%、6.57%和6.60%。同样，只有投向证券市场的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比2020年初更高，其他各投向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均低于2020年初。

（三）信托业热点透视

房地产向存量过渡，相关业务亟需转型

前期，监管部门陆续发布“第二支箭”、金融支持房地产16条、保函置换监管资金等房地产金融支持政策，内容涵盖信贷、发债、“保交楼”、资金监管等政策领域，这将对房地产市场形势、房地产信托风险化解与转型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从短期来看，存量房地产信托的兑付压力或将有所缓解，但是房地产行业发展逻辑的巨大变化仍然决定了房地产信托业务转型的必要性。

从资产端来看，房地产行业未来将由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过渡，传统的高周转住宅开发模式难以为继，房企开展业务将逐步向功能型物业转型。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于2022年11月23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明确鼓励信托公司加快业务转型，为商业养老地产、租赁住房建设等提供金融支持。据测算，十四五期间全国70个大中城市预计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总套数1041万套，预计总投资额超过2万亿元。由此可见，信托公司应积极探索布局物业管理、商业养老、住房租赁等新型存量地产领域，发挥资产隔离、资产管理、资产服务等功能优势，打造房地产信托业务新增长点。

从资金端来看，由于房地产信托的资产配置会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转型而发生变化，因此基于资金端和资产端期限匹配的原则，传统的向自然人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传统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未来房地产信托的转型需要。相比之下，股权投资基金、保险、家族信托等资金具有长期限的特点，有望成为信托公司重点拓展的资金来源渠道。

从整个信托业的转型升级来看，资产服务类信托、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展业空间较大，风险也相对可控。服务类信托包括设立财产权信托，发挥受托管理功能，服务债务重组、破产重整、风险隔离等多种场景，也可以为险资提供持有类物业投资管理服务等。在资产证券化方面，信托除传统担任特殊目的载体，还可积极探索作为资产支持证券的受托人、发行人、原始权益人等，持续进行基础资产创新，不断完善产品结构设计，进行全产业链布局。

四、公募基金运行情况

（一）公募基金政策跟踪

个人养老金再加码，公募基金迎“新蓝海”

2022年11月4日，《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正式发布实施，该文件明确了个人养老金运作流程、税收征管要求和投资公募基金业务等具体规定，并对个人养老金业务提出了资产安全性、运作稳健性、投资长期性、服务便利性的基本要求。在制度设计上，该文件充分体现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让利投资者、便利投资者的监管导向。

具体来看，在产品方面，《暂行规定》指出在个人养老金制度试行期间，优先纳入连续四个季度规模不低于5000万元或者上一季度末规模不低于2亿元养老目标基金，进一步拓宽了养老目标基金的纳入范围。此外，待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推开后，将纳入投资风格稳定、投资策略清晰、运作合规稳健且适合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基金中基金等。

在销售和服务方面，《暂行规定》对基金销售机构在经营状况、内控合规、考核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首先，个人养老金基金要求单设份额，只面向个人养老账户的投资者，该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可以豁免申购限制和申购费用，可以对管理费和托管费实施一定费率优惠，同时考虑退休前的财富积累，在收益分配方式上采取红利再投资；其次，为提升老百姓参与个人养老金业务的便利性，《暂行规定》还拓宽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形式，除现金缴费之外，也可以将赎回其他基金份额的销售结算资金转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能够提升个人养老金参与积极性；此外，《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的投资顾问服务管理规范将另行制定，为投资顾问未来参与服务个人养老投资、提供资产配置解决方案预留了空间。

在制度设计方面，《暂行规定》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让利投资者、便利投资者的监管导向。首先，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设置了包括红利再投资、定期分红、定期支付、定额赎回等机制，并强化长周期考核机制；其次，该文件明确个人养老金基金的单设份额类别不得收取销售服务费，可以豁免申购限制和申购费等销售费用，可以对管理费和托管费实施一定的费率优惠；此外，文件还要求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针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设立服务专区，提供账户服务、业务咨询、产品申赎、信息查询、养老投教等“一站式”服务。

《暂行规定》的发布正逢公募基金行业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在制度支持和行业共同努力下，公募基金行业近些年来发展稳健。对于个人养老金来说，《暂定规定》的出台丰富了第三支柱投资产品的供给；对公募基金行业而言，文件的发布对行业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路径，公募基金行业在个人养老金的发展中也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和使命。

（二）公募基金行业数据

1、资产净值环比下降，固收基金相对平稳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末，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达到26.38万亿元，相比2021年末的25.87万亿元增加约8190亿元。其中，封闭式基金资产净值为3.43万亿元，相比2021年末的3.12万亿元增加约3075亿元；开放式基金资产净值为22.95万亿元，相比2021年末的22.44万亿元增加约5114亿元。三季度末以来，受经济形势转弱、股票市场调整和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影响，公募基金资产净值连续3个月出现下滑。

从开放式基金来看，与2021年末相比，货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QDII的资产净值增长明显，而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资产净值则出现明显下滑。截至2022年11月末，货币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资产净值分别为10.68万亿元和4.60万亿元，相比2021年末分别增长1.22万亿元和0.50万亿元；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资产净值分别为2.44万亿元和4.90万亿元，相比2021年末分别下滑0.14万亿元和1.15万亿元。

2、债券基金收益大降，权益基金维持震荡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12月，货币型公募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月均值为1.70%，较三季度末上升0.17%，但是较2022年1月的阶段性高点下降0.53%。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为了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我国货币政策整体较为宽松，无风险收益率明显下滑。进入四季度以来，货币型公募基金在11月创出1.49%的阶段性收益率新低，随后在12月迎来反弹。

从债券型公募基金来看，2022年12月，债券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0.13%，过去三个月涨幅为-0.47%，较三季度末分别环比下降1.90%和下降0.82%。观测过去半年不同时段债券型公募基金的区间收益表现，2022年12月，债券型公募基金六个月区间收益表现创出年内新低，相比年初下滑2.51%；债券型公募基金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虽较上月有所回升，但与年初相比仍然下滑1.79%。

从混合型公募基金来看，2022年12月，混合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9.39%，过去三个月涨幅为-0.61%；与三季度末相比，二者分别下滑5.22%和上升0.27%；相比年初则分别下滑6.01%和上升4.90%。与货币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相比，混合型基金的收益率在年内维持震荡格局，但从9月以来，无论过去六个月还是过去三个月的收益都为负值。

从股票型公募基金来看，2022年12月，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11.57%，过去三个月涨幅为2.09%；与三季度末相比，二者分别下滑2.55%和上升15.41%；相比年初则分别下滑7.16%和上升9.02%。与混合型基金的表现类似，股票型基金的收益率在年内维持震荡格局，但从2012年12月以来，过去六个月的收益始终为负值。

（三）公募基金热点透视

强化核心竞争力，逐鹿“万亿”级养老市场

据测算，随着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正式落地，短期内或为资管行业带来约1.24万亿元的增量资金；从中长期来看，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业务建设至成熟期有望为资管行业带来总计18-26万亿元的增量资金。作为资管行业的重要参与者，公募基金在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时有着独特的优势，或也将迎来“万亿级”业务增长空间。个人养老金业务对于公募基金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养老投资的时间跨度较长，因此可以通过公募基金承担一定的波动来争取更好的长期收益率。从国内经验来看，截止到2021年底，我国社保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为8.30%，其中约66%的规模采用委托投资的形式来运作，而公募基金就是委托投资的重要选择。另一方面，结合此次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政策来看，对于符合税收优惠的群体，投资期限越长，积累的投资收益越高，可以获得的税收优惠也越多。公募基金行业的产品布局、业务范围更广，在团队建设、制度规范、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社保和年金管理等领域均深耕多年，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在养老场景下，有望更好地实现投资人的收益目标。

逐鹿个人养老金业务的万亿“蓝海”，公募基金如何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显得十分关键。对于公募基金而言，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产品力和渠道服务力。从渠道服务力来看，银行作为资金账户的开户机构和产品销售机构，未来预期将在个人养老金业务中发挥较为核心的角色地位，银行系基金公司可以与母行在客群、优质产品、投研策略、投顾服务、系统对接等多个领域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从产品力来看，虽然银行系基金公司在渠道服务力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商业银行作为销售机构，将从全市场优选符合个人养老金投资要求的养老目标基金，以丰富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因此在产品力方面，银行系基金公司和其他基金公司面临着同样的竞争格局。

此外，为更好地向不同风险偏好的客群提供不同策略产品，基金公司还应在投资范围、申赎模式、运作模式等方面进行产品创新。首先，可以考虑扩充养老目标基金的投资范围，将公募REITs、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衍生品纳入，丰富投资标的，为大类资产配置提供更多工具；其次，优化目标日期基金转型后的相关安排，借鉴成熟经验将定期支付内嵌在养老目标日期转型后的产品中，给退休后的投资者提供稳定现金流；此外，投资策略可以更加多样化，例如可考虑开发以指数基金和ETF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养老目标基金，可将ESG投资策略植入养老目标基金中，或将经典的CPPI策略与养老目标基金结合等。

五、私募基金运行情况

（一）私募基金政策跟踪

私募备案新规出台，“扶优限劣”分类管理

2022年12月30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通知，就《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指引公开征求意见。从修订思路看，该文件对现行碎片化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整合、重构，并就管理人基本经营要求、出资人要求和高管人员要求等实践中问题比较集中、亟待明确的重要事项，分别起草指引进一步细化业务标准，推动私募基金自律规则的规范化、科学化、体系化。

一方面，文件在遵循私募基金法律法规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围绕行业突出问题，本着治标与治本相结合、风险防范与规范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围绕出资人诚信水平、机构治理健全性、股权架构稳定性、人员配备专业性、履职能力持续性和过往行为记录合规性，适度提高登记备案规范要求，严把行业入口关；另一方面，文件充分落实“扶优限劣”、分类管理，体现对创投基金的差异化安排，为合规守法的“真私募”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环境。

本次的新政对私募行业影响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明确和提高了私募管理人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登记出资门槛，提高了抗风险能力；二是对出资人诚信水平、公司治理健全性、股权架构稳定性、人员配备专业性和履职能力持续性等提出更高要求，私募管理人的管理团队须具备专业能力和资产管理经验；三是加强私募机构自律管理，针对违规行为设置了由轻到重的体系化自律管理措施，加速不良私募机构和行业风险出清。

（二）私募基金行业数据

1、私募管理家数减少，新增产品备案平稳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末，我国私募基金证券管理人共有9023家，股权、创业管理人共有14303家，其他管理人共有332家，相较三季度末分别减少77家、327家、58家；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共有9家，自2020年7月以来保持不变。从结构上看，股权、创业私募管理人和证券管理人占据主体，二者共计23326家，合计占比98.56%。

从私募基金管理规模来看，2018年以来，私募基金管理规模总体上保持增长。截至2022年12月末，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达到20.03万亿元。其中，证券管理规模为5.56万亿元，股权、创业管理规模为13.77万亿元，其他管理规模为6913.61亿元，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规模为52.81亿元。从结构上看，股权、创投管理规模和证券管理规模占据主体，二者合计达到19.33万亿元，占比96.52%。

从新增私募产品备案数来看，2022年10月-12月，新增私募产品备案数分别为1418款、1755款和2305款。其中，10月新增证券产品备案数、股权、创业产品和私募资产配置类产品备案数分别为1083款、336款和1款，而其他产品备案数减少了2款；11月新增证券产品和股权、创业产品备案数分别为1514款和274款，而其他产品备案数减少了33款；12月新增证券产品和股权、创业产品备案数分别为1700款和632款，而其他产品和私募资产配置类产品备案数分别减少了26款和1款。

2、区间收益震荡反弹，复合策略相对稳定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10]，2022年12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3.00%，近三个月涨幅为2.14%。其中，过去六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三季度末继续下滑，过去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三季度末有所反弹。与2021年末相比，复合策略私募基金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基本持平，但六个月区间收益表现大幅下滑。

从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来看，2022年12月，股票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6.21%，近三个月涨幅为2.02%，过去六个月和过去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三季度末均有所反弹。与2021年末相比，股票策略私募基金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基本持平，但六个月区间收益表现大幅下滑。

六、券商资管运行情况

（一）券商资管行业数据

1、资管规模总量下滑，新发展动能逐渐形成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券商资管规模合计7.90万亿元，相比2021年末减少3366亿元，降幅为4.09%。其中，券商集合资管计划规模为3.94万亿元，相比2021年末增长2927亿元，增幅为8.02%；券商定向资管计划规模为3.38万亿元，相比2021年末减少6587亿元，降幅为16.32%。

从总量上看，作为通道业务重灾区的券商定向资管计划规模持续压降，而券商集合资管计划规模已经高于定向资管计划规模，这意味着新的发展动能正逐渐取代旧的发展动能。展望未来，券商资管业务将持续回归财富管理功能本源，行业也将由此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2、产品数量止跌企稳，集合计划占比提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券商资管产品数量合计18522款，其中券商集合资管计划、券商定向资管计划和证券公司私募子公司私募基金分别有6921款、10390款和1211款。与2021年末相比，券商资管产品数量增加650款，增幅为3.64%；券商集合资管计划、券商定向资管计划和证券公司私募子公司私募基金分别增加736款、减少243款和增加157款，增幅分别为11.90%、-2.29%和14.90%。

从券商资管结构来看，截至2022年三季度，券商集合资管计划、券商定向资管计划和证券公司私募子公司私募基金占比分别为37.37%、56.10%和6.54%。其中，券商集合资管计划占比自2020年以来持续提升，券商定向资管计划占比则自2020年以来持续下降，而证券公司私募子公司私募基金占比保持相对稳定。

（二）券商资管热点透视

抢抓公募发展机遇，券商资管持续扩容

券商资管机构进军公募业务是我国财富管理市场扩张的必然结果。从国际资管机构业务构成来看，公募的市场规模大约是私募的10至30倍，虽然私募机构小而美，但公募市场显然有着更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公募基金牌照放开，设立资管子公司进而申请公募牌照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了券商资管的重要选择。2022年12月30日，证监会核准中信证券设立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资管”）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并核准中信证券资管作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从事境外证券投资管理业务。这是继国金证券、申万宏源、万联证券之后，2022年第四家获批资管子公司的券商。

截至2022年末，证券行业资管子公司数量已增至25家。券商纷纷成立资管子公司，旨在推进资管业务板块转型，在大资管格局中抢占市场地位，同时也是在《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出台后，抢抓布局公募资管业务的重要时间窗口。该文件要求同一主体或受同一主体控制的不同主体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2家，其中控制基金管理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1家，这意味着公募持牌数量限制被适度放宽，券商资管子公司正稳步扩容。

