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密度指标统计结果表明，36座主要城市中心城区的公用桩密度平均为26.5台/平方公里。深圳、上 海、广州、海口排名靠前，中心城区的公用桩密度超过40台/平方公里，其中深圳市的公用桩密度最高，达 到154.9台/平方公里。公用桩密度低于10台/平方公里的城市有5座，分别为泉州、常州、莆田、大连以及烟 台，其中烟台市的公用桩密度最低，仅为4.8台/平方公里，与同为II型大城市的海口市相比密度不足其1/9， 与深圳、上海等城市相比密度差距更加明显。

按地域统计，25座南方城市的平均公用桩密度为29.2台/平方公里，高于11座北方城市的均值20.5台/平 方公里。规模密度排在前六位的均是南方城市，泉州、常州、莆田等在南方城市中排名靠后的城市，其公用 桩密度仍然高于大连、烟台等北方城市。

中心城区四类乘用车的占比平均为87%，其中私人乘用车占比平均达到53%，为最主力车型。36座城 市中心城区四类乘用车与新能源汽车整体保有量占比排序中，杭州、青岛、上海超过95%，占据前三;其中， 私人乘用车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中占比处于33.5%至76.5%区间，南宁、北京、上海、温州、天津等城市私 人乘用车占比位居前五位。

为科学引导全省充换电基础设施发展，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编制了《2022年浙江省充换电基础设施年度发展报告》，旨在系统总结2022年度电动汽车总体发展和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情况，并明确2023年度重点目标任务。作为电能替代、城乡一体化、交通能源融合的重点领域，预计未来几年充换电设施还将实现长足发展。

本报告由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电力公司、省能源业联合会等单位共同组织编制，国网浙江经研院、省发展规划院、杭钢集团、省经济信息中心参与了编制工作。

基础设施运行情况

1、公共充电基础设施运行情况，2023年3月比2月公共充电桩增加8.9万台，3月同比增长59.0%。截至2023年3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公共充电桩195.8万台，其中直流充电桩82.2万台、交流充电桩113.6万台。从2022年4月到2023年3月，月均新增公共充电桩约6.1万台。

2、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省、区、市运行情况，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湖北、山东、安徽、河南、福建TOP10地区建设的公共充电桩占比达71.2%。全国充电电量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四川、福建、上海、陕西、河南、湖北等省份，电量流向以公交车和乘用车为主，环卫物流车、出租车等其他类型车辆占比较小。2023年3月全国充电总电量约24.9亿度，较上月减少0.6亿度，同比增长130.6%，环比减少2.2%。

3、公共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运行情况，截止到2023年3月，全国充电运营企业所运营充电桩数量TOP15，分别为：特来电运营38.8万台、星星充电运营36.9万台、云快充运营29.1万台、国家电网运营19.6万台、小桔充电运营10.3万台、蔚景云运营8.3万台、深圳车电网运营7.3万台、南方电网运营7.3万台、依威能源运营7.1万台、汇充电运营5.1万台、万城万充运营4.9万台、万马爱充运营2.8万台、上汽安悦运营2.4万台、中国普天运营2.3万台、蔚蓝快充运营2.2万台。这15家运营商占总量的94.2%，其余的运营商占总量的5.8%。

4、充电基础设施整体运行情况，2023年3月，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63.2万台，其中公共充电桩增量同比上涨89.3%，随车配建私人充电桩增量持续上升，同比上升15.9%。截止2023年3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584.2万台，同比增加87.9%。

5、充电基础设施与电动汽车对比情况，2023年3月，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63.2万台，新能源汽车销量158.6万辆，充电基础设施与新能源汽车继续快速增长。桩车增量比为1：2.5，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基本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2019年至2030年，全球电动汽车供应设备市场预计将以近25%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将达到220亿美元左右。根据Next Move战略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19年，该市场的规模略低于20亿美元。

2021年，五菱红光Mini EV成为中国最畅销的乘用车车型，销量近40万辆。随着许多城市对内燃机汽车实行限制登记，购买电动汽车成为许多中国消费者的可行选择。

使用私人充电器仍然是大多数中国电动汽车车主的首选方法。它被认为是一种便宜而方便的选择，通常适用于家庭电价。然而，与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不同的是，大多数中国家庭没有住宅停车位，有充电器的家庭就更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人住在城市地区的多单元住宅中，停车容量有限。为了满足充电需求，许多电动汽车车主决定共享他们的私人充电器。截至2022年，中国的共享私人充电桩数量达340万个，约为公共充电桩的1.9倍。此外，广泛的公共充电网络和合理的价格使中国电动汽车车主更喜欢在公共场所充电。

使用私人充电器仍然是大多数中国电动车主的首选方法。它被认为是一种廉价和方便的选择，通常适用于家庭电价。然而，与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不同，大多数中国家庭没有住宅停车场，甚至更少的家庭可以使用充电器。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多单元住宅中，停车容量有限。为了满足他们的充电需求，许多电动车主决定分享他们的私人充电桩。截至2022年，中国共享私人充电桩的数量达到340万个，约为公共充电桩的1.9倍。此外，广泛的公共充电网络和可负担的价格使中国的电动车主更喜欢在公共场所充电。

使用私人充电桩仍然是大多数中国电动汽车车主的首选方法。它被认为是一种便宜而方便的选择，通常适用于家庭电价。然而，与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不同的是，大多数中国家庭没有住宅停车位，有充电桩的家庭就更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人住在城市地区的多单元住宅中，停车容量有限。为了满足充电需求，许多电动汽车车主决定共享他们的私人充电桩。截至2022年，中国的共享私人充电桩数量达340万个，约为公共充电桩的1.9倍。此外，广泛的公共充电网络和合理的价格使中国电动汽车车主更喜欢在公共场所充电。