从券商业务构成来看，券商此前开展资管业务更多是为了获取业务增量，而在财富管理浪潮到来的当下，资管业务已经逐步成为券商的主要业务板块之一。因此，越来越多的券商把资管业务部门划分出来成立子公司，子公司在开展业务的便利性、灵活性、合规性方面有显著优势，因此券商通过成立资管子公司，可以更好地开展资管业务。当前，券商资管公募业务提升仍有较大空间，仅东证资管和财通资管的公募业务占比超过50%，其余券商及资管子公司的公募业务渗透率在20%左右。因此在设立资管子公司后，拿下公募基金牌照也成为众多券商资管业务的战略重点之一。

七、保险资管运行情况

（一）保险资管行业数据

1、资产总额持续增长，全年发行同比微降

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保险公司资产总额总体上保持震荡增长态势，在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国内外冲击下保持稳定，体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截至2022年11月末，保险公司资产总额合计26.94万亿元，相比2021年末增长2.05万亿元，增幅为8.24%。

此外，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新发保险资管产品共计758款，较去年同期的800款下降5.25%。从四季度来看，四季度新发保险资管产品共计145款，与三季度的200款相比下降27.50%，相比去年同期的202款下降28.22%。其中，2022年11月新发保险资管产品43款，创造了2022年5月以来的单月发行量新低。

2、资金运用余额攀升，债券投资占比扩大

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变化主要受投资余额的影响，二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同步，而银行存款余额则维持稳定。截至2022年11月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24.80万亿元，相比2021年末增长1.57万亿元，增幅为6.78%。其中，投资余额为22.02万亿元，占比88.79%，较三季度末继续提升0.44个百分点；银行存款余额为2.78万亿元，占比11.21%。

从投资余额的构成来看，2020年以来，债券投资余额占投资余额的比重持续提升。截至2022年11月末，债券投资余额占投资余额的比例为46.02%，较2021年末继续提升2.02个百分点；股票和证券投资余额占投资余额的比例为14.46%，较2021年末提升0.14个百分点，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他投资余额占投资余额的比例为39.52%，较2021年末下降2.16个百分点。

（二）保险资管热点透视

财富管理空间广阔，积极谋求公募牌照

当前，我国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日益增长，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空间广阔，公募基金行业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虽然保险系公募基金已发展多年，但整体发展势头称不上强劲，这主要受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保险系公募基金成立时间普遍较晚，在优秀投资经理等团队配置上有所欠缺；二是保险系公募基金多脱胎于保险资管公司的公募事业部，在运作方式、决策效率等方面还不够灵活。

2022年8月，银保监会正式发布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再次明确保险资管公司可以投资设立公募基金等子公司，这为保险系公募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保险资管开展公募基金业务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按照现有规定，保险资管公司持有公募基金等具有较高流动性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50%，这解决了公募基金设立初期的募资难题；另一方面，险资的大规模、长周期资金投资能力，在绝对收益获取、大类资产配置和风险管控方面可为公募基金子公司赋能。

2023年1月18日，保监会网站公布批复文件，同意中邮人寿筹建中邮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至此，国内保险资管机构扩容至33家。回顾2018年以来保险资管机构的扩容之路，主要表现为外资机构在金融扩大对外开放背景下获批保险资管牌照以及大型保险机构旗下原有另类投资平台转型为保险资管机构。展望未来，在财富管理发展浪潮的推动下，保险资管机构或仍将持续扩容。

注：

[1]统计结果与往期报告差异系后期补充产品数据或调整统计口径所致，请以最新日期报告为准。

[2]统计结果与往期报告差异系后期补充产品数据或调整统计口径所致，请以最新日期报告为准。

[3]晋商银行&普益标准. 晋升财富-普益标准中国财富管理收益指数月刊（2022年12月）[R]. 晋商银行&普益标准, 2022.

[4]注：历史数据与往期报告差异系后期补充产品数据所致，以最新日期报告为准。

[5]注：“固收+权益资产”类产品在2月、4月、5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的发行量为0，“固收+收（受）益权”类产品在6月的发行量为0，因此无可供参考的业绩基准。

[6]秦婧, 黄诗慧, 赵伟. 2022年银行理财市场大盘点[R]. 普益标准, 2023.

[7]王玉国. 2022年3季度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R]. 中国信托业协会, 2022.

[8]王玉国. 2022年3季度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R]. 中国信托业协会, 2022.

[9]注：历史数据与往期报告差异系后期补充产品数据所致，以最新日期报告为准。

[10]晋商银行&普益标准. 晋升财富-普益标准中国财富管理收益指数月刊（2022年12月）[R]. 晋商银行&普益标准, 2022.

[11]注：历史数据与前期报告差异系后期补充产品数据所致，以最新日期报告为准。

注明来源：普益标准 ID：pystandard

微信生态从业者中，35岁以下青年人群占比较高，总体在56.8%左右。其中小程序开发 者和小程序服务商从业人员中青年占比达到73.4%和67.1％。

进入微信生态就业的青年人员既有以往已经就业创业的人员，也有在校生群体，还有失 业人员、农民等。专业背景覆盖多个学科，其中理科类占比最高（28.7%），另外文史 类、经管类、工科类等专业也有较高比重。

数字生态为青年创新创业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很多青年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小程 序等实现了创业，并成为就业收入机会创造的重要力量，测算发现平均每个创业项目拉 动就业收入机会8.44个，平均拉动青年就业收入机会5.96个。70.4%的青年创业项目中 员工都是青年人。

截止到 2023 年 1 月 30 日，IT 桔子共收录全球独角兽 1400 家。

从数量分布来看，独角兽企业的洲际数量呈现「北多南少、两极分化」的特点，集中分布在北美洲、亚洲、欧洲等赤道以北的大洲。其中北美洲聚集着最多的独角兽企业，共计 679 家；亚洲以 501 家独角兽企业略逊于北美洲；欧洲独角兽企业的数量相近于北美洲与亚洲的差值，共有 162 家；余下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分别仅有 25、8、4 家独角兽企业。

来自： 胡润百富

2022 年中国生物医药行业总计 57 家中国生物医药公司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完成 IPO。其中A股上市49家、H股＆家，分别募资 749 亿人民币、36.38 亿港元。美股 无企业成功上市。2022 年IPO 总金额和企业数量较 2021 年度出现较明显下滑。

然而，作为 IPO 主力的科创板，仍表现出了“逆境而上”的趋势：科创板平均 单次 IPO 融资额 20 亿元，较 2021 年单次融资额（17 亿元）有显著提升，涨幅约 18%；再融资共40起，累计融资总额约598 亿元，与2021年（47起，589 亿元）相 比金额稍有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二级市场对于 IPO 企业的“信任度〞持续稳态 并略有提升。

2022 年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一级市场共发生 463 起融资事件，除 61 家未披露融资 金额外，剩余 335家生物医药企业总融资额为 770 亿 4084.0万人民币，其中221号 生物医药研发企业累计294 起融资事件的融资额占比为 66.62%。

中国1类新药临床在研品种总计2104个，与2021年（1586个）相比增长明显：肿瘤仍为主打领域，同时也获得最高的融资关注度。“新冠〞靶点及相关品种“淡出 视野”，眼科、神经领域成为后起之秀。2022 年研发投入 TOP100企业研发投入保持相对稳定，融资紧缩尚未明显影响到 金业的研发投入及支出。

2022 年，二级市场对生物医药企业的投融资热度降温，总计 57 家中国生物医药 公司在中国和香港二地完成 IPO，美股无企业成功上市。其中 A 股上市 49 家(科创 板上市 23 家，创业板 21 家)、H 股 8 家、分别募资 749 亿人民币(科创板募资 466.15 亿人民币、创业板 253.91、主板 21.71 亿元、北证 7.22 亿元)和 36.38 亿港元。相比 2021 年 89 家企业成功上市并累计获得约 1400 亿人民币的总募集金额，2022 年在 IPO 企业数量和融资总额上均出现较大下降，降幅分别为 36%和 44%。

科创板仍然为医药企业 IPO 主力板块， 2022 年共计 23 家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在科 创板上市，IPO 累计融资金额约 466.15 亿元。其中，3 月和 8 月为单月 IPO 数量之 最，包括荣昌生物、联影医疗等 5 家企业登陆科创板。2022 年 8 月，企业上市募集 资金累计 146 亿元，创单月上市募资之最，当月上市企业联影医疗上市融资达 109 亿 元，为 2022 年登陆科创板生物医药企业最大 IPO 融资事件。相比 2021 年 34 家企业 累计约 577 亿元的总募集金额，2022 年在企业数量和融资总额上均出现下降，降幅 分别为 32.35%和 19.21%。但从平均单次 IPO 融资来看，2022 年 23 家企业平均单次 IPO 融资额约为 20.27 亿元，较 2021 年的 16.97亿元有所提升(上涨幅度 19.45%)。

绿色技术可以让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减少碳足迹。这些技术日益发展并提供越来越多的经济机会。

贸发会议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表示，这一波新的技术变革浪潮，对全球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发展中国家必须从这场技术革命中发掘更多价值，以发展经济。

她说：“若因政策关注不足，或缺乏针对性的投资提升能力建设而错过这一技术浪潮，这将（对发展中国家）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

市场日益壮大，技术差距越发明显

贸发会议估计，2030年，报告内涵盖的17种前沿科技可以创造超过9.5万亿美元的市场。这是大约目前印度经济规模的三倍。不过，如今发达经济体掌握了多数机会，进一步拉开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距离。

发达国家的绿色技术出口总额从2018年的约600亿美元，跃升至2021年的1560亿美元以上。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仅从570亿美元，增至约750亿美元。短短三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出口绿色技术的份额，从高于48%降至不足33%。

贸发会议分析显示，发展中国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才能受益于新机会，进入更多样化、生产力水平更高、竞争力更强的发展轨道。以往技术革命的经验说明，越早适应的经济体，发展越快，优势也更持久。

应用前沿技术，发展中国家尚欠火候

报告中的“前沿技术准备度指数”显示，大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能力使用包括庄闲网络娱乐平台进入 、无人机、基因编辑、纳米技术、太阳能在内的前沿技术。

报告预计，2030年，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绿色氢能等绿色前沿技术，市值将达到2.1万亿美元，是目前的四倍。届时，电动汽车的市场收入可能增长五倍，从目前的1630亿美元上升至8240亿美元。

上述指数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部署、技能、研发活动、行业活动和融资渠道考量，对16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名。目前主导榜单的是高收入经济体，比如美国、瑞典、新加坡、瑞士、荷兰。

不过，一些亚洲经济体已经实现了一些重要的政策改变，它们的表现超出基于人均GDP的预期。其中，印度仍是表现最出色的国家，排名较预期高出67位。其次是菲律宾（超预期54位）及越南（优于预期44位）。

上述指数显示，使用前沿技术尚欠火候的国家，来自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们有可能错失当前的技术机会。

政府须继续大力支持

贸发会议技术和物流司司长夏米卡·斯利曼尼表示，为受益绿色技术革命，发展中国家需要针对绿色技术制定积极的工业、创新和能源政策。

斯利曼尼说：“发展中国家需要主动进取，将此视为当前急务，提出正确的政策回应。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当前紧迫、相互关联全球的危机时，应采取战略性的长期行动，培养创新和技术能力，以刺激可持续经济增长，并提升应对未来危机的韧力。”

贸发会议呼吁发展中国家政府调整环境、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政策，优先投资于更绿色、技术含量更高的行业，并提供激励措施，将消费者需求转向更环保的商品，以及增加研发投资。

此外，发展中国家急需提升技术技能，增加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填补大小企业之间、城乡之间的连通性差距。

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至关重要

不过，发展中国家难以靠一己之力善用绿色技术。其国内政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过国际贸易进行的全球合作。因此，现有贸易规则必须革新，确保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以应对气候变化。

报告指出，国际贸易规则应允许发展中国家通过关税、补贴和公共采购来保护新兴绿色产业。这样它们不仅可以满足当地需求，还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使出口更具竞争力。

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转移绿色技术的支持力度。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国家得以在未经专利持有人同意的情况下，生产并供应疫苗。报告建议援引相关的原则，让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更快获得关键的绿色技术。

报告提出，国际贸易和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则，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帮助它们制定有利新兴行业的产业和创新政策，推动新的绿色技术行业兴起。

报告同时呼吁，制定相关国际计划保证绿色产品采购、协调跨国绿色科技研究、进一步支持地区间绿色技术和创新中心，并设立多边基金助力绿色创新和国际协作。

2020-2023届高校毕业生中有11.68%在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创业，这意味着高校毕业生每10人中，就有1人进入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创业，且占比将逐年提高，就业创业总体满意度达88.17%。

报告预测，到2030年，数字经济将带动就业人数达4.49亿，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2834.98万个，与2021年相比预计增加1200多万。数字经济将阶段性成长为新就业岗位的“孵化器”和“蓄水池”，“平台型就业”，“生态圈就业”逐步成型。

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青年创业发展，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泽平宏观联合开展青年创业专题研究。

中国创新创业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创业数量可观、创投活跃度高、创服机构同步跟进，整体创业生态优良。（1）创业数量：2021 年中国新设市场主体超 900 万家；（2）创业质量：2021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居世界第二，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超 160 家；（3）创投机构：2020 年创投机构资本超 1.1 万亿元，但种子期等前期投资比例较低；（4）创服机构：2021 年孵化器数量超 6000 家，江苏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位列全国第一。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和泽平宏观研究团队于 2022 年 7 月联合开展问卷调查。基于 8520 份调查问卷，我们从青年创业者的基础特征、创业资金、创业驱动力、创业现状、面临困难、典型人群六方面刻画中国创业青年群体画像。（1）专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创业者占比超九成；（2）近七成青年创业者启动资金低于 10 万元，多数来源于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3）首次创业人数占七成以上，31 岁及以上青年创业者半数有二次及以上创业经历；（4）超过九成青年创业者选择个人独资、合伙创业形式，家庭创业占比较小；（5）创业资金、社会资源和知识储备是青年创业主要面临的三大困难；（6）创业税收优惠政策和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是青年创业者的两大诉求；（7）超半数大学生创业者参加过创业大赛，具备一些初步的创业理论知识。