截至2022年3月，丹麦和德国是世界上家庭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当时，丹麦家庭每千瓦时的电费约为0.48美元，而德国的价格为每千瓦时0.46美元。相比之下，在邻国波兰和美国，居民支付的费用不到美国的一半。

截至2022年，中国有近340万个私人电动汽车充电桩，比上年增长超过1.3倍。当年，中国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接近180万个。

与美国、挪威、德国和印度等国家相比，中国的电动汽车充电器要便宜得多。这种差异主要与充电桩的国家认证标准、其生产量和质量有关。目前，中国领先的公共电动汽车充电公司有TGOOD充电桩、星星充电桩、YKCCN、中国国家电网。这四家公司在2022年共建立了约120万个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近65%的市场份额)。在公共快速充电电动汽车充电系统方面，位于青岛的Tgood (Telaidian)是领先者，拥有21.6万个直流大功率充电器，累计充电功率为1160万千瓦。

2021年，美国电动汽车充电器的平均价格为3221美元，中国为322美元。作为一种快速充电的电动汽车电源设备，直流大功率充电器是最昂贵的充电器类型。在美国，2021年的价格约为81169美元。

截至2022年12月，Tgood (Telaidian)累计提供全国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362896个，成为国内排名第一的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公司。电动汽车充电桩是成功将电动汽车引入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2022年12月，电动汽车充电公司Tgood (Telaidian)拥有中国最大的市场份额，接近20.2%。紧随其后的是Star Charge，市场份额为19.1%。总体而言，中国前15家公共电动汽车充电公司的市场份额为93.8%。

截至2022年12月，Tgood (Telaidian)累计服务全国公共电动汽车直流充电桩215935个，是国内最大的公共电动汽车直流充电桩公司。中国常见的充电桩有直流(DC)桩、交流(AC)桩和交直流混合(AC /DC)桩。

基础设施运行情况

1、公共充电基础设施运行情况，2023年1月比2022年12月公共充电桩增加4.1万台，1月同比增长56.1%。截至2023年1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公共充电桩183.9万台，其中直流充电桩78.3万台、交流充电桩105.5万台。从2022年2月到2023年1月，月均新增公共充电桩约5.5万台。

2、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省、区、市运行情况，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湖北、山东、安徽、河南、福建TOP10地区建设的公共充电桩占比达71.3%。全国充电电量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四川、河北、浙江、福建、上海、陕西、北京、河南等省份，电量流向以公交车和乘用车为主，环卫物流车、出租车等其他类型车辆占比较小。2023年1月全国充电总电量约23.1亿度，较上月增加1.7亿度，同比增长84.9%，环比增长8.1%。

3、公共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运行情况，截止到2023年1月，全国充电运营企业所运营充电桩数量TOP15，分别为：特来电运营37.0万台、星星充电运营35.4万台、云快充运营26.9万台、国家电网运营19.6万台、小桔充电运营9.7万台、蔚景云运营7.5万台、深圳车电网运营7.1万台、南方电网运营6.1万台、万城万充运营4.8万台、汇充电运营4.7万台、依威能源运营4.2万台、万马爱充运营2.7万台、上汽安悦运营2.4万台、中国普天运营2.3万台、蔚蓝快充运营2.0万台。这15家运营商占总量的93.9%，其余的运营商占总量的6.1%。

4、充电基础设施整体运行情况，2023年1月，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20.2万台，其中公共充电桩增量同比上涨34.1%，随车配建私人充电桩增量持续上升，同比上升93.5%。截止2023年1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541.1万台，同比增加98.2%。

5、充电基础设施与电动汽车对比情况，2023年1月，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20.2万台，新能源汽车销量40.8万辆，充电基础设施与新能源汽车继续快速增长。桩车增量比为1：2，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基本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信创产业作为国内重点扶持的基础产业之一，近年来迎来国家层面支持，信创政策持续落地。2021年末和2022年初，基础软硬件国产化的要求更是密集出现在多项重大政策中，政策颁布节奏明显加快。

一方面政策密集落地，另一方面，信创成果也非常喜人。国产操作系统商业模式逐步完善，由定向模式向定向、产品、方案三种模式共同发展，销售渠道向多元化销售渠道扩展，市场推广速度加快。芯片领域热流涌动，国产芯片早已迈过28nm量产，14nm量产已经近在咫尺。7nm的产业规划也在路上。而基础硬件、存储、系统集成、网络安全、办公软件、数据库、云服务、创新应用等创新成果遍地开花。

顺应产业热点，由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深圳市电子信息产业联合会共同主办，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下属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第二届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产业大会，将信创产业发展及成果作为重头戏，邀请产业各方共赴盛会。

“信创”即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是我国IT产业发展升级采取的长久之计。信创建设从芯片、操作系统、基础硬件、应用软件、中间件等实现全IT全产业链实力和结构的优化升级。

据研究机构估算，得益于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2021年中国信创产业规模达13758.8亿元，2027年有望达到37011.3亿元，中国信创市场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至2021年的第12位。集成电路、基础软件等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

2019年以来，我国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来源国，5G、庄闲网络娱乐平台进入 、人工智能等领域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信息技术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保持年增长9%以上，软件业务收入保持年增长13%以上。战略性技术产业生态不断优化。

信创产业和数字化的融合，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热门趋势。信创是数十万亿规模数字经济的底层技术基础设施。而数字经济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以及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产业大会的主题设定为“信创助力数字化转型新动能”，旨在推动国产化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聚焦国产化基础设施、基础软件、信息安全、应用软件和云服务等领域新动态、新成果和新经验，系列研讨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未来技术、市场方向和商业模式。