基于广州、青岛、重庆、郑州、沈阳五地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1）广州市注重打造 “创新工坊、青创营、青创班、领航班” 四大培训品牌，针对不同人群分类培训，助力创业；（2）青岛市实施青创先锋贷，强化升级 “团银协作” 模式，提升创业金融支持，发放的创业各项补贴总额位居全国前列；（3）重庆市打造重点创业帮扶品牌项目 “青锋计划”，以“创业资金 + 导师辅导” 服务模式，解决青年创业初期融资难题；（4）郑州市组建创业导师服务站，五方面措施支持青年返乡创业；（5）沈阳市打造 “五位一体” 的创业导师队伍，助力青年创业，青年可根据自身情况，运用 “自选菜单模式” 选择导师。

基于现有创业理论和国内外相关创新创业测度研究及数据获得性，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创业结果三个维度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共涉及 17 个具体指标。在 2021 年指标体系中，指标的最大权重与最小权重差值达 15%；2022 年，我们对整个指标体系权重进行均衡性调整，缩小指标权重间的差距，减少极端权重指标，重新计算各指数。以 2015 年为基期，2015-2021 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由 100.0 升至 171.0，其中，创业环境指数由 100.0 升至 159.3，企业家精神指数由 100.0 升至 160.6，创业结果指数由 100.0 升至 368.9。2021 年创业结果指数较 2020 年大幅上升，主要是 2021 年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和技术市场投资等活跃度持续上升。

我们选取 199 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各城市的青年创业发展指数对城市进行排名，评选出 50 座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从整体看，北京、深圳、上海在 2021 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中名列三甲，一线城市、发达省会城市及东部发达地级市的创业发展指数排名明显居前。从创业环境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靠前；从企业家精神看，深圳、北京、苏州位列前三位，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样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从创业结果看，核心城市以及发达都市圈受创业者青睐，城市集中效应显著，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区位优势明显。

为进一步促进青年创业发展，我们建议：宏观上，（1）以落实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振微观主体信心，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环境。（2）启动以新基建为领衔的扩大消费投资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并引导青年创新创业新方向，为中国创新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至高点创造基础条件。微观上，（1）各地可设立针对乡村创业的组织，统筹构建乡村创新创业 “新生态”，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2）各地政府可运用自身的优质资源，经常性组织青年企业家论坛、企业管理分享会等活动，给予青年创业者与行业大咖更多的交流机会，助力创业企业高速发展。（3）各地知识产权局可开通创业发明专利申报绿色通道，提升申报效率，制定关于青年创新创业快速预审通道的针对性政策，缩短专利审核周期，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和程度。（4）各地创新创业部门可联合相关部门整合当地的创业扶持政策，共同打造地区创业“政策通” 平台，推动平台政策找人、政策匹配等服务。（5）针对来自港澳台的创业青年群体，可搭建国家级港澳台青年创业公共服务平台，为其来中国内地创业提供 “一站式” 服务。

一、创业发展现状

（一）创业数量：新设市场主体超 900 万

（二）创业质量：独角兽企业数量世界第二，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超 160 家

（三）创业投资：创投机构资本超 1.1 万亿元，但种子期等前期投资比例较低

（四）创服机构：孵化器数量超 6 千家，江苏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全国第一

（一）基础特征：专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创业者占比超九成

（二）创业资金：近七成青年创业者启动资金低于 10 万元

（三）创业驱动力：未找到理想工作和家庭朋友的经历或支持是青年创业的两大动机

（四）创业现状：超半数青年创业者盈亏存在波动，七成青年创业者三年内开始盈利

（五）面临困难：创业资金、社会资源和知识能力储备是青年创业主要面临的三大困难

（六）典型人群：超半数大学生创业者参加过创业大赛，高管创业者主要出身民企

（一）广州市：打造四大培训品牌，推动创业项目与产业融合

（二）青岛市：强化升级 “团银协作” 模式，提升创业金融支持

（三）重庆市：依托 “青锋计划” 沃土，培育山城青创工程

（四）郑州市：率先成立孵化载体行业协会，在创业环境等五方面支持青年返乡创业

（五）沈阳市：打造 “五位一体” 的创业导师队伍，多元化资源扶持创业

（一）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二）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一）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二）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2014 年随着 “双创” 战略的实施，我国步入创新驱动发展、创业带动就业的新阶段。各行各业涌现出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有效激发整体社会活力，其中，发挥创业对就业的倍增效应和对稳定社会就业尤为重要，利用创业动力激发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前沿领域布局、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带动乡村振兴。青年是 “双创” 战略的主力军，是科技、经济、文化领域创新创业创优的最大动力。为做好青创工作，我们需要深挖青创的难点与需求，针对性地提供多方位的帮扶，完善人才引进政策，营造优质创业环境，提升青创项目的生存力、发展力、竞争力，从而推动整体社会经济转型，将创新作为发展引擎。

2018 年以来，大众创业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推进。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2021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要求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022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支持自主创业，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关政策，汇集优质创新创业培训资源，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税费减免等政策。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双创” 升级版，进一步推进青年创业发展，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泽平宏观联合开展青年创业专题研究。课题组于 2022 年 8 月对广州、青岛、重庆、郑州、沈阳进行实地调研。从创业环境、创业精神、创业结果三方面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以此分析中国整体和主要城市的青年创业情况，形成《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2）》。

2022 年，我国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在这一重要进程中，青年创新创业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活力与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2022 年 1-9 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01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91％。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6％，比二季度下降 0.4 个百分点。其中 25-59 岁的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为 4.4%，低于二季度 5.0% 的均值水平。但中央与地方政府齐发力，将保障就业、鼓励创业作为保障民生工作的重要一环，随着 “双创” 环境不断优化，创业活力不断增强，创业带动就业的效果将进一步显现。

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2021 年新设企业超 900 万，同比增长 4%。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2013-2021 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增长 155.2%，其中，新设企业数量增长 261.6%，我国市场主体数量从 2012 年的 5500 万户增加到 1.54 亿户，活跃度稳定在 70% 左右。个体工商户作为群众直接开展经营活动的一类特殊市场主体已经发展到 1 亿多户，市场主体规模进一步壮大，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释放。

从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看，福建、江苏、江西、海南等省份创业活跃度较高，甘肃省较低。根据各省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及人口，计算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表征创业活跃度。福建省创业活跃度最高，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达到 499 个，较去年数量最高的江苏省多了 95 个。原因在于近年出台了多项保市场主体相关政策，切实帮助市场主体激发活力。2021 年连续三年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减税降费 263 亿元；继续推进 “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大幅提高市场主体办事的便利度。而甘肃省排名则相对靠后，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不及江苏省的一半，主要是因为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2021 年甘肃省 GDP 在 31 个省级行政区排 27 位，人均 GDP 排名末位，因此创业活跃度较低。

（二）创业质量：独角兽企业数量世界第二，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超 160 家

独角兽企业的产生是科技进步和创新全球化的产物，往往会带动所处行业快速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代表着行业的发展潜力与发展方向。因此, 独角兽企业的情况可表征创业质量。国际对独角兽企业的定义是成立时间短（不超过 10 年）、发展迅速（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新生态公司，是创业公司的标杆，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活力的指标。

从总量看，2021 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达 168 家，仅次于美国。根据 CB Insights 统计，截止 2021 年 9 月底, 全球共有 832 家独角兽企业，中国有 168 家，占比 20.2%，仅次于美国的 417 家，中美两国联手贡献全球近 70% 的独角兽企业，维持以往 “两超多强” 的格局。独角兽企业利用 “新科技” 和“新业态”快速迭代发展，代表着我国新经济发展水平。近年来，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稳居世界第二，说明我国新经济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已经得到国际资本的相当认可，有望成为引领我国经济整体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

从行业分布看，中国独角兽企业所处行业以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汽车与交通为主，占比分别为 19.2%、10.9%、9.6%。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发展迅速，截止 2021 年 9 月，亚洲的 43 家电商独角兽企业中有 30 家来自中国。中国电商独角兽企业代表行云集团，在 2021 年第二季度以 6 亿美元融资额跻身全球电商领域融资规模 TOP 5。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企业代表是地平线、思谋科技。另外，汽车与交通是中国独角兽企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另一个行业，其中包括：新能源汽车领域代表企业威马汽车，自动驾驶领域代表企业纵目科技，充电服务设备设施领域代表企业特来电等。

从地域分布看，中国独角兽企业分布于 20 个城市，前四名的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其独角兽企业数量占全国的 83%，估值占 88%。具体来看，北京市拥有最多的独角兽企业，为 61 家，其中，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移动通信和教育科技行业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40%、52.9%、64.3%、66.7%。上海市则拥有 39 家独角兽企业，主要在汽车与交通行业具有重大影响力，其占全国的比重为 60%。

科创板企业情况可以表征国内创业企业质量。科创板主要面向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和高成长型企业，是创业公司的标杆，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创业市场活力的指标。从总量看，2021 年，科创板新增上市企业 162 家，较 2020 年的 145 家上升 11.7%，市值由 2019 年底的 0.87 万亿元增至 2021 年底的 5.6 万亿元。科创板立足于服务 “硬科技” 企业，落实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为科创企业量身定制上市、发行定价、并购重组、再融资、股权激励等制度，为 “硬科技” 的成长发展提供沃土。

从地区分布看，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省市依旧汇集大量优质科技创新型企业。2021 年江苏省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为 29 家，位居全国第一；广东、上海、北京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分别为 28 家、22 家、17 家，分别位居第二、第三、第四。从行业分布看，2021 年科创板上市企业以医药生物、机械设备、电子等行业为主。2021 年在科创板上市的医药生物企业占比为 23%，位居第一；其次是机械设备、电子行业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19%、17%，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医药生物主要产品类型包括基因工程药物、疫苗、医疗器械等，代表企业包括春立医疗、康众医疗等；机械设备主要产品类型为农业、工程、石化通用机械等，代表企业包括新锐股份、纽威数控等。

（三）创业投资：创投机构资本超 1.1 万亿元，但种子期等前期投资比例较低

2020 年我国创投机构超 3000 家，管理资本总量超 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自 2005 年发改委等十部委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来，我国已在税收、LP（有限合伙人）、融资渠道、差异化金融支持等多方面建设形成比较完整的创业投资优惠政策体系，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和投资活动迅猛增长。根据科技部统计的数据，截至 2020 年（2021 年数据在报告撰写时还未披露），我国创业投资行业机构数达到 3290 家，管理资本总量达到 1.12 万亿元，管理资本占 GDP 比重达到 1.1%，其中 2003-2020 年管理资本总额年均增长 20%。

创业投资资金主要流向未改变，IT、生物技术 / 医疗科技、互联网及半导体电子设备行业位于资金流入前列，京沪粤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投资最活跃。从行业分布看，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21 年 IT 行业投资项目占比达 26%。IT、生物技术 / 医疗健康、半导体及电子设备、互联网这四大行业的投资数量、投资金额与其他行业差距显著，数量、金额集中度分别达到 70%、62%。值得注意的是，IT、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电子设备行业投资案例数量同比分别增长 71.6%、77.0%、86.7%；从地域分布看，2020 年投资案例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五地合计占全国投资案例总数的 82%。

中国 PE/VC 投资金额低于美国，种子期等前期投资比例较低。结合投中研究院中国数据、PwC/CB Insight、KPMG Global analysis report，2016-2021 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及风险投资（PE/VC）投资案例数从 17142 项降至 9171 项，投资金额从 2278 亿美元升至 2330 亿美元；同期美国投资案例数从 4799 项上升至 13392 项，投资金额从 593 亿美元上升为 3150 亿美元。2020 年起，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PE/VC 投资规模发生大变动。从投资阶段来看，2021 年中国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成熟期投资案例占比分别为 15.2%、21.8%、47.5%、15.5%，而美国各案例占比分别为 30.2%、26.4%、21.8%、9.3%（2020 年），这是因为中国 PE/VC 更偏好扩张期和成长期这类收益确定性较高的项目，对于种子期和初创期创业项目投资意愿相对较低。

（四）创服机构：孵化器数量超 6 千家，江苏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全国第一

2021 年中国孵化器企业数量超 6000 家，在孵企业和团队约 70 万个，孵化器在孵企业年总收入达 1.24 万亿元。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创业孵化器企业数量达 6227 家，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迅速，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达 1287 家。我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于 1987 年在湖北省武汉市诞生，2015 年以来，国内涌现出一批以创新工场、3W 咖啡为代表的创业服务机构，聚合金融、产业、技术和专业服务等创新要素，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根据科技部数据，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从 2001 年的 324 家增长到 2020 年（在报告撰写时科技部还未披露此项 2021 年的数据）的 5843 家，增长了 17 倍。

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和广东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较为集中，占全国总数过半。从省份看，2020 年江苏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达到 200 家；广东省位居第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达到 168 家。从都市圈看，长三角、广东省、京津冀地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布最密集，合计占全国总数的 52%。

“双创”活动在 “大众创新、万众创新” 的政策推动下已发展 7 年，青年创业发展逐渐成熟。青年创业人群的基础特征是什么？创业资金是否充裕？创业驱动力来自什么因素？创业现状如何？创业面临哪些新出现的困难？各类典型人群创业是否有其特点？我们从青年创业者的基础特征、创业资金、创业驱动力、创业现状、面临困难、典型人群六个方面刻画中国创业青年群体画像。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和泽平宏观研究团队于 2022 年 7 月面向青年创业者组织的问卷调查，填写数量共 13574 份，选取符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中 14-35 岁青年定义，剔除对结果产生严重偏差的样本后，共 8520 份，有效问卷占比 70.1%。以 8520 份问卷数据为依据，中国创业青年群体基本画像如下。

（一）基础特征：专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创业者占比超九成

从年龄和职业背景看，19-23 岁的大学在校生、应届毕业生、毕业后待业人员是青年创业主体。年龄方面，19-23 岁合计占比 51.1%，其中 20 岁为创业高峰年龄；职业背景方面，在校大学生占比 51.3%，高校应届毕业生占比 11.8%，毕业后待业人员占比 10.7%，三者合计 73.8%，较去年增加 5.1 个百分点。

从学历层次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青年创业者占比达 90%，较去年增加 4 个百分点。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初中、高中（含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 33.7%、14.8%、15.1%。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创业者数量随着学历上升呈现倒 U 型分布，其中初中及以下占比仅 2.5%，高中 / 中专 7.2%、大专 36.2%、本科 51.2%、硕士及以上 2.9%，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总占比达到 90.3%，较去年上升 4 个百分点，反映出创业者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增长来源于大专创业群体的增加，反映出我国对大专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更加成熟。

从创业行业看，近 70% 的青年创业企业集中在农林牧渔、批发零售、教育文化、体育、娱乐、住宿餐饮行业。其中，农林牧渔业占比 16.3%，批发零售行业占比 16.1%，反映出青年创业者倾向于选择技术和资金门槛不高的行业进行创业，这也符合大多数青年创业者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现状。教育文化行业占比 13.2%，较去年下滑 1.7 个百分点。原因是随着 “双减” 政策出台，教育市场规模缩减，该行业创业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对创业者的吸引力有所下滑。位列第四、第五位的是文化、体育、娱乐业和住宿餐饮行业，分别占比 12.2% 和 12.1%。这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居民在娱乐消费方面的需求日益旺盛，可以吸引更多创业者在相关行业做出贡献。

（二）创业资金：近七成青年创业者启动资金低于 10 万元

创业启动资金方面，近七成青年创业者启动资金低于 10 万元。创业者的启动资金普遍较少，低于 10 万元的创业者占比 69.2%，较去年降低 1.5 个百分点。而创业资金在 10-50 万元的创业者占比为 22%，50-100 万元的占比仅 4%。启动资金金额与选择创业的行业有关，农、林、牧、渔业等行业进入壁垒不高，创业初期所需资金较少，启动资金低于 10 万元的创业者中有 37.5% 从事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行业。

创业启动资金缺口方面，近六成青年创业者资金缺口在 5 万元以内，资金缺口高于 50 万元的青年创业者占比不足 10%。创业者的启动资金缺口集中于 20 万元以下的区间，其中又以资金缺口低于 5 万元的创业者为主，占比达到 56.4%。资金缺口高于 20 万元的不到 2 成，高于 50 万元的不足 10%。整体看创业启动资金缺口集中在 20 万元以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部分创业者资金实力薄弱，所以选择创业资金门槛较低的行业。

青年创业启动资金来源方面，近九成来自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来自创投公司及其他渠道较少，整体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为创业启动资金两大重要来源，75.0% 的创业者利用个人或家庭积蓄作为创业启动资金，通过亲友借贷进行创业的群体占比 14.4%，而借助创投公司和其他渠道资金启动创业的群体占比 10.6%，较 2021 年上升 1 个百分点，但体量仍然有限，说明创业启动资金来源较为单一。

（三）创业驱动力：未找到理想工作和家庭朋友的经历或支持是青年创业的两大动机

首次创业人数占七成以上，31 岁及以上青年创业者中半数有二次及以上创业经历。从总量上看，首次创业人数占比 73.4%，多次创业人数占比 26.6%。从年龄结构上看，有多次创业经历的创业者所占比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其中 31 岁为重要节点，多次创业者占比达到 53.7%，且三次和四次创业者占比达到 20.4%，31 岁及以上多次创业者占比均在半数左右。该现象表明，多数首次创业者因缺乏实际创业经验和相关领域的各种资源，通常首次创业成功率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创业次数的增加，创业经验与相关资源的不断积累，多次创业者相对成熟，可能创业质量更高、创业前景更好。同时，多次创业者的成功，可能也源于创业动机更强，愿意承担更多的试错成本。

“因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创业”和 “家庭朋友的经历或支持” 是青年创业的两大动机。有 30.4% 的青年认为 “因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创业” 非常符合自己的创业动机，有 29.3% 的青年认为 “家庭朋友的经历或支持” 非常符合，“因不喜欢被支配而创业”、“因不满意原来的工作而创业”、“因有之前在创业领域工作的经验而创业”则分别占比 28.2%、27.1%、27.0%。这表明我国目前青年创业人群思想独立，注重实干，对于创业在生活压力层面的影响和创业的现实难度有谨慎的考虑，参考职业背景、家庭背景和工作的预期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来权衡创业决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下部分行业，如餐饮住宿、文化旅游等受负面影响较大，青年更加需要在创业和就业之间理性思考。

（四）创业现状：超半数青年创业者盈亏存在波动，七成青年创业者三年内开始盈利

从创业企业规模与人力看，过半青年创业企业在初期规模显著扩大，多数企业人员数量较为稳定。从创业规模看，创业初期规模显著扩大的创业企业占比 55.6%，市场份额与产品种类也随着规模显著扩大而提高，创业初期市场份额、产品种类大幅提高的创业企业占比分别为 54.5%、58.2%。从创业人力看，创业以来人员较为稳定的创业企业占比 62.2%，以上数据较 2021 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反映出今年创业企业在产品、人力资源方面发展向好，数量规模与人员变动情况稳定。

（五）面临困难：创业资金、社会资源和知识能力储备是青年创业主要面临的三大困难

创业资金、社会资源和知识能力储备是青年创业主要面临的三大困难。46.2% 的受访者认为青年创业面临的最大困难依旧是资金问题，这一数字较去年增加 4.5 个百分点。随着就业压力增大、竞争程度提高、整体经济环境发展放缓，青年创业者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加凸显，仅六成的创业者通过各种渠道筹措到充足的创业资金，青年创业者对于融资难问题的呼声相比往年进一步高涨。这是因为参与调研的创业者有 67.2% 是在校大学生或应届毕业生，自身资金积累微薄。此外，大部分青年创业的行业不受风险资本的青睐。根据 2021 年中国创投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21 年，仅 8.9% 的创投融资金额投入到传统行业，消费和电商零售业分别为 5.57%、4.96%，青年创业者在起步时期难以进入风险资金更青睐的医疗、先进制造行业等赛道，难以仅靠项目优势吸引投资，资金困难较大。26.5% 的受访者认为自身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弱，15.6% 的受访者认为最缺乏相应的知识和能力；除融资难的问题之外，青年创业者还面临着资源匮乏、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等劣势，青创企业在这些方面的竞争力较弱。

创业税收优惠政策是青年创业者最主要的诉求，占比 35.8%。简化政府行政审批流程的诉求占比为 28.9%，青年创业者期待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以助企业提高效率、降低各类成本。创业场地支持的诉求占比为 15.9%，青年创业者希望节省企业的场地开支，为创业群体形成聚集效应提供场所。综合青年创业者的各项诉求，可见核心问题仍是资金困难问题。

融资渠道、融资成本、人才资源获取和创业平台服务能力具有较大改善空间。在青年创业者对于创业环境各要素的评价中，“当地创业者很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当地创业者的融资成本很合理”、“当地获得人才资源的条件很便利”、“当地创业园区、科技孵化器等平台对自身创业成功的帮助很大”四项评分最低，其 “非常符合 + 符合” 评价的占比分别为 56.0%、56.1%、56.4%、57.9%，较 2021 年，青年创业者对创业平台服务能力的诉求超过提高政府处理事务效率的诉求，反映出我国政策端给予创业者便利的落实情况有所进步，青年创业者也逐渐注重依托创业平台提高创业成功率。青年创业项目融资渠道受限，融资成本偏高，从而不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随着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创业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日渐提升，仅 54.7% 的创业者为创业项目招募到足够的人才，目前当地人才输送模式效率不高，仍然无法满足企业需求。本地创业园区和科技孵化器等平台对创业企业的服务支持力度有待提高，从而降低创业者的风险和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促进创新成果和科技成果转化。

（六）典型人群：超半数大学生创业者参加过创业大赛，高管创业者主要出身民企

不同群体的青年创业者在基础背景上的差异导致其在创业中的具体情况、主要困难、解决途径有所不同，为进一步分析各类青年创业者群体特征，深挖各类群体需求，并由此进行针对性分析，我们将青年创业者的创业活动类别细分为大学生普通创业、新兴科技类创业（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下同）、去 / 返回农村创业、高管创业（离开大型公司独自创业，下同）、家族创业（依托家族资源创业，下同）、其他创业等六大类型。

数据说明: 由于细化的各群体样本量不同，因此部分群体的情况会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

1）超半数大学生创业者参加过创业大赛, 具备一些初步的创业理论知识, 但普遍面临缺乏创业资金、人脉和经验的问题。多数大学生创业者在校期间就积极投身于各类创业活动，充分利用校园平台资源，其中，超半数的大学生创业者参加过创业大赛，参加创新创业课程、创业人士讲座的人数占比分别达 27.0%、15.3%，通过多种途径积累创业经验。66.2% 的受访者认为创业资金、人脉和经验是大学生创业面临的最大困难，11.6% 的受访者表示自身能力欠缺，自信心不足，这反映出大学生群体创业与青年创业面临的困难点基本一致。勇敢、坚持、能力是大学生创业所需要的核心品质，在大学生普通创业群体评价中，“勇敢大胆尝试”、“坚持不懈的态度”、“强大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 分别占比 46.5%、20.4%、17.9%。

2）新兴科技类创业者主要来自高等院校、中小企业、科研院所，在技术端有所优势，但仍面临创业资金问题，超六成人认为创业园区、孵化器等创新创业平台对其创业成功帮助大。新兴科技类创业对创业者的自身素养、技术能力、资金人脉等有较高要求，创业前所属单位机构类型为高等院校、中小企业、科研院所的创业者占比分别为 33.1%、24.8%、10.4%。这说明新兴科技类创业者大多出身学界，这也符合新兴科技类创业具有知识、技术门槛的特点。从影响创业最主要的客观原因看，创业资金占 37.1%，同时有 45.1% 的创业者认为资金匮乏是科技创业中的主要难题；创业项目选择在主要客观因素中位列第二，占比 25.2%；创业项目的选择与创业融资过程难易、成果转化效率、政策力度等方面息息相关，把握市场前沿是科技创业中的重点；创业政策占比 21.5%，反映出创业者对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和简化行政审批的诉求。62% 的科技创业者认为创业园区、孵化器等创新创业平台对自身创业有一定的助推作用，提高转化效率和创业成功率，发挥集群效应。

3）半数以上去 / 返回农村的创业者为大学生群体，缺乏好的项目、农村对创业项目的吸纳和承载能力有限是创业者面临的主要困难。56.2% 的去 / 返乡创业者是大学生群体，40.2% 创业者所学专业为农学、经管类专业、电子商务类专业。在去 / 返回农村创业者对于农村创业难度的评价中，除青年创业普遍存在的资金、人力、政策问题外，“缺乏好的项目，农村对创业项目的吸纳和承载能力有限”、“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如办证难、公共服务不足等” 两项分别占比 41.9%、15.0%，因此农村创业的经济基本面需改善。同时有 22.2% 的农村创业者希望政府组织技术培训，27.6% 的创业者希望政府优化简化创业贷款及担保政策。

4）高管创业者主要出身民营企业，离职创业主要原因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近 5 成创业者的创业领域与离职企业所处行业相关。从民营企业离职的高管最多，占比 50.6%，从央企国企和外资企业离职的高管则分别占比为 18.2%、27.1%。高管创业者选择离职创业最主要原因是 “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占比 55.9%，其次是 “追求个人财富增长”（17.6%）。创业者能通过前期积累的人脉资源和业界经验去解决创业中遇到的问题，48.8% 的创业者表示其创业领域和原公司有不同程度的重合，因此其创业的成功率也较高。50.6% 的创业者将离职企业相关经营理念带入创业企业。创业收入方面，58.2% 的创业者表示创业后收入相比之前有所增加。

5）家族创业者在资金、人脉、经验方面有所优势，主要依托家族企业创业，采用家族制式的企业模式，六成创业者有接班计划或已接班。从企业管理模式看，44.3% 的家族企业创业者选择家族制式，其次是现代制度、混合式，占比分别为 23.7%、31.7%。在创业意愿上，69.1% 的家族企业创业者受父母正向影响，且 60.7% 的家族企业创业者会选择继承上一代的企业。因此，家族对创业者影响深远。创业成功率方面，58.0% 的家族创业者认为未来几年内所在企业发展前景较好。

三、典型城市促进青年创业发展的措施

调研城市时，我们综合考量三点：（1）城市行政等级为直辖市、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2）覆盖不同地区；（3）经济总量、营商环境、产业基础情况在区域内具有代表性。最终，我们选择广州、青岛、重庆、郑州、沈阳作为重点调研城市。

（一）广州市：打造四大培训品牌，推动创业项目与产业融合

打造 “创新工坊、青创营、青创班、领航班” 四大培训品牌，针对不同人群分类培训，助力创业。广州市成立由 200 名企业家、创投大咖、高校学者和行业专家组成的青年创业导师团，与知名高等院校深度合作，打造具有特色的培训课程，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青年开展 “创新工坊、青创营、青创班、领航班” 四大品牌培训课，通过探索多部门合作、市区联动办赛机制，塑造 “青创广州” 国际化名片。其中 “青创营” 主要针对大学生和青年群体，邀请创业导师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聚焦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路演、市场开拓等方面，推出青年创业课程。而 “领航计划” 则主要针对青年企业家群体，自 2013 年开展以来，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合作，为创业者提供高站位、宽角度培训课程。1-6 期 “领航计划” 学员调研回访显示，80.28% 的学员反馈培训对自身企业经营有实际帮助。

将 “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 三大创业链条交汇，率先在全国建设公益性青创孵化基地，推动当地青年创业项目与产业链融合。从创业载体看，广州市依托人才工作站、众创空间落实 “广聚英才”，在全市打造 100 个青年众创空间、20 个青年创新人才工作站，实现人才与创新项目的交汇，并依托于此选拔优秀创新人才，提供专项资金支持。例如，微谷众创社区，在 2015 年被授予首批国家级众创空间，打造“微谷系” 创新创业品牌，激发大湾区创新创业活力。从成果转化平台看，广州市聚焦当地 21 个重点产业链，开展 “青链计划” 活动，组织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行业协会、投融资机构等开展对接服务，举办 “投融资路演”“行业资源对接会”“产业交流参观” 等一系列活动，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创新创业导师、投融资机构代表为创业青年分享最新创新创业政策、产业发展形势。此外，广州市还率先在全国建设公益性青创孵化基地，建成全国首家由共青团指导管理的公益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为符合条件的穗港澳青年提供最长 2 年免租入驻期和政务办理、政策对接、项目打磨、培训辅导、投融资对接、宣传推广等 “一站式” 扶持。

以 “青创杯” 为重要抓手，运用 “以赛代评” 的方式遴选优秀青年创业人才。广州市自 2013 年起已举办 8 届 “青创杯” 大赛，累计征集创新创业项目 17831 个。大赛联合主办单位由 3 家增加至 21 家，为参赛青年提供的政策与资源支持不断丰富。赛事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1 年 “青创杯” 第八届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进一步扩大赛事覆盖范围，设置 18 个赛区（包括广州市 11 个区分赛场，贵州省黔南州、毕节市、安顺市分赛区，港澳赛台赛区、“乡村振兴”专项赛、在校学生赛等 18 个赛区） ，遴选出 152 个优质创业项目（团队）在 “中国青创板—广州 U 创版” 挂板。从第八届大赛起，广州已明确通过 “以赛代评” 的方式遴选 50 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为其参赛项目提供 5-10 万元资金支持及配套服务，并为其创业的成果转化提供更多机会。另外，联合广州银行推出 30 亿元专项信贷，帮助青年企业家获得贷款和融资额度逾 10 亿元。据调查，历届获奖项目中，过半在广州市注册公司，超 20 家获奖项目获得国家、省、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448 个优秀项目在中国青创板 “广州 U 创板” 挂板。