近年来，信创产业各环节技术的明显提升，使得各方面衔接紧密的产业进入良性循环，信创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当前，我国信创生态已初步建立，后续本土主流软硬件厂商还将在研发、技术等维度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信创生态建设，保障从芯片、服务器等底层硬件到操作系统、云平台的国产化、自主可控、整体安全，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融合和安全保障，帮助政府机关和企业用户数字化建设达到新高度。

信创产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生态链里产业各方。本次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产业大会更是信创生态巨头云集。

操作系统在IT国产化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承接上层软件生态和底层硬件资源。此次大会，麒麟、统信将展示国产操作系统的最新发展动态。

CPU是信创产业的数字底座

芯片领域厂商飞腾、申威、龙芯、紫光恒越、英伟达、安谋、智芯微等将悉数到场。同时，GPU厂商景嘉威、芯动也将亮相。

硬件是信创产业的基础

中国长城、神州数码、宝德、百信、瓴海科技、超越科技、广州五舟将共赴盛会。

网络安全是信创产业明珠

奇安信、深信服、数字认证、中孚、麒麟信安、科盾量子一众厂商将展示网络安全坚实力量。

应用场景加速融合

此外，集成厂商浪潮、华为；办公软件厂商金山办公、永中软件；存储厂商紫晶存储、江波龙、迈存、航天706所、星辰天合、铨兴；数据库厂商人大金仓、万里数据、映云科技；云服务厂商华云数据、易捷思达；创新应用厂商航天宏图（导航）、盈世（邮件）、中电盐城（产业园）将一一登场，为此次盛会增光添彩。

与前几年信创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政策和战略方向布局不同，近两年，信创已经深入细分行业，深耕行业应用，并取得不少的成绩。行业信创也已具腾飞之势。

据中信证券预测，行业信创有望以2022H2为起点逐步进入爆发期。在市场化程度相对更高的行业领域，信创产业有望继续从品类拓宽和行业拓展两方面发展，以“八大关键行业”（金融、电信、石油、电力、交通、航空航天、教育、医疗等）为代表的行业信创有望逐步进入爆发期。

未来国内IT厂商将进一步在技术和产品上发力，确保本土主流IT产品的自主可控、兼容性和安全性达到最佳。

除各厂商的精彩亮相外，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产业大会还为观众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信创产业嘉宾主题演讲。

8月17日，深圳会展中心6层茉莉厅中国电子领导、深圳市工信局领导现场致辞将活动拉开帷幕。

来自中国长城科技集团、飞腾、金山办公、麒麟软件、人大金仓、深信服、映云科技、盈世、中孚、华诚金锐、亿欧EqualOcean、北京数字认证股份、紫光恒越、芯动科技、创客贴、中电信创（盐城）产业园等各位嘉宾将一一登台，贡献自己的产业见解，既是思维的激荡也是观点碰撞，极具行业价值。

对于中国信创产业未来判断，前瞻研究院指出，信创产业未来将是关键领域的全面安全，实现软硬件的全部替换，并逐步实现政务云的国产化。以目前的信创产业为契机，全面实现以操作系统、芯片、数据库、应用软件等为核心的国产自主安全平台，随着云计算、物联网、AI、大数据等应用，持续促进底层能力的提升，上层业务不断拓展，产业边际不断拓宽。

任重而道远，作为中国信创产业的支持者，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产业大会也希冀中国信创产业能够扶摇直上，鹏程万里。

正如艾瑞咨询在《2021年中国信创产业研究报告》里所言，信创建设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促进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长久之计。信创建设前期以政策激励为主要驱动力，为国产IT厂商提供发展的沃土。在全社会各方因素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呈现出百花齐放、融合应用、技术创新、人才涌动的特点，市场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政策驱动的市场机会下，上下游全产业链厂商携手，共同推动中国基础软硬件的崛起，重构基于我国自主IT标准的产业生态。后期将进一步面向市场，走向国际，实现新一轮的创新和发展。

本次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产业大会为中国信创产业各方搭建展示的舞台，从芯片到操作系统、从基础硬件到软件应用、从数据库到中间件、从信息安全到云服务，各方联动呈现中国信创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描绘未来发展蓝图。众多行业人士倾情参与，值得期待！

馆区分为数字宜居、数字宜学、数字宜行、数字宜乐、数字宜养、数字技术及防疫等7个数字化场景展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字化代表企业、互联网科技电信巨头、各行业领军企业济济一堂，共同展示中国数字化产品和技术的优秀成果。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数字产品博览会馆区，199IT和DOIT谢老师一道，与电力能源综合服务领军企业永福股份一起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对永福股份副总工程师黄肇敏、永福智慧能源部黄儆醒进行了专访。

（图：第二届中国国际数字产品博览会永福股份展台 199IT摄）

据介绍，永福股份深耕电力能源行业，具备领先的发电、电网、综合能源、智慧能源、储能等电力能源系统集成能力、配套产品和应用服务能力。公司深度融合工程技术和新一代互联网技术、自动化技术，打造数字能源、数字储能、智能电网、城市智慧能源网等领域综合智慧解决方案和相关软硬件产品。永福股份也是此次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赞助商之一，并受邀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数字产品博览会。

福瓴四大核心平台深度融合

此次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永福股份携全新品牌福瓴数字能源平台首次亮相。包括数字孪生、电力物联、能源监控、大数据云四大核心平台。

四大平台有哪些内在的技术逻辑和关联性。黄肇敏揭示了四大平台的相互关系。福瓴的技术路线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数化。永福股份作为设计企业，有设计单位源头的数据优势。可以把以往交付的图纸变成交付数据，产品实现数字化升级。