通过举办乡村振兴专项赛，开展 “蜜蜂计划” 来培养涉农创业人才，并引入乡村振兴基金，共同促进 “双创” 工作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从涉农创新赛事看，广州市举办 “青创杯” 乡村振兴专项赛，凡涉农创业类的企业皆可报名，共收集参赛项目 87 个。乡村文旅运营、（涉农）农村电商、预制菜等项目得到重点关注。从人才培养看，广州市政府与农村地区文旅企业合作开展 “蜜蜂计划”，选拔 50 名青年人才，邀请乡村振兴行业内的知名学者、专家、企业家及一线三农工作者作为创业导师，通过“专业理论课程 + 乡村产业实训 + 方案设计 + 后续跟踪 + 优秀项目孵化支持” 模式，进行全流程人才培育。培训采取专业课程学习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方式，参加成员分小组进行竞赛来获得导师综合评分。实践锻炼是学员通过轮岗学习，熟悉不同的运营职能，培养综合运营能力。从资金扶持看，2018 年广州市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基金，资金总规模达到 50 亿元，由政府引导资金与社会资本按 1：1.5 的比例出资，通过 “基金 + 园区” 的方式形成政策、产业、资金的进一步集聚，避免投资分散化，实现资金高效利用。目前基金团队已打造 4 个省级农业产业园。

（二）青岛市：强化升级 “团银协作” 模式，提升创业金融支持

2022 年推出 “我与企业共成长” 活动，聚焦各类企业需求，靶向帮扶，“专精特新”企业“卡位入链”，形成与海尔等知名企业共建共生的产业生态。青岛市部署 “民营经济壮大计划”，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分别举办“我为企业找订单”“我为企业办实事”“ 我与企业共成长” 的主题活动，针对各类企业分类施策，在集成服务政策、创新服务载体、搭建服务平台、优化服务生态、完善服务机制五大方面发力施策，提升初创企业生存力、中小企业发展力、新锐企业竞争力和头部企业引领力。其中，针对初创企业，开展惠企政策问卷调查，研究出台中小企业纾困帮扶政策，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融资增信效能；开展多样化民营和中小企业转贷业务，提供 “一链式” 精准服务，多渠道提供税费服务及政策支持，旨在营造初创企业良好成长环境，加强初创企业的生存力。青岛市拥有多家实力强劲的企业，如海尔、海信等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优势地位，具有引领作用。其中，智能家电行业以海尔智家作为 “链主” 企业，发布产品技术合作需求，专精特新企业也积极入链，与链主企业达成产品、技术的合作交流，共建共生的产业生态。

实施青创先锋贷，强化升级 “团银协作” 模式，提升创业金融支持。从政策补贴看，青岛市发放青创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与贴息、人才引进补助、创业就业平台享受税收优惠等政策。实施青创先锋贷，对标上海、深圳、成都等先进城市，强化升级 “团银协作” 模式，靶向服务，对接金融资源，推出包括青创先锋基础贷、e 贷、人才贷等产品的金融矩阵，2021 年青创先锋贷、e 贷两项产品累计发放 2736 笔，贷款总额 4.11 亿元。2022 年进一步开拓青创先锋贷与 PE、VC 耦合的投保贷联动机制。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生产经营模式转变等问题，青岛市多部门联合支持实体经济，启动“我与企业共成长融资服务活动”，深入对接重点产业园区，采取针对性金融帮扶措施，通过专题调查研究、特色产品宣讲、发布问题需求清单、反馈问题解决清单、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一系列措施，促进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根据不同层次人才的创业需求, 打造不同创业孵化基地，并推动本土优秀企业建立创业加速器，依托其产业和资源优势提供全产业生态加速。青岛市建设政策通平台，汇总各类创业政策，为创业者提供查询便利。从孵化平台看，根据不同层次人才创业需求，青岛市先后培育湛山创客工厂、高层次人才创业中心、留学生创业园等孵化载体，市级及以上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园区）18 家，累计孵化创业实体 4200 余户，带动就业 3.5 万人。从创业载体政策看，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可免征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同时，部分大企业同步打造创业者加速平台，助力城市 “双创” 发展。

“农创客” 热潮兴起，鼓励各类人才回乡创业，建立人才回乡机制，优化乡村振兴服务体系及政策补贴。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培养，早在 2017 年，青岛市就出台《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给予返乡创业人员创业补贴、企业创业补贴、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等。青岛市大力鼓励返乡人才、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群体入乡创业。自 2017 年以来累计培育返乡 “农创客”9851 人。在各方支持下，乡村创新创业基础条件提升、政策优惠力度加大，“农创客” 热情增长。高素质、高能力的 “农创客” 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是引领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在促进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方面，各级团组织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搭建“双创” 基地、青年农民返乡创业园等平台载体，发动全市约 1000 个团组织、青年社会组织结对帮扶约 3000 名农村青年创业带头人。

（三）重庆市：依托 “青锋计划” 沃土，培育山城青创工程

打造重点创业帮扶品牌项目 “青锋计划”，以“创业资金 + 导师辅导” 服务的模式，解决青年创业初期融资难题。“青锋计划”自 2011 年实施，由共青团重庆市委依托市青年创新创业基金会运营，针对创业青年的痛点、难点，主动与市小微企业担保公司、重庆市邮储银行合作，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贷款额度，增强抗风险能力。项目的核心服务内容为向申请人提供一笔 1 年期 20 万元以内的创业服务资金，并配备 “一对一” 辅导专家，同时给予创业咨询、创业培训、资源对接等帮扶。从项目实施方式看，“青锋计划”有两大模式：一是“青锋借款”，由实施单位自筹项目资金，征集和评审创业项目，并发放创业服务资金；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基金会按比例匹配项目资金。二是“青锋贷款”，由实施单位征集和评审创业项目，对按时偿还全部本金和利息的创业青年贴息；重庆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公司对创业项目担保；重庆市邮储银行对创业项目进行终审，并发放创业服务资金；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基金会支付 1% 担保费。

强化青年创业金融扶持力度，帮扶对口城镇青创项目，搭建平台提高融资机构与创业项目对接效率。重庆市为创业打造多位一体布局，以 “青锋计划” 为抓手，同步推进 “青创桥” 系列创业活动、“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支持计划、对口城镇 “青年创新创业扶持计划” 等项目。（1）为培育青创项目，优化青创环境，重庆市广泛实施 “青创桥 · 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发布“青创桥 · 团银协作专属授信项目”“青创桥 · 创投基金专属融资项目”“青创桥 · 投融资路演活动” 等项目，打造影响力大、覆盖面广、实施效果好的创新创业活动，助力解决青创项目融资难题，持续为创业青年与投融资机构等主体之间搭建桥梁。2021 年，重庆市共计举办 11 期 “青创桥 · 投融资路演活动”，实现 57 个青创项目与 33 家投融资机构的有效对接。（2）实施“创青春” 中国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支持计划，通过开展线上项目路演，分别资助 “攀登计划”“金种子计划” 等 14 个青年创新创业项目 49 万元。从扶持对象看，“攀登计划”重点资助前沿科技领域，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青年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头雁计划”聚焦培育乡村产业振兴人才。（3）对口城镇扶持青年创业，长期募集资金，帮扶共青团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委开展青年创新创业工作。每年通过线上项目路演，遴选对口城镇优秀的青年创新创业项目作为帮扶对象，提供资金。2021 年，遴选 3 个城口县咸宜镇青年创新创业项目。

举办定向涉农涉乡创业大赛，采用路演筛选优质乡村振兴项目，并通过智力帮扶开展涉农创业青年创业技能提升培训，共同推动乡村高质量创业。重庆市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先后推行实施大量政策措施予以支持。2022 年新发布的《重庆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文化繁荣等角度对乡村振兴进行规划。创新创业助力乡村振兴有三大推动力：一是遴选优质青创项目进行定点扶持。举办定向涉农涉乡创业大赛，遴选优秀项目并落地实施，主办方为获奖项目优先提供投资辅导、创业借贷款等进入优惠政策，并推荐落地产业园区。重庆市举办青年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大赛、2021 川渝青年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大赛、2021“荣昌陶”杯川渝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会议赛事。二是坚持路演遴选对口帮扶城镇青创项目，实施团中央 “扶助 10 万名有志青年扎根深度贫困地区创业” 重庆项目，对口帮扶西藏昌都和城口咸宜开展青年创新创业工作。三是提供智力帮扶，开展涉农创业青年创业技能提升培训等创业配套活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重庆市实施 “头雁” 项目，培育乡村产业振兴队伍的带头人，优先享受创业、用地、金融信贷等扶持政策。同时，培育构建 “青创培训班 + 主题培训班 + 优秀青年企业家研修班” 这一多层次、模块化创新创业培训体系，常态化组织创业交流活动，组织青创导师实地考察、座谈交流。

（四）郑州市：率先成立孵化载体行业协会，在创业环境等五方面支持青年返乡创业

在省内率先成立孵化载体行业协会，通过搭建政府与创业载体沟通桥梁，共同激发当地 “双创” 活力。2015 年，郑州市在全省范围内成立首家孵化载体行业协会，即创新创业市场服务协会，通过搭建政府和载体沟通桥梁，举办大赛、游学、培训等 “双创” 活动，实现载体之间交流互通、信息共享，提升载体服务能力和水平。例如，从 2015 年开始，郑州市政府依托载体资源，连续 8 年举办 “郑创汇”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累计服务 4000 多万商户，形成涵盖创业辅导、资本对接等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孵化出一系列明星项目。从数量看，全市各类孵化载体从 2015 年的 8 家发展至 2022 年的 278 家，其中孵化器 86 家（国家级 23 家），众创空间 169 家（国家级 47 家），大学科技园 6 家（国家级 2 家），从业人数达 21 万。从服务质量看，2021 年，全市孵化载体总计为 14964 家企业（团队）提供人才平台、财税服务、管理咨询、大赛辅导、融资对接等各项服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3000 余场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224 家，上市（挂牌）企业 68 家；当年获得投融资的团队及企业 1346 家，获得投资总额 8.03 亿元。在 2021 年科技部公布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考核评价中，郑州市有 11 家孵化器考核优秀，优秀数量全国排名第 6 位，优秀率全国排名第 2 位。

创建创业导师服务站，更加实地贴近创业者，面对面解决其创业过程中遇到的 “疑难杂症”。通过导师服务站模式，在保障专业性的同时提供更贴近大众的创业培训。首先，郑州市组建的大众创业导师团较为全面的将创业成功人士、营销专家、法律税务人才、大学教授等各方面的 77 名创业专家纳入其中，积极对接创业者提供有专业有经验的指导。其次，2020 年，依托大众创业导师团，在全市范围内组建东西南北中五个创业导师服务站，所有市级创业导师均分别驻站服务，更加实地贴近创业者。通过创业导师服务站平台，创业导师还可主动与周边创业孵化平台和机构合作，开展创业讲座、创业沙龙、创业咨询等活动。除导师服务站外，郑州市目前还有 29 个创业培训定点机构，接受政府补贴，为个人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这些机构尤其为贫困家庭子女（建档立卡及享受低保家庭的适龄劳动者）、毕业生及在校生群体（含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2021 年培训人次达 4.09 万。

在全省率先组建市、县 (区) 两级“网上办税数据处理中心”，减少青年创业群体的时间成本、财务管理成本，并与各项税收优惠共同助力青年创业。从微观服务层面看，不断推进 “一网通办” 和简并申报，在全省率先组建市、县 (区) 两级 “网上办税数据处理中心”，切实减少青年创业群体的时间和财务管理成本。目前已有 39 项业务改至线上办理，平均业务处理时长由以往的 15 分钟缩短至 3 分钟，实现“集中受理，0 等待”；2021 年 6 月起全面推行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简并申报表，一表报 10 税”，将原有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中认可的纳税次数（7 次）减少为 3 次，压缩纳税时间一半以上。从宏观税收层面看，推动由“人找政策” 到“政策找人”的转变，通过 “郑在说税 · 云课堂” 等税宣品牌、金税宝、丁税宝等税企互动平台，结合线下走访互动，为创业群体及时推送税收优惠政策。2022 年全年预计将退减税 2.64 万亿元，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 1.64 万亿元，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和制造业。

在创业环境、财政支持、金融服务、用地支持、人才培养五方面措施支持青年返乡创业，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推动当地乡村振兴。2021 年郑州市出台《郑州市进一步支持返乡入乡创业实施方案》，在创业环境、财政支持、金融服务、用地支持、人才培养五方面共同支持青年和大众返乡创业。从财政支持看，对符合条件的返乡下乡创业人员提供创业担保贷款, 最高额度不超过 35 万元, 对高校毕业生不超过 40 万元。在人才培养方面，持续实施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 将有培训意愿的返乡创业者全部纳入创业培训范围, 符合条件的给予 200—1500 元的创业培训补贴；对返乡入乡创业企业招用的中级职称、本科学历、技师及相应层次以上急需紧缺人才, 郑州市各区县 (市) 按人才引进政策给予奖励、生活补助、住房补贴等支持, 并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审以及各类重点人才选拔培养奖励项目等方面予以倾斜。

（五）沈阳市：打造 “五位一体” 的创业导师队伍，多元化资源扶持创业

打造 “五位一体” 的创业导师队伍，助力青年创业，青年可根据自身情况，运用 “自选菜单模式” 选择导师。自 2015 年起，沈阳市开始建立创业导师专家库，并对优秀的创业导师给予补贴，由此逐渐建立起创业的观念引导、政策服务、法律援助、财务管理、经营指导 “五位一体” 的导师队伍。目前，沈阳市拥有市级青创导师 100 名，省级青创导师 115 名，其中有 75 名青创导师与创业青年（项目）结成 “一对一” 帮扶对子。青年创业导师库师资力量面向青年集中公布，让青年群体拥有选择适合自己的导师的权利，形成“自选菜单模式”。2021 年，沈阳市先后针对市高校大学生、农村青年、青年企业家等群体开展创业分享、训练营、专题讲座、系统培训等各种创业培训 126 场次，共计培训青年 19800 人次。