第二个步骤是连接。从传统能源到分布式新能源都分布在不同的地域。未来需要将不同地域的终端设备连接起来，传输到监控中心，依靠电力物联网来实现。

第三个步骤是互动。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里，有新能源、电网、储能等，这些不同的元素需要协调控制。这需要依靠能源监控平台这个大脑来实现。

第四个步骤是智慧。永福股份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汇集起来的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利用，达到比人脑、经验处理更好更优化的结果。

这是四个平台串联起来的技术路线。

电力行业客户数字化的痛点在于技术融合

永福股份服务的客户中，包含很多的大型央企和民营企业，他们都陆续提出数字化转型战略。这些数字化转型战略都有共同点，就是要实现数字能源和智慧能源。

传统电力系统的痛点是各个不同信息系统之间形成信息孤岛。数据之间相对割裂，数据共享差。传统的电力自动化技术和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很难、很少去融合。

永福股份将自己的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与新一代的信息化技术进行融合，发挥永福股份的技术优势。应用新的技术实现能源数字化，也实现自身的数字化转型。

永福股份深耕电力行业二十数载，不仅在设计方面拥有行业最高的资质等级，也拥有非常丰富的大型工程案例，包括大型火电、特高压电网、海上风电等项目。在这过程中，永福股份不断创新，将智慧能源融入到设计理念中，为客户提升价值。

几年前在意识到数字化能源时代到来之后，永福股份一直在做战略布局，在数字化技术研发上不断发力。通过应用新的技术、结合业务的熟练能力，发现行业痛点，帮助客户创新性地解决问题。

中国特高压技术远超其他国家

在不久之前，永福股份确认中标哈密-重庆特高压直流工程线路可研及勘察设计包8，中标总金额为人民币3157万元，这是永福股份中标的第12条特高压输电线路工程。

特高压技术发源于国外，勃兴于中国。已成为中国的“大国重器”。在电力行业重要参与者永福股份的角度，怎样看到特高压技术的发展，永福智慧能源部黄儆醒阐述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黄儆醒表示，近几年，特高压技术在中国蓬勃发展，不止是设计方面，在工程技术、设备制造等方面都有全面的进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特高压工程最多的国家，远超其他国家。依托工程的积累，中国特高压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目前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永福股份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一个缩影，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典型代表之一。从设计出发，到多年工程积累。在几年前数字能源方兴未艾之时敏锐抓住行业机遇，不断在创新技术研发上发力。将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新一代信息化技术相结合，解决客户在数字化时代的痛点，赢得行业的认可。

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和第二届中国国际数字产品博览会已完美落幕，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自强不息、孜孜不倦、勇立潮头的精神令人回味，让人尊敬。

2020年，装机容量总计21GW的水电项目投入运行，高于2019 年的15.6GW。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增长来自中国，新增装机容 量为13.8 GW。2020年有新增装机容量的其他国家中，只有 土耳其(2.5 GW)新增装机超过1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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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r的报告分析了209个国家和地区2000年至2020年的电力数据，其中，包括占全球电力需求93％的75个国家2021年的最新数据。

报告显示，自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以来，全球风力、光伏发电量在发电总量中的占比翻了一番。2021年，全球有50个国家超过10％的电力供应来自风力和光伏发电。其中，报告特别提及，2021年，中国风力、光伏发电量不仅在发电总量中的占比突破10％，达到11．2％，其年增长率也分别达到了32％和27％，居全球领先地位。

根据Ember的统计，全球向风电、光伏转型最快的国家是荷兰、澳大利亚和越南，在这些国家，过去两年间，有约1/10的电力需求实现了由化石燃料转向风能和太阳能的“等量替换”。与此同时，2021年，有10个国家的风力、光伏发电占比超过1/4。其中，丹麦的“风光”发电占比达到52％。

Ember同时指出，2021年，全球风力、光伏发电量实现创纪录增长主要是受电力需求强力反弹支撑，而这期间二氧化碳排放和煤电增长也创历史新高。

报告数据显示，尽管2021年全球风力、光伏发电量实现创纪录增长，但仅满足了全球电力需求增长的29％，其余部分仍由化石燃料发电满足，这导致煤炭发电量增长了9％，为1985年以来的最快年增长率。化石燃料发电的增长将全球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推至历史新高，比 2018年的纪录值高出3％左右。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的净零路线图，为了实现 1．5 度的温控目标，到 2030 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需要达到全球发电总量的40％，而煤电需要从36％下降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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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不确定性的现实水平的建模也非常重要，建模所采用的方法不应使规划结果偏向于安装成本更高的发电和储能，而是应该优先考虑在输电、跨境电力交易和需求侧灵活性方面相对具有更佳成本效益的投资。2正如我们在本报告中所展示的那样，尽管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欧洲的容量充裕度评估方法中已经开始更多的将这些因素纳入考量。最近对其他市场的几项研究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储能容量的上线，适度数量的储能一一主要是短期储能，如 4 小时储能容量一一在确保充分利用每兆瓦风能或太阳能容量以满足峰值负荷方面将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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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书从行业一线工作人员视角出发，聚焦建筑智能化应用过程，披露行业发展30多年在应用层面存在的痛点和难点，从制度和体系、标准和技术及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角度对智能化系统高效落地和实施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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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个月，尤其是最近，中国的政策、经济和周边环境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奇虎360、哈尔滨工业大学、云从科技在内的33家公司或学校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从这些变化中，我们看到了“5G”、“AI”、“大数据”，即“新基建”的身影。可见，新基建不仅是我国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全球各国正在努力争夺的战略高地。