通过多元化资源扶持、构建载体效评价与奖励体系，发展 “双创 +” 特色载体，共同助力青年创业。

1）多元化扶持方面。从研发力量看，沈阳市集中地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科研资源建设沈阳市科技条件平台，在条件平台与全市 “双创” 载体间建立服务通道，优先为载体内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服务。从资金力量看，2018 年，沈阳市财政局、沈阳市科技局及金控集团共同组建设立沈阳德鸿之星天使投资、沈阳众创天使两只天使基金，由科技风投运营管理，主要面对初创型企业进行投资。其中，德鸿之星天使投资基金已向 10 个项目累计投资 9072 万元。从金融服务看，沈阳市与盛京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对科技小微企业提供综合化的金融服务，所开发的盛京兴科贷产品帮助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准入门槛，目前联系客户超过 100 家；并推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使用创新券的研发设备险、科研人员责任险等科技保险项目。

2）“双创” 载体建设方面。沈阳市建立载体绩效评价与奖励体系，完善载体 “优胜劣汰” 管理机制，并推动载体与投融资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第三方合作，组建 “创新企业孵化联盟”，加强产业园区、大学科技园的孵化功能。目前，沈阳市各级、各类“双创” 载体数量达到 230 家，服务青年创业者的青创空间 68 家，其中国家级 16 家。同时，各区县根据自身特点与产业基础，发展 “双创 +” 特色载体，推动骨干企业、产业园区、商业楼宇等主体积极参与创新创业，促进创新创业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例如，沈阳国际软件园立足以软件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围绕 “人才 + 载体 + 项目 + 金融 + 服务” 的五位一体服务模式，培育沈阳本土科创企业。

2017 年出台《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从简化市场准入、完善金融服务、强化信息技术支撑等方面共同助力返乡创业。从农村创新创业培训看，第一，沈阳市尽可能提高农村地区培训覆盖面，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五年行动计划等，让有创业和培训意愿的返乡下乡人员都能接受培训；第二，针对地域经济特色开展多元化培训，如：支持各类园区、星创天地、农民合作社、乡村旅游创客基地、中高等院校等建立创业创新实训基地；第三，加强创业创新导师队伍建设，从了解新经济形式的专业人群中遴选导师，对农村青年开展培训，例如：2021 年市团委组织青年创业导师为 1800 余名农村青年提供电商培训。此外，为及时解决农村地区面临的技术难题，沈阳市还建立高校院所、创业导师与下乡人员的 “对口联系制度”，鼓励科研教学单位进村入户。

（一）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通过梳理现有创业理论可发现，创业精神、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在创业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而创业环境对创业精神塑造、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提供具有重要影响。创业一般被视为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为获利或成长而创建新型经济组织的过程。现代创新理论之父、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 ·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强调了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并在后期把企业家概念从个人扩展到组织乃至国家。在熊彼特的影响下，早期创业研究一般集中在创业者特征方面，后逐渐扩展至创业过程、创业环境等。

基于现有创业理论，参考国内外相关创新创业测度研究，结合中国青年创业实际，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结果三个角度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我们沿用了去年的 17 个具体指标。目前国内外关于创新创业的测度研究较多，这些研究成果为创新创业发展评价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或缺乏对创业的单独衡量，或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或不能反映中国不同城市创业发展的差异。鉴于以上情况，基于目的性、全面性、科学性、层次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结果三个方面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以形成可持续跟踪的创业测度体系。其中，创业环境是创业发展的基础，企业家精神是创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创业结果是创业发展的成果，由创业环境和创业者的行为共同决定。

1）创业环境由政策环境、市场环境 2 个二级指标构成，涵盖了政策、中介服务、金融、人才等各类环境要素。其中，政策环境由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财政科技支出占比和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构成，分别反映政府行政效率、政府对科技创新的直接投入力度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市场环境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 / GDP、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等指标构成，分别代表综合经济实力和市场消费能力、专业服务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支撑、金融发展水平、人才基础。

2）企业家精神由创新精神、创业精神 2 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反映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其中创新精神由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 / GDP、每万人 R&D 人员数、每万人商标注册数量和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构成，创业精神由每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每万人新增市场主体构成。

3）创业结果由创业活力、创业质量 2 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反映创业的质量和活力。其中，创业质量由每万人独角兽企业数、每百万人新增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构成，分别代表作为创新创业标杆的独角兽企业数量、科创企业的质量；创业活力由人均技术合同交易额、每万人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案例数构成，分别代表从研发到产业化、从创新到创业的转化效率、创新案例的数量。

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及创业结果来自公开数据。对于部分地区或部分指标尚未公布 2021 年数据的情况，我们根据 2015-2020 年数据趋势外推或采用同一年口径统计数据。在数据处理上，为消除原始数据的量纲差异，对原始数据采取 “最大值－最小值” 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单调递增指标线性转换为 0-100，对于单调递减指标逆向线性转换为 0-100。在权重处理上，采用层次分析法自上而下设置各级指标权重。

注：在 2021 年指标体系中，指标的最大权重与最小权重差值达 15%，如去年人均技术合同交易额权重为 17.5%，而财政科技支出占比、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 / GDP 等多项指标权重仅为 2.5%，今年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对整个指标体系权重进行均衡性调整，缩小指标权重间的差距，减少极端权重指标，以更均衡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城市创业的真实情况。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些权重设置：（1）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 / GDP 设定的权重为 10%，因为该指标能反映该地区社会各界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是衡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2）每万人 R&D 人员数（10%）作为衡量创新精神的指标，该指标得分越高，说明该城市及其创业企业的技术投入越高，则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越大，即越具备创新精神。（3）人均技术合同交易额这一指标设定权重为 10%，因为它能很好地衡量地区技术市场发展情况，即衡量科技创新及其技术成果创造财富价值的情况，是衡量 “创业结果” 情况的重要指标。

（二）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以 2015 年为基期，2015-2021 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由 100 升至 171.0，其中，创业环境指数由 100 升至 159.3，企业家精神指数由 100 升至 160.6，创业结果指数由 100 升至 368.9。随着国家的创业环境不断改善，以及创业扶持政策不断细化等多方面因素，近 6 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持续升高。以 2015 年数据作为基准 100，2016-2021 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分别为 109.4、120.0、132.2、145.1、154.1、171.0，呈上升趋势。其中，创业环境指数分别为 108.3、118.0、128.1、139.4、146.1、159.3，企业家精神指数分别为 116.8、131.1、144.3、152.9、154.4、160.6，创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指数稳步提升，主要源于政府支持政策、教育科技投入；创业结果指数分别为 115.2、134.6、176.4、222.0、279.4、368.9。2021 年创业结果指数较 2020 年大幅上升，主要是 2021 年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和技术市场投资等活跃度持续上升。2021 年 9 月 3 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注册成立，北交所坚持上市公司由创新层公司产生，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有助于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助力作用，极大的利好创新、创业公司的发展。北交所的设立是国家支持中小企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一步，通过引导市场投小型企业、投初创企业、投创新企业，打造北交所靶向服务各行业、各类型的创新性中小企业，有效解决初创期中小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五、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一）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城市层面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与全国一致，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对 2 个三级指标进行调整。（1）部分地区未公布总体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常住人口和城镇化率数据缺失，无法根据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用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2）每百万人新增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换为每百万人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因为科创板于 2019 年开市，该指标更能衡量当地科创企业的质量。其余指标不变。

（二）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我们选取 199 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各城市的创业发展指数对城市进行排名，评选出 50 座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我们从全国 337 座地级市中选取 199 座城市，被剔除的城市均缺失 5 个以上指标数据，其中大多缺失新注册企业数和技术合同成交额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 76、62、46、15 座城市进入考察范围。

从整体看，北京、深圳、上海在 2021 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中名列三甲，一线城市、发达省会城市及东部发达地级市的创业发展指数排名明显居前。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广州、珠海、苏州、南京、厦门、西安位列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前 10 名；其中，一线城市全部入围，其余城市多数为东部发达城市。在前 10 名城市中，上海、杭州、苏州、南京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珠海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前 50 名其余地级市大多分布在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有 16 个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有 7 个城市。分地区看，前 50 名城市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为 31、9、7、3 个，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外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地区。排名前 10 的城市中，杭州市在每万人商标注册量、每百万人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等 4 个指标中均位列前 5；厦门市每万人 R&D 人员数排名第 6、每万人商标注册数量排名第 4, 这两项表现突出，跻身前 10；西安市人均技术合同成交额排名第 2、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排名第 3、每万人新增市场主体排名第 8，这三项表现突出，跻身前 10；合肥市科技支出占比排名全国第 1、每百万人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排名第 7，凭借良好的政策环境和雄厚的科创实力，排名居中部城市之首；沈阳市成为东北部地区排名较高的城市，其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排名为全国第 13；贵阳市每万人新增市场主体排名全国第 6、存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排名第 7，这两项表现突出，跻身第 20 位。

从创业环境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靠前。创业环境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依次为广州、北京、上海、珠海、南京、哈尔滨、太原、贵阳、兰州、杭州。创业环境排名前 50 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着力于科技创新、产业协调、区域一体化和全面开放的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和智慧经济赋能新产业发展，加快科技创新融合；积极推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构筑支撑创新创业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起到高水平科技创新创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前 50 位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最多，达 12 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6 个，京津冀城市群 4 个。分地区看，前 50 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 26、8、10、6 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分布于东部地区。具体来看，广州市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架构，建立起高质量、高效率发展创新创业环境。广州市创业环境突出，据广州市统计局数据，广州市的财政科技支出和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分别高达 7.6%、18.9%，政策环境突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8304 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 城镇就业人员达 10.3%，远超其他东部城市，市场环境优势明显。深圳市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位列 150 名后，此为其未能进入前 10 的重要原因；太原市每万人大学生数高居全国第 3，存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居全国第 4，是中部地区创业市场环境支持力度最大的城市，位列全国第 7。

从企业家精神看，深圳、北京、苏州位列前三位，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样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北京、苏州、杭州、厦门、珠海、南京、广州、上海、宁波，均属于东部发达城市。企业家精神排名前 50 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最多达 18 个，珠三角城市群 8 个，京津冀城市群 2 个。分地区看，前 50 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 34、9、5、2 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其中，苏州市科技孵化意识领先全国，深化改革坚持创新，同时重视人才引进，做实做细政策服务，完善创业体系，打造创业城市。早在 1994 年，苏州市就在全国率先设立 “苏州高新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1996 年苏州市高新区成立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全国仅有的三家孵化器之一。苏州市不断探索科技孵化领域，建设链式科技服务，建设苏州工业园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苏州市把握科技创新发展时机，优化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汇聚科技创新资源，逐渐成为重要的创新创业城市。苏州市的企业家精神突出，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 109 个，居全国第二位；每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人员就业数量为 5050 人，居全国第三位；每万人 R&D 人员数为 172 人，居全国第 4 位；每万人新增市场主体数为 471 家，居全国第七位。企业家精神指标内的各项统计项，苏州市均居于前列。西安市在企业家精神上有所亮点，为企业家精神前二十城市中唯一西部城市，位列第 16，其主要原因在于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为 5.05%，位于全国第 3；每万人新增市场主体数量为 381 家，位于全国第 8。合肥市为企业家精神前 20 城市中唯一中部城市，位列第 19，其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为 3.5%，位于全国第 9。

从创业结果看，创业活动活跃地区集中核心城市与发达都市圈，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区位优势明显。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苏州、广州、珠海、西安、南京、合肥位列创业活动指数榜单前 10 名。排名靠前的城市基本上由一二线大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的三线城市构成，这表明创业活动活跃的地区高度集中在核心大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根据 CB Insights 数据，以包括成立时间超过 10 年的广义独角兽企业数量计算，2021 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独角兽企业数量分别为 62、45、21、16 家，合计 144 家，占全国比重达 83%；从估值看，四城独角兽企业估值分别为 302、107、158、29 亿美元，合计 596 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 88%。这表明上述 4 城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高增长创业企业发展的摇篮。这些城市资源丰厚，人才储备充足，市场环境优良，政策较为完善，相较其他城市有明显优势。在上述 4 城以外的城市中，长沙、常州、成都、重庆、东莞、广州、贵阳、合肥、南京、漯河、青岛、苏州、武汉、无锡、珠海等城市拥有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不超过 5 家。从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案例数来看，2021 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分别有 2433、2393、1624、978 例，占全国比例分别为 19.9%、19.5%、13.3%、8.0%，合计占全国案例数的 61%。同时，2021 年度创新创业结果较 2020 年度有所回升，由 2020 年的 3774 起上升至 12253 起，北上深杭案例数较 2020 年上涨 1.8-2.9 倍左右。从每百万人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看，2021 年上海、北京、苏州、杭州、深圳位列前 5，在创业结果转化方面占据优势。

六、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思想解放、开拓进取，勇于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成为创新创业的有生力量。“双创”战略的落地关键在于青年创新创业，推动青年创新创业政策环境与社会环境优化、青年创新活力和城市创新活力互助、激发青年 “双创” 活力，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大意义。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势下，更应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对此我们建议：

宏观上，第一，以落实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振微观主体信心，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环境。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要素配置扭曲造成一系列经济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潜力释放。中国短期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长期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侧改革不到位。2022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向纵深发展。《方案》提出八个方面试点任务，包括：进一步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动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大力促进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加强资源环境市场制度建设，健全要素市场治理，进一步发挥要素协同配置效应。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

第二，启动以新基建为领衔的扩大消费投资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并引导青年创新创业新方向，为中国创新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至高点创造基础条件。从需求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供给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中国创新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至高点创造基础条件。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要有 “五新”，新领域、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新内涵。其中，新地区指人口持续流入的都市圈城市群，这些地区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适当超前基建可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新地区也是创新创业较活跃的地区。

微观上，第一，各地方可设立针对乡村创业的组织，统筹构建乡村创新创业 “新生态”，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人才既是活力源泉，也是创新引擎，应当通过搭建乡村创业平台，优化当地创业环境，完善针对返乡创业者的各项扶持政策，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创业。我们建议各地政府：（1）加强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等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加强乡村人才服务站、专家服务基地等服务平台建设，为返乡人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融资对接等服务；（2）推广创业担保贷款，打造信息服务平台把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作为扶持自主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深化社银协作、突破担保瓶颈、优化办理服务等举措；（3）鼓励退役军人返乡创业，通过为退役军人提供创业资金、搭建创业平台、创造创业环境等举措，发挥退役军人的特有优势和作用，深化军地融合，助力强国兴军；（4）注重培养返乡创业人才，加强其创业技能培训，提高创业者发展技能。例如，广州市开展的 “蜜蜂计划”，邀请乡村振兴行业内的知名学者、专家、企业家及一线三农工作者作为创业导师，通过“专业理论课程 + 乡村产业实训 + 方案设计 + 后续跟踪 + 优秀项目孵化支持” 模式，进行全流程人才培育。