那么在新基建的浪潮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科技发展进程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前提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国际需求快速下降，全球化进程被迫「暂停」，我国将面临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大变局。

讨论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前提，是大家最近讨论非常多的问题—— “民粹”和“去全球化”。不管是涉及到中美关系，还是国际环境，或者是国际环境中跟中国有关的部分，都要理解“去全球化”和“民粹”。

从2009年开始，为了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各个国家都印了大量的钱，提供了非常充裕的流动性，尤其是发达国家。

钱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当这种生产要素的可及性大量增加，用钱赚钱的人比用体力和劳动赚钱的人要赚得更快、更多，如此就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事情在过去100多年中也发生过，只是2009年这次的总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大。

那么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

贫富分化增加导致的结果是相对差距增加，通过体力和劳动赚钱的人即使绝对收入没有下降，但相对收入一定是下降的。只有用钱赚钱的人才会比较富裕，因为他的金融资产是被反复循环购买的。在贫富差距增大的情况下，体力劳动工作者会对现实不满，而对现实不满就要做出政治表达，因为做政治表达是最容易把世界变得跟以前不一样的方法。

也正是因为这种方式，所以在过去5年当中，发生了很多特殊的政治现象，比如特朗普被选上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因为相对贫富差距的增加，导致底层，或者说劳动群众对现实不满而做出政治表达的方法。我参与投票告诉你，我希望以后变得和今天不一样，和过去不一样。

这些和我们今天讨论的疫情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到全球的发达国家为了解决疫情问题，都开始释放充裕的流动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疫情和经济放在一起，往后看3-5年，大概率会再一次出现由经济现象产生的政治表达，这个政治表达和上次是一样的，而政治表达的结果，最好的情况是短期内大家都能控制，如此就不用转嫁各种各样的国内矛盾，但这次非常麻烦，面临失业问题，面临公司解散问题，这对劳动人民的影响最大。

如果疫情时间稍微长一点，大家转移矛盾的方式和方法可能就各不相同了，再拖下去，大家可能会把矛盾转移到国际上。

中国产业链是如何形成的？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了著名的“4万亿计划”的措施，在看“4万亿计划”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产业链的发展。

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最早主要跟农业有关系，因为中国先推的是包产到户，解决农村劳动力，那时中国有10多亿人，全国接近一半的就业人口当中7 0%多都是在农业这个行业工作。包产到户解决的问题是，要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

那么是怎么解放的？包产到户，让农民有了自己的农田，于是都拼命地劳动，生产效率也因此提高，人口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就被陆续解放出来。正如图中最下面的那条线。

这些箭头代表了中国过去大概40年当中，按顺序依次发生且仍然同时存在的产业链环节。

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后去做什么了？去做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这个词最早叫作“田间地头的手工业作坊”，简单来说就是制造业和工业稍微放开了一点，直到1984年之后，乡镇企业在政策上才得到允许和鼓励，当时还出现了“流通业”，也就是所谓的万元户。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被就地改造成初期的产业工人，1995年，乡镇企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占当年GDP的25%，也就是说，当时中国GDP的四分之一都由乡镇企业贡献。

但是，在90年代末，我们就很少再听见“乡镇企业”这个词了，这是因为乡镇企业达到高峰期之后，我们就开始规模化、工业化、标准化，原来的乡镇企业变成了民营制造业企业。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发展过程，但我们在讨论产业转移时，有几段历程是很难被抄袭和拷贝的。

我们大概有8亿劳动力，其中有30%在工业中，而且这30%并没有包括农民工，如果加上农民工的话，我们大概有40%，也就是大概3亿多劳动力在工业和制造业的环节上。这3亿多工业劳动力是怎么来的呢？是先从农村解放出来，经过技能培训，然后从小工厂转到大工厂，接着变成了规模化生产的产业工人，最后进入到不同的行业。这也是中国劳动力的过程。

中国劳动力的过程全世界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再抄一遍，因为第一得有足够多的闲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第二，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得经过初级培训变成产业工人，最难的是得有这么大的规模。

如果想转移中国的产业链，所涉及的产业规模大概需要把南美、东南亚的大概四五个国家全部加起来，此外，这里还涉及到教育水平、人口分布、收入结构、年龄结构问题等等。

所以说，我们的劳动力优势很难被copy。

有人可能会问，我们的产业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呢？现在我们的产业链大概走到了“高附加产品工业品”与“高附加值服务“共存的阶段，也就是链条中的最后两个环节都存在的阶段。

那么之前的环节我们都长成了什么水平？

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发展为全球的第一名，全球最大。

以基础建材为例，水泥和钢材，我们是全球最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从1996年，中国成为全世界粗钢产量的第一大国，如今我们依旧保持全球第一。1996年我们的产量刚过1亿吨，现在我们的年产量大概有9亿吨。

其他国家呢？第二名原来一直是日本，现在是印度，印度有1亿吨，日本大概有9000万吨，美国有8000万吨……就算把后边的2-10名加起来，与中国的9亿吨还有很大的差距。

工业品、中间品和化工更是如此。工业品大概有多大？联合国曾规定过40多个所谓工业品的相关产业链，全世界只有中国在这40多个品类中是全齐，而且在400多个子类当中，我们有一半以上都是世界第一。

我们的化工有多大呢？2019年，中国化工产量产能总量大概占全世界的40%，预计在5-7年内，将会达到50%。

消费品就更大了，哪怕是比较难做的，比如说消费电子行业，手机的装配大概占世界装配产能总量的75%。

此外，消费电子行业中难做的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我们也是世界第一。2015年，芯片进口成为中国花费外汇第一大行业，全世界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有接近90%是中国一个国家做的。当然不幸的是，我们生产的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当中，芯片有90%是进口的，这也是导致在过去这么长时间，芯片一直是我们花费外汇占比最高、绝对总额第一的行业的原因。