第二，各地政府可运用自身的优质资源，多组织青年企业家论坛、企业管理分享会等活动，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更多与行业大咖交流的机会，助力创业企业高速发展。经实地调研发现，多数创业者或者青年企业家起步阶段知识储备充足、行业见解领先，但随着企业规模和业务的扩张，团队管理能力及知识弱势日益明显。我们建议：政府部门应充当组织者角色，承担社会资源联动责任，整合支持力量，组织一系列如青年企业家论坛等活动，邀请知名企业家及各行业专家共同解读国家战略、展望产业发展、分享实践经验。例如，广州市的 “领航计划”，重庆市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青年企业家峰会，沈阳市的“盛菁汇” 常态化路演平台等均为优秀范例。以优秀经验共享作为青年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的突破点，激发青年的创新力、创造力，形成 “一企一策” 的企业管理方案，共建良性发展空间。

第三，各地知识产权局可开通创业发明专利申报绿色通道，提升申报效率，制定针对性青年创新创业快速预审通道政策，缩短专利审核周期，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和程度。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及审查有三大阶段：发明人准备阶段、专利代理师处理阶段、专利审查员审查阶段。专利案件提交进入中心预审通道后，需经内部预审、互检、质检等程序严格审查，由专人指导申请者对申请材料进行修改完善。经调研发现，初创企业普遍面临申请专利时间较长阻碍公司发展推进的情况，部分 “专精特新” 企业拥有大量发明专利，因而专利申请时长较长。我们建议：开辟创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绿色通道，推动专利快速预审，制定青年发明专利优先选择计划，开展青年发明专利竞赛等。建设健全专利审核政策制度，有效解决各地创新主体专利申请周期长的问题，有利于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培育高价值专利、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和程度，提升区域内产业竞争力。

第四，各地创新创业部门可联合相关部门整合当地的创业扶持政策，共同打造地区创业 “政策通” 平台，推动平台政策找人、政策匹配等服务。政府的各个部门因职能不同，出台的扶持青年创业政策侧重有所区别，如税务局侧重各个群体的减税降费，住房城乡建设局侧重各个群体的租房、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房等补贴，科技局侧重实施高成长企业和高聚能创新主体培育工程。我们调研发现，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对于各项扶持政策了解程度有限，且了解渠道也较窄。我们建议：各地区可多部门联合，整合当地各部门的扶持政策，打造创业 “政策通” 平台，方便青年创业者查询和了解符合自身的扶持政策，并快捷进行申请。例如，青岛市打造的 “青岛政策通” 平台，以 “一口发布、一口解读、一口兑现、一口服务、一口评价” 的建设目标，推出平台政策找人、政策匹配、政策计算器、在线咨询、在线申报等功能，极大拓宽创业者了解相关政策的途径，也便捷其申请流程。

第五，针对来自港澳台的创业青年群体，可搭建国家级港澳台青年创业公共服务平台，为其来中国内地创业提供 “一站式” 服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深入发展，港澳青年赴粤创业的意愿明显增强，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在深圳市成立，但其主要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的创业青年。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大背景下，除大湾区外的其他城市也存在很多创业机会。我们建议：借鉴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公共服务平台的经验，搭建国家级港澳台青年创业服务平台，帮助港澳台青年对接当地的创业服务平台或机构，并在融资对接、法律咨询、资源对接、创业辅导、经验分享、项目合作等方面提供引导。另外，因港澳台地区与中国内地存在货币不同、海关报关等问题，可建立其设备、资金、高级技术人才等资源进入内地的绿色通道，助力港澳台青年在中国内地创新创业。

华为投入研发金额190亿欧元（约1386.05亿元人民币），排名第四，仅次于谷歌、脸书和微软公司，超过苹果、三星、大众汽车和英特尔。

中国的表现都远超欧盟与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与去年相比，排行榜上增加了81家中国企业，增幅达三分之一。与中国的快速增长相反，日本和欧盟入榜企业呈萎缩态势，分别减少了60家和40家。

2022年的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的资本市场出现了较大的变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21年下半年开始交 易数量呈现下滑趋势，投资趋势倾向于更加早期的轮次。同时，受疫情防控影响，上海和广州等地的商业活动受 阻，企业的生产运行出现挑战，同时2021年下半年开始投资机构对于生物科技企业的估值出现回调，资本市场整 体进入冷静期，导致部分生物科技企业由于财政负担加重，现金流紧张，在推动创新项目方面举步维艰。估值回 调一直持续到2022年中旬，资本市场活跃度逐步恢复。2022上半年的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的投融资事件达785 笔，达到自2019年来的历史次高点。

在二十大报告中，健康中国的建设是未来中国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的主要发展基调，延续十四五规划中的发展重 点进一步深化和加速发展。以“医疗改革”为轴，“创新”为推动力，“基础研究”和“资本”为支撑，构建未 来中国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的新格局。2021年，卫健委和药监局等机构明确了原创性创新的重要性和发展方向， 推动中国生命科学产业朝向更加差异化创新的方向进行产业的升级，提高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医疗支付的改革持 续深化，多元支付体系的构建逐渐成熟，同时随着国内的经济逐渐复苏，消费属性高的医美和数字医疗等领域将 迎来新的增长机遇。

展望未来，在疫情趋稳和疫情防控逐步放宽的后疫情时代，我们预期生命科学行业的资本市场活跃度将逐渐恢 复。整个大行业的发展主要驱动力为“健康中国”建设加大和医疗改革深化，从供需两端进行行业规范化和扩大 医疗覆盖面，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将持续升级。在生命科学领域，内外资的创新发展协作模式和外资企业的本土 化加速是两大趋势，以原创性创新为发展基调并加大外资在本地的投入部署。医疗领域方面的两大趋势则是聚焦 于中医药产业进入政策机遇期，强化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格局，以及行业规范化和疫后消费反弹所带来的消费类医 疗服务需求快速提升。

德勤预期在上述趋势的引领和驱动下，中国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将有较大的发展机遇和巩固，并将成为未来并购 交易服务的潜在增长驱动主力。

二是科技创新创业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创新创业服务能级进一步提升，逐步构建了“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全链条科技双创服务体系。2021年，创业孵化机构共举办创新创业活动24.9万场，同比增长5.9%；开展创业教育培训10.2万场，创业导师对接企业22.2万次。截至2021年底，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地方行业协会累计开展全国创业孵化人才培训384期，参训学员4.3万人。

三是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持续优化。2021年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孵化机构数量达到1553家，减免税金额达到11.1亿元，间接惠及16.4万家科技创业企业和团队。全国孵化器孵化基金总额2664.09亿元，同比增长40.68%。全国创业孵化机构当年获得投融资的企业及团队3.6万家，同比增长15.69%。

四是科技创新创业培育了一批硬科技企业。2021年，全国创业孵化机构在孵企业及团队拥有有效知识产权141万件，其中发明专利21万件。孵化器在孵企业的R&D总支出831.47亿元，同比增长2.83%，在孵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6.68%。在孵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比增长28.9%，高新技术企业同比增长11.1%。毕业企业上市和挂牌累计6534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中有103家为孵化器毕业企业，占比1/4。从孵化器内走出了科大讯飞、达安基因、亿华通、天合光能等一批科技领军企业。

五是科技创新创业有力带动高质量就业。2021年，全国创业孵化机构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接近69.8万家，共吸纳就业498.32万人，同比增长3.5%，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50.1万人。按创业主体分类：大学生创业16.5万人，科技人员创业9.6万人，留学生1.8万人。统计显示，孵化器在孵企业大专以上人员242.91万人，占比近80%。众创空间持续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社会效应，当年服务创业团队和企业吸纳就业人数188.69万人，其中应届大学毕业生25.9万人。

《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是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系列报告之一，由科技部火炬中心编撰。报告以详实、客观数据及分析解读，介绍了全国和各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发展总体状况、发展趋势，为有关部门、创业孵化从业者、投资人和行业研究人员提供决策咨询。

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

（注：按照惯例未披露融资额的事件未统计金额。为了方便统计，我们对金额按照取中间数值的规则来计算——数百万融资取 300 万来计算；数千万融资取 3000 万来计算；另外，保守起见，近千万融资我们取 600 万来计算，近千万美元则取 600 万美元即 3600 万人民币来计算；千万级指 1000 万；近亿元指 6000 万；上亿元指的是 1 亿元。附：融资时间以媒体披露时间计算）

01 融资轮次

统计数据显示，9 月共有 5 个不同轮次发生融资。其中，并购以 4 起的数额高居榜首；战略融资以 2 起的数额屈居次席；Pre-A 轮、A+ 轮、IPO 则同处第三集团，三者各发生一起。值得一提的是，9 月也是 2022 年并购事件最多的一个月份，所涉公司覆盖职业教育、企业服务、留学服务等多条细分赛道。因此，9 月融资轮次中，中后期融资高于早期融资，占比为 66.67%。

02 地域分布

从地域分布看，9 月共有 7 个地区有资金入账。其中，北京、广东两地分别发生 2 起融资，占比均为 22.22%；陕西、四川、浙江、香港、台湾五地分别发生 1 起。具体来看，仅以已披露融资金额的事件计算，陕西狂揽 5.38 亿元，占融资总额的 90.57%，实乃 9 月最吸金的地区。除陕西以外，其余地区融资基本在千万级规模，北京吸金 3100 万；广东融资 1460 万；浙江也有 1000 万资金入库。

03 融资体量

前文提到，与 8 月相比，9 月融资事件减少的同时融资总额却不降反升，其中千万级体量的融资最多，共发生 4 起，占比约为 44.44%；上亿元和十万级体量各有 1 起，占比均为 11.11%；另有 3 起事件未披露具体融资金额。

4 起千万级体量的融资分别来自「鼎文职校」的收购案、「简学财会」的战略融资、「青狮课后」的 A+ 轮融资以及「BodyPark 型动公园」的 Pre-A 轮融资。其中，鼎文职校以 1460 万元的成本被学大教育收购；简学财会和青狮课后均得到千万级的资金支持；BodyPark 型动公园则获得由峰瑞资本、Picus Capita 共同参投的数百万美元。

04 细分领域

9 月教育行业共有 5 条细分赛道发生融资，其中，职业教育以 5 起的数额遥遥领先，占比超过一半。早幼教、素质教育、企业服务、留学服务四条赛道并列第二，均发生 1 起。

融资金额看，荣信教育所处的早幼教赛道融资 5.38 亿元，位居各细分领域榜首；职业教育赛道以 0.46 亿元的金额名列第二，分别由鼎文职校、青禾学院、简学财会、BodyPark 型动公园以及香港国际专业学院这几家企业或高校参与；素质教育赛道以 0.1 亿元的数额位居第三，该领域产生的交易金额全部来自中小学素质教育课程服务商「青狮课后」所获的 A+ 轮千万级融资，投资方为弘帆资本。

此外，在留学服务和企业服务两条赛道中，台湾教育咨询服务机构「Intake Education」以及教育咨询服务提供商「宏海教育」拟完成自身收购。前者决定与 IDP Education 携手打造国际教育产业的全球领导品牌，后者则出售 51% 的股权成为玖零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05 附总表

结语

2022 年已迈入第四季度，纵观前三季度，教育行业呈逐渐回暖趋势。仅从融资金额看，第一季度融资 12.16 亿元，第二季度融资 12.62 亿元，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则有 22.76 亿元之多。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其第四季度的表现，看看是否能够迎来 “银十” 为第四季度取得开门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黑板洞察”（ID：heibandongcha），作者：王玮

结果显示，中国排名第11，较去年再上升1位，连续十年稳步提升，位居36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报告》指出，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正向关系，创新投入转化为更多更高质量的创新产出。

《报告》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设置了政策环境、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等7个大类81项细分指标，对全球132个经济体的创新生态系统表现进行综合评价排名。

中国在《报告》中主要表现包括：

一是9项细分指标排名全球第一。创新投入方面，国内市场规模，提供正规培训的公司占比，阅读、数学和科学PISA①量表等3个细分指标排名第一，国内产业多元化、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等2个细分指标排名第二，全球研发公司前三位平均支出、高校排名前三位平均分、资本形成总额GDP占比、企业供资GERD②占比等4个细分指标排名第三。创新产出方面，本国人专利申请量、本国人实用新型申请量、本国人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本国人商标申请量、劳动力产值增长、创意产品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等6个细分指标排名第一。

二是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表现良好。《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品牌总价值达1.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全球排名第18，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在全球银行业排名第一，华为在全球科技行业排名第二；风险投资规模达940亿美元，同比增长84%，全球排名第16。2020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达7577亿美元，同比增长6%，全球排名第四；高科技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达48.1%，较2018年增长1个百分点，全球排名第14；知识产权收入达89亿美元，同比增长34%。

三是世界5大科技集群中中国独占两席。报告显示，东京—横滨地区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科技集群，深圳—香港—广州地区、北京、首尔、圣何塞—旧金山地区分列第二至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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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 横滨是最大的集群，其次是深圳 – 香港 – 广州（中国和中国香港）、北京（中国）、首尔（韩国）和圣何塞 – 旧金山（美国）集群。

最活跃的集群

就人口比例而言，英国的剑桥集群和荷兰 / 比利时的埃因霍温地区是科技活动最活跃的集群，其次是韩国的大田、圣何塞 – 旧金山和英国的牛津。

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表示，地方创新集群对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保持活力至关重要，因此查明这些集群有助于了解创新在哪里以及如何发生，并推动将创新活动用作就业、投资和增长的强大催化剂。

他说：“除了长期以来在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查的卓越集群之外，我们在东亚看到了新的科技温床，特别是在中国，还有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例如巴西、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其他地方。”

其他发现

美国的顶尖集群是圣何塞 – 旧金山、波士顿 – 剑桥和纽约市，而欧洲的顶尖集群则是巴黎、伦敦和科隆。

中国首次拥有与美国一样多的顶级科技集群，各为 21 个。德国拥有 10 个集群，日本 5 个。

与前一年相比，2022 年集群排名中增幅最大的是三个中国集群——郑州（上升 15 位）、青岛（上升 12 位）和厦门（上升 12 位），德国柏林（上升 4 位），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上升 4 位），日本金泽（上升 4 位），土耳其安卡拉（上升 3 位），大韩民国大邱（上升 3 位）和印度孟买（上升 3 位）。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强调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要培育 “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推动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按照《中小企业促进法》和相关文件要求，2021 年，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继续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第三方评估工作。有关情况如下：