继续回到“4万亿计划”。2008年，政府推出“4万亿计划”来刺激经济，那么这4万亿主要花在什么地方了？

这4万亿的基建主要花在了图中第二个链条上。

高铁。十年我们修了3.5万公里高铁，大概花了4-5万亿人民币。现在我们国家的高铁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大概是全世界高铁总量的一倍还多，也就是说，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高铁建设量加起来也不到我们的一半。

高速公路。我们现在大概有17万公里的可通行里程的高速公路，当然，它的修建比较便宜，一公里不到1亿人民币。

地铁。地铁也很贵，一公里大概是4-5个亿。我们大概修了6000公里的地铁，花费2万多亿人民币。

机场和航空。中国是增量世界第一，存量世界第二，大概再过3-5年，会变成世界存量第一，增量第一。

这些是2009年到今天，这10年做的事情，把这两个链条加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与最外边的“新基建”链条有着紧密联系。

过去的40年，除了在高附加值工业品和高附加值服务这两块外，中国在几乎所有的工业消费品上都做到了世界第一，规模最大，并且完整性最强。不管是消费品、工业品，还是其他相关的化工产品，我们都已经是世界第一。

虽然第二条链条饱受争议，但它却带来了惊人的结果。比如物流。中国的物流大概状况是什么样？我们一年的物流，包含仓配在内，总规模大概是14.6万亿，去年（2019年）中国GDP是99.1万亿，如果按100万亿算，物流相关行业占中国GDP的14.7%。

可能会有人问，物流行业占一个国家的GDP比例高好，还是比例低好？

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比如说美国的物流行业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大概是8%。大概在7年以前，中国的物流行业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大概是17.8%。

很明显，我们的比例下降了，但中国不会低到像美国那样，因为我们运送的东西多，而且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要进行传递，比如说，首先我们要把钢运到哪里去，把煤运到哪里去，把水泥运到哪里去，其次再把它加工，加工完之后，变成化工品、中间品、工业品，接着我们要再加工，把它变成电子产品、变成消费品，最后我们要再把它运到港口，运出去做外贸，或者分散到各个地方做内贸。

中国的物流行业占比高，是因为它介入的环节多，且运送的总量大，为什么运送的总量大？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运送的总量自然也大。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比例下降了？这是因为物流成本占整个生产过程的比例下降，意味着我们提质增效，总量增加，占比降低。此外，当运的东西越来越值钱，物流成本占比也会下降。我们与美国相比是怎样的？以吨公里为例，就是把一吨东西运一公里的成本，中国是8美分，美国是2毛1美分。

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4万亿，觉得没有争议。这是因为你认为它对中国今天能持续拥有底下那条长产业链非常重要，它搭建了一个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使得这些产业链相互之间的连接，能既保持规模，又成本低价。

由此可见，这两条线加起来产生的效果，是除了中国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都做不到的事。链条上这么多环节我们都做到世界第一，链条之间高效连接。此外，还有一条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就像一层保护膜将它们充分连接。

高效低价的物流网络

今天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谈论“新基建”，也就是图中最外边的那一个圈中的内容，总量上能不能拉动中国的经济。

我不是经济学家，这个问题我无法从经济学角度回答，但是我可以从投资的角度分析。

两条最大最全的链条形成了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在此基础上，将最外圈的东西与之相连接，使得链条和网络的使用以及调度在整体上变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这个事情怎么实现的呢？方法很简单，随便从里边挑跟数据有关的事情，如果能够使得这里边的每一根链条上的环节都代表着每一个厂，每一个生产方式，每一个是机器设备等等，且每一个我们都知道它具体什么状态，我们就知道了全中国发生的两个链条上，所有的事情和状态。

产生的结果是：不盲目生产。可能原来我们只管自己这一环的操作和运输，首先进口一定量的石油和煤，其次用车把它运到各个需要的地方去，然后再把它加工出来，接着再考虑把它运给谁，最后再考虑把它卖给谁。

但现在，如果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节点上知道它的供需和状况，知道今年或现在我们需要进口多少油，能产出多少油，应该把这些原料或能源分别运给哪些地方，哪些地方多一点，哪些少一点，并利用高效网络提供给就近的需求来生产，这在成本效率上是最高的。

把这一圈东西搞明白了，你就会知道中国40年搭的网络，之所以能在全局上有一个完整的效率调度，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链条相互之间到底应该谁生产什么，怎么连接，运到哪里去，下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可以卖给谁。

最外边圈的总量是高技术密集型的，虽然需要的投资总量不一定很大，但是有了外边那个圈，它产生的结果会使得里边环节变得比以前高效很多。

那么这些其他国家能做吗？当然，这件事情其他国家也能做，但是用处不一定像中国这样大，因为你需要调度所有的环节、运输足够多次数、做足够大量的供需匹配，如此，最外边那张网络的用处才会变成最大。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与新基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我们举例来说。

在输变电技术上我们有100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站，它有以下几个优势：

第一个是损耗小，用特高压直流来输送时，电的损耗少；第二个是传输距离长；第三个是占地少，占地少的概念就是需要的塔少，所以占地相对少。

我们日常生活和外面那张网有什么关系？有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把能发电的能源集中到某一个地方，然后把电运上网，送到各个需要能源的地方把它落地，然后变成你的能源。