一、评估工作情况

2021 年度评估选取 4 个直辖市、5 个计划单列市和 27 个省会城市，共计 36 个典型城市作为评估对象，以上一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由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评估。

一是保持延续性和稳定性，细化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对标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根据当前优化发展环境的重点工作和反映的突出问题，在保证评估工作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对指标体系做进一步完善。本次评估指标体系共由 5 个一级指标（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融资环境、创新环境、政策环境）、21 个二级指标和 37 个三级指标构成。

二是持续优化评估方式，数据分析与实地调研密切结合。评估数据主要来自 5 个方面，包括地方政府部门填报，企业网上调查，实地调研及第三方穿行测试，公开统计数据，政府网站、媒体及权威机构获取数据资料。累计对超过 3.5 万家企业开展网上问卷调查、检索 40 万条信息、赴 20 个城市实地调研、召开 20 场部门座谈会、与 400 多家企业进行 “一对一” 访谈交流，实地调研 30 余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26 个政务服务中心，获取了大量客观详实数据。

三是加强纵向对比分析，突出各城市评估年度变化情况。报告对比分析了最近两次评估中各指标得分变化，结合宏观经济环境、中小企业政策及各地方创新实践等情况，重点分析了发展环境改善较明显的城市，更直观地体现了评估工作开展以来，在以评促改、以评促优、以评促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四是充分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因素影响，分析惠企政策实施效果。为克服疫情等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策。通过企业问卷调查，对参评城市中小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变化情况进行调研，全面了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及对惠企政策的获得感满意度。

二、评估主要结论

（一）评估总体情况

从综合得分看，上海、深圳、广州、北京、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成都、天津位居前十；从得分提高幅度看，拉萨、呼和浩特、大连、石家庄、郑州、青岛、贵阳、南宁、济南、武汉得分增幅位居前十。各参评城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得分及较上次评估改善情况具体如下：

表 1  2021 年度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得分及改善情况

注：评估分值均换算为百分制计算

（二）各项一级指标评估情况

1. 市场环境评估结果

市场环境由市场准入、要素保障、政务服务、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5 个二级指标构成。评估显示，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得分居前 5 位，西宁、上海、福州、大连、成都改善幅度居前 5 位。

2. 法治环境评估结果

法治环境由权益救济、行政执法、司法保护 3 个二级指标构成。评估显示，南京、上海、天津、西安、长沙得分居前 5 位，石家庄、上海、西安、青岛、沈阳改善幅度居前 5 位。

3. 融资环境评估结果

融资环境由贷款获得、信用与担保、创业投资、融资满意度 4 个二级指标构成。评估显示，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南京得分居前 5 位，呼和浩特、郑州、合肥、贵阳、武汉改善幅度居前 5 位。

4. 创新环境评估结果

创新环境由创新载体、人力资源、创新投入、成果产出 4 个二级指标构成。评估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得分居前 5 位，广州、贵阳、大连、成都、武汉改善幅度居前 5 位。

5. 政策环境评估结果

政策环境由组织领导、财政支持、服务促进、企业培育、政策落实 5 个二级指标构成。评估显示，上海、广州、北京、杭州、宁波得分居前 5 位，呼和浩特、大连、海口、郑州、石家庄改善幅度居前 5 位。

（三）参评城市发展环境主要概况

1. 全国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整体明显改善，各参评城市综合得分均超上次评估，城市间差距略有缩小。

评估显示，2021 年度各参评城市综合得分均值为 56.53，比上次评估得分均值（51.63）增长 9.49%。所有参评城市综合得分较上次均有所提升，超过 5% 的城市有 33 个，占比达 91.67%；超过 10% 的城市有 12 个，占比达 33.33%。

图 1  各参评城市综合得分变化情况

从五个一级指标来看，各参评城市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融资环境、创新环境和政策环境整体均有所改善，得分均值分别为 52.80、75.68、43.71、41.95 和 68.49，分别比上次评估增长 6.65%、7.65%、12.40%、4.52% 和 15.42%。

图 2 参评城市一级指标得分均值变化情况

2021 年度各城市综合得分离散程度为 0.2485，比上次评估减少 0.0110，五大环境得分离散度均有所减小，各城市总体差距持续缩小。

2. 各城市政策环境和融资环境的优化改善比较明显，各级政府出台的惠企政策使中小企业有较强获得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持续缓解。

评估显示，各参评城市政策环境和融资环境改善比较明显，政策环境平均得分从 59.34 提升至 68.49，其中，有 24 个城市上升超过 10%；融资环境平均得分从 38.89 提升至 43.71，其中，有 22 个城市上升超过 10%。

政策环境方面，各参评城市加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力度，完善组织领导及议事协调机制建设，积极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提升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提高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46.01% 的样本企业对惠企政策落实情况感到非常满意，41.92% 的企业感到满意，其中，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满意度最高。

图 3 惠企政策落实情况满意度

融资环境方面，各参评城市切实落实国家各项政策措施，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创新举措，着力形成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合力。数据显示，各参评城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人民币贷款总余额比重均值为 7.56%，比上次评估高 1.34 个百分点；政策性融资担保费率均值为 1.21%，比上次评估下降 0.35 个百分点。31.74% 的调查企业反映融资难度明显降低，27.45% 的企业反映略有降低；31.09% 的企业认为综合融资成本较上年有所下降。

图 4 融资难度变化情况

3. 各城市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得分稳中有升，“放管服” 改革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中小企业司法保护问题成为制约法治环境改善的主要短板。

评估显示，各参评城市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得分稳中有升，市场环境平均得分从 49.51 提升至 52.80，其中，有 15 个城市超过均值，占比达 41.67%；法治环境平均得分从 70.30 提升至 75.68，其中，有 25 个城市超过平均分，占比达 69.44%。

市场环境方面，各参评城市采取一系列保护支持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门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照后证”改革后 “证” 的数量均值为 189 项，较上年减少 11 项；政务服务平均分（59.22）比上年（55.90）提升 5.93%，网上政务服务便捷度和服务效果逐年提升，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激发，2020 年各城市新增企业户数均值为 10.23 万户，比 2019 年增加 7%。

法治环境方面，各参评城市不断畅通企业维权渠道、提升行政执法规范程度、改善司法环境，强化中小企业权益保障。《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自 2020 年 9 月正式实施以来，已有北京、上海、西安、青岛、宁波等 16 个城市制定本市或转发本省条例实施细则，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切实解决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但评估显示，中小企业司法保  护问题是制约法治环境改善的主要短板，司法保护指标平均得分（71.32）比权益救济和行政执法低 11.14% 和 5.46%。实地调研中，企业反映司法效率低、判决执行难、知识产权维权难等问题时有发生，为中小企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良好环境，还需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4. 各城市普遍重视营造良好创新环境，“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成为创新中坚力量，创新资源大量集中于一线城市的现象依然较为突出。

评估显示，各城市普遍重视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参评城市创新环境平均得分从 40.14 提升至 41.95，其中，有 15 个城市超过平均分，占比达 41.67%。各参评城市已基本建立 “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体系，并印发培育或认定办法、建立企业动态库，资金奖补力度持续加大。从参评城市专精特新 “小巨人” 培育成果来看，共计培育 2338 家，占全国总数的 49%。“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成为创新投入的中坚力量，对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日趋凸显。

创新资源大量集中于一线城市的现象依然较为突出。评估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拥有的国家认定创新载体数量共计 684 个，占参评城市总数的 26.53%；备案创投机构总计 1.4 万个，占参评城市总数的 66.51%。与上次评估相比，四个一线城市各项创新资源在参评城市中的占比略有下降，但创新资源在城市间分布不均衡、大量集中于一线城市的情况依然明显。

表 2 一线城市拥有创新资源数量在参评城市中占比情况

5. 西部城市发展环境整体提升较快，与东部领先城市差距不断缩小，东北城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改善速度不及其他地区。

西部各参评城市 2021 年综合得分均值比上次评估提升 9.85%，在各区域中提升最快，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环境水平差距略有缩小。成都、西安等城市紧扣区域战略发展机遇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与东、中部领先城市差距缩小，对西部其他城市起到一定的引领示范作用；东北地区各参评城市综合得分均值比上次评估提升 8.65%，增长率在四个区域中最低。受地区经济增长长期乏力、产业结构偏老偏重、人口持续流出等因素影响，东北城市中小企业发展较慢，发展环境整体改善势头不及其他地区，还需要综合施策、持续发力。

图 5  各区域参评城市综合得分均值变化情况

评估显示，各参评城市反映 2021 年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增长的企业占比均值分别为 66.47% 和 58.45%。其中，东部城市企业占比最高，均值分别为 72.11% 和 63.07%，反映营收上涨的企业比反映利润增加的企业占比多 9.0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与利润增长不同步的现象较为突出。

6. 发展环境评估以评促改、以评促优、以评促建的效果开始显现，上下联动、共同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工作局面正在形成。

全国评估工作开展三年以来，作为对标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 “政策库” 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集”，有效推动各城市对标先进、查找差距、改进工作，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对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组织领导方面，推动太原、呼和浩特、福州和海口等 4 个城市新成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财政支持方面，推动长沙、太原、乌鲁木齐、拉萨等 4 个城市在本级财政或中小企业主管部门预算中新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动上海、长沙、贵阳等 3 个城市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用于投早、投小、投创新。服务体系方面，已有 33 个参评城市设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北京、上海、广州等 15 个城市实现了区级服务中心全覆盖。

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评估工作的带动下，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上海、福建、江西、湖南、海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 14 个省区市陆续开展面向本地区的评估工作。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第三方评估在全国落地范围不断扩大，覆盖全国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体系正逐步形成，有效推动地方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改善和优化。

三、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经验做法

一是持续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推动惠企政策落实落细。上海市整合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等涉企议事协调机构职能，建立企业服务 “一张网”；青岛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中小企业统计监测体系，及时跟进和反映企业发展状况；成都市建设“天府蓉易享政策找企业” 智能服务平台，实现惠企政策集中汇聚、精准查询、主动推送、高效兑现。

二是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营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合肥市创新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制，出台负面清单，确保中小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重庆市政务服务平台 “渝快办” 移动端对与企业群众密切相关的近 600 项高频服务进行专项优化，减少用户操作环节，降低办事繁琐程度；杭州市统筹中小企业用地需求，聚焦特色产业，“化零为整”建设小微企业园区。

三是加大中小企业权益保护力度，依法严格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南京市深入落实支付条例, 切实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在全国首例判决一家机关单位按每日利率万分之五（即年息 18%）向一家中小企业支付逾期利息；长沙市开展保护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重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取得明显成效；广州市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机制，发布 245 项免处罚免强制事项，实现监管纠错容错机制的 “立体式” 覆盖，推行涉企柔性执法。

四是积极创新工作模式与技术手段，构筑全方位、多层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北京市搭建 “1+4+N” 组合金融平台，多措并举为小微企业提供全面金融服务；贵阳市建立 “贵商易” 平台，整合中小企业转贷应急资金、政策性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普惠金融和地方金融业务，为中小微企业量身定制融资服务；厦门市搭建大数据平台，推动垂直领域、细分行业信用融资应用场景落地，促进信用融资增量扩面。

五是优化整合资源配置方式，大力引导中小企业走 “专精特新” 发展之路。北京市探索建立新的运行机制、财政支持政策、绩效评价机制、知识产权激励和固定资产管理方式等 “五新” 机制，高标准建设新型研发机构；青岛市通过 “民营经济创意会” 打造 “政策配套齐全、金融资本助力、应用场景开放、资源充分对接” 的项目落地闭环生态，完善全流程服务，推动创意项目落地生根；南京市出台系列政策，以构建 “十百千万” 梯次发展的专精特新企业群体为目标，打造“六大工程”，实施“十条措施”，完善全周期、全要素企业培育体系，推动创新型企业厚积成势。

六是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优化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角度积极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杭州市面向龙头骨干企业、大中型企业及中小微企业分层组织推进 “百千万” 工程，提升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整体水平；武汉市成立市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主任，聚焦 “两化三融合”，实施数字经济“573” 工程，加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力度；宁波市全面开展资源对接，组织开展 “百场龙头企业”、“百场院企”、“百场数字赋能”、“百场银企” 系列对接活动，构建产业链培育生态圈。

七是从体制机制、服务队伍、技术手段等方面积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打通中小企业服务 “最后一公里”。济南市实现市县（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全覆盖，两级中心中小企业服务人员编制达到 338 人，其中市级中心人员编制从成立伊始的 18 人增加到 140 人；深圳市着力构建企业服务综合生态，同步推出 “深 i 企” 小程序、APP 和 Web 三端服务，推动企业服务由信息化向数字化升级；上海市持续完善 “1（总队）+4（分团）+16（区）+Z（专家）+Y（园区工作站）”中小企业志愿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公益性、规范高效的志愿服务。

评估过程中也发现，各地在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包括：1. 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的隐性壁垒依然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仍待完善；2. 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中小企业权益保护力度仍需加强；3.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融资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4. 中小企业人才引、留难度较大，创新支持政策针对性有待提高；5.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健全，部分地方出台政策知晓度和落实效果不及预期。

来源：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Kruze分析了250多家种子和风险投资初创公司的CEO薪酬，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趋势正在形成。

2022年初创公司CEO的平均工资

2022年，初创公司CEO的平均工资比2021年的水平增长了2.7%，达到15万美元，而中位数提高到14万美元。与2020年相比，该平均工资增长了7.9%，当时CEO的薪酬因新冠疫情而下降。

该分析来自一个匿名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250多家风险投资初创公司，资金总额超过25亿美元。

按风险投资筹集划分的工资水平

2022年，融资超过1000万美元的早期公司的CEO每年获得的薪酬不到20万美元。在筹资不到200万美元的公司，CEO的平均薪酬为10.6万美元，相差超过9万美元。

融资超过500万美元和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的CEO的薪酬在2022年分别上涨了7.5%和13%。但是，与2021年相比，资金有限的初创公司的CEO的薪酬减少了约7%。

生物技术/制药公司创始人的薪酬

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CEO的薪酬往往最高，其CEO薪酬平均为16.1万美元。

电子商务CEO薪酬

电子商务公司CEO的薪水比过去高得多，2022年为14.1万美元。

SaaS 和金融科技CEO薪酬

今年，SaaS和金融科技创始人或多或少地回到了通常的薪酬水平，分别为每年12.3万美元和12.7万美元。

硬件CEO薪水

硬件公司的创始人和CEO的薪水往往低于平均水平，2022年为11.2万美元。

良好的领导力很重要

初创公司CEO的平均工资增长遵循总体业务趋势，根据非营利研究机构 The Conference Board 的数据，预计2022年CEO的工资总体将增长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