第二种情况以车为例，中国从2017年开始成为石油进口第一大国，每年进口5亿吨原油，大概花费2000亿美金以上，原油炼成车用汽油，供给中国2.6亿辆左右的汽车。

该怎么分配能源呢？第一个，最节约效率的方法，我们先把所有的进口原油尽量都运到一个港口，在那个港口建一个巨大无比的石油炼化厂，把5亿吨石油变成1亿多吨的汽油。其次从炼化厂派非常多的运油车，把它运到全中国各地的加油站，然后再开车到加油站去加油，最后再到处跑。这是一种能源循环方法。

另外一种，假定我们还拿石油来发电，运了很多石油之后，我们在港口就地建一个火电厂，把石油变成电，然后把电变成特高压或者智能电网，智能电网的概念跟我们刚才那一圈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把火电厂发的电通过特高压，根据电网的分配，把它输送到你家里的车用充电桩上。

通过这两个能源循环，我们知道电网的智能化和输电低损耗高能量的传输过程，对能源流转会起到很大的提高效率的作用。

最外面那一圈网，不管今天的争议是在于体量够不够大，绝对规模够不够大，还是能否刺激经济，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作用是为了解决里边那两个已经存在的链条，能够最高效的被使用、最小程度的被浪费，完成最高效的全局调度。

简单来讲，如果发生疫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全中国哪里能生产口罩，哪里有炼化厂可以生产口罩原料，以及这些口罩不同地区分布的产能大小，如何运到武汉去，调度的结果会和1、2月份的时候不一样。当然这些的实现，是要有了外面那一圈。

所以，结论是往后看10年，外面那一圈会使得我们里边那两圈效率非常高。当然从物流网络来看，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最好的调度网络，这个效率没有国家能有机会在短时间内超过，因为我们运的东西又多又全，而且成本低效率高，还能整体调动如此大量的供需关系和物流过程，使得它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高附加值产业

如今，中国走到最后两格的公司屈指可数，比如华为，今天的华为被推到风口浪尖，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乃至过去几周的时间里。

五六年以前，没有人会想到华为会成为一家世界级的电子消费品牌产品生产企业，或者说是跟三星一样，仅次于苹果，正在追赶苹果的企业。

2014年、2015年，华为手机显然不被认为是高档有品位的礼物，但今天别人送你一部华为P40手机，你会觉得这个人有情怀，有品。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华为现在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和消费产品。

苹果赚了产业链上绝大多数的利润，叫高附加值产品，华为现在也正如此。

那么什么叫高附加值服务？微软和谷歌大家都知道，典型的全球大公司，它们在全球卖的所有东西里没有所谓的物体产品，它卖的都是技术服务和知识产权。换句话来讲，高附加值的服务，就包括了金融、医疗，也包括了其他相关的计算机软件服务、知识产权等。

图中华为跨了两个格，这是因为它里边有非常多的技术。华为大部分的技术自主化是通过海思芯片公司实现的，这是华为自有的芯片公司。2019年海思在世界芯片公司排名上位居第7名，这是中国大陆历史上第一次进全球排名前10的芯片公司，过去连进前20名的都没有。

当然高附加值产品这一块也包括一些与金融和药物研发等等相关的，与华为各占一半。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当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碰见的问题，意义非同寻常。以美国针对和打击华为为例，这是因为对于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来讲，不容易或者暂时不能接受中国在产业链结构上，拥有和诞生出像苹果或者像微软和谷歌一样的国际企业。这种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我们再举一个抖音的例子。抖音在国外叫tiktok，正在竭尽全力做国际化，我们可以大概预测一下，如果发达国家或者美国暂时不能接受，有像苹果一样代表着行业最高技术水平，且是国际性第一流的公司诞生在中国的话， tiktok在美国或者国际上大概也会碰见类似于华为的问题，虽然现在还没有，但我猜它将来可能会遇到。

图中右上角是美国的典型国际化公司，其中很多在产业链结构上只占最后两个环节，而中国是将前边所有的环节都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才开始走到最后两个环节。

回过头来讲，如果你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新基建的话，可能外边画的那一圈所有的技术，即能制造外面那一大圈链条的能力，几乎大部分都在最后两个环节。所以，我们做了最外面那一圈之后的结果，是里边那两个链条就会变得几乎是全世界最高效，且能更稳定的长期存在。

谁能做最外面那一圈链条，谁就能在其中起到更多的作用。简单来讲，最后那两个环节和能力强的企业，会在最外面那一圈形成时起到更大的作用。

最后那两个环节的企业，除了前面那些环节之外，整个链条的附加值都做到了极限。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因为有华为、小米、VIVO、OPPO这样的公司存在，所以我们能够让手机的装配制造产业链在中国较长期、较大规模的存在。虽然我们也会转移一部分出去，但如果没有华为和小米和VIVO、OPPO这样的企业，只有苹果和三星，那么很多跟手机装配有关的产业链，就被转移走了。

道理上来讲，因为有产业链结构最高端链条的存在，所以才导致这个产业链的稳定性提高。

所以说，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投以前没有投过的技术行业，不管是芯片还是生物医疗，我们要做的原因很简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中国这个链条都已经足够大了。

但是中国有个挑战，就是制造业附加值增加率。我们把东西，比如说某种原材料或者某种能源材料运进来之后，把它加工完了之后再卖出去，这个叫增加值。

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的30%，我们一个国家，相当于日本、德国、美国的累加。但是强不强呢？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它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增加率是33%、35%这个水平，我们是21%、22%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还需要努力。

如果我们接着想把这个链条做强，只能靠有高附加值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企业，比如华为。

我再举一个汽车的例子，因为手机和汽车是要求产业链的配套多样性最复杂的产业。

比亚迪是从1995年开始下海做电池，2002年成为诺基亚在中国地区第一个锂电池合格的配套厂商。2003年它开始造车，取得了不小的成绩，2016年-2018年这三年它一直都是全球电动车产量的第一名，但在2019年被特斯拉超过。

丰田在汽油发动机、氢能源和锂电池这3个技术方向上都是全球最好的或最好的之一。去年中国的畅销车型当中，不管是广汽还是上汽的两款丰田，都榜上有名。

但就是这个在所有方面都很牛的丰田，在去年“允许外资车企在中国投资汽车企业占比超过50%”这条规定情况下，于今年4月初与比亚迪在深圳成立了一个合资厂，研发新能源车下一代。

而且这个汽车厂有如下几件事，听起来匪夷所思。

第一件事是，丰田完全有能力控股或独资成立汽车企业，但它这次却和比亚迪1:1合资。

第二件事是，将来研发的电动车企业将会用丰田的品牌来卖车。

第三个问题更不可思议，合资企业1:1的以丰田品牌卖的车是比亚迪的底盘加比亚迪的三电技术。

也就是说一个全球最好之一，掌握最先进技术和销售水平的车企，在中国做合资企业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仍然只做1:1，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牌子来卖车，卖的车还是中国企业做主要技术提供的车。

这是中国在产业链环节上走到最后两个环节的代表。

底下还有一条更长的线，譬如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年的发展，大概从最早的做工业中间品的流通，做消费品的销售、流通和国际化，做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平头哥（做芯片的），到最后的服务贸易，此外还有云计算。

讲一个你可能没印象的数，中国去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1.4万亿人民币，美国大概是43万亿人民币，比我们多1.7万亿人民币，就是2019年我们与美国差了4%左右。

今年由于疫情，我们一季度受到影响，二季度看起来会保持略微增长，三四季度可能会持续增长，然后今年内需压力也比较大，刺激政策也比较多。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货币贬值了2.3%。去年中国的问题也是货币贬值了3%。

也就是说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的消费品市场，我们比第一大的差距是4%，本来去年差距应该更小，但是去年我们货币贬了一点，所以说我们差了4%。今年的问题是疫情对两个国家的影响还不能确定，当然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已经可见了，但对美国的消费产生多大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因为美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大概占60%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假定疫情对美国的影响稍大一点，可能中国今年的社会品消费零售总额就会变成全球第一大。

我们继续来说华为，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华为大概是从2002年、2003年开始生产电话的，一直在做电信设备，不愿意做电话，生产电话的时候也是从固话小灵通的最后一波和固话开始的。而且刚开始生产的电话水平不好，固定电话主要都是送出去的，还经常碰见点技术问题，一打雷电话就会出问题。2006年、2007年一直在生产手机，这是它的道路，只不过道路过程当中有一些改变。

1999年左右，工信部当时下发了牌照，允许各种各样的厂发牌生产手机，就是生产手机的资质相对放开了。

为什么发放了这个牌照？是因为发了牌照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把装配产能挪到中国。2002年、2003年出来了第一波手机品牌，也就是俗称的“手机中的战斗机“们，如果你还有印象，应该还记得波导、金立等那一大批贴牌机。

但是，现在到2006、2007年，这些战斗机们你已经不太看得到了，这是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贴牌进来的，我们把整个产业链挪进来了，快速的产生了第一批的贴牌品牌，然后贴牌品牌没有hold住这个市场。接下来把我们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诞生了第二个中国在手机产业链上的特殊情况，叫山寨机。我们给全世界造相对便宜、高性价比的手机。

这两波手机热潮过后，我们的装配生产制造能力，在链条上已经比较完整了。就在这时诞生出了一些今天在A股非常著名的公司，比如说歌尔声学、瑞声科技、舜宇光学、欧菲光、立讯精密等等。

这些现在A股市场上1000亿、2000亿甚至3000多亿市值的公司，在当时是这么产生的：手机产业链挪进来之后，他们从相对简单的装配和零部件生产开始，然后变成了今天这样。

这些厂家，在生产供应链的链条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变成了能生产精密零部件的代工企业或生产企业。然后中国的手机走到了升级阶段，就是从普通的诺基亚手机换成了智能手机，而在换成智能手机的同时，中国终于开始快速扩张消费市场。

从2012年的一季度开始，中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销售市场。

当我们变成了最大的市场，且有足够多的精密零部件生产环节之后，这两者之间做了连接，并且产生了第一个公司——小米。

为什么会有这个连接的机会？因为我们是最大的市场，大家都要照顾这个最大的市场。所以这个市场的消费者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变化，你就会按照这个需求来生产产品。

如果凑巧你要调动的产业链资源在生产精密零部件企业的周围，那你的进化过程会非常快。经过多次进化，就可能走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程度。

中国产业链的特殊时间与特殊机会

把新基建这个事讲完之后，大家难免有这样几个问题，譬如，只有中国能做这个事吗？或者说就今天而言，中美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科技上的问题，或者说美国在想尽办法让制造业回流，中国会不会经历跟美国一样的过程？如果不会，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机会？或在做新基建的时候，我想做最外面那一圈企业，有没有能力做得成？

中国赶上非常特殊的阶段和结构，就是说我们在讲产业链的生产结构又全又大又完整的时候，赶上了产业链要升级，而产业链升级需要依靠的是技术。那么技术需要依靠什么？需要依靠人才；人才需要依靠什么？需要有足够多的人才总量。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工程师红利”。

以化工为例，中国的化工产业，虽然占全球产能总量的40%，但我们的精细化工还不够好，精细化工怎么才能好？必须得有学化学和化工的人来把它精细。

这件事靠谁呢？靠化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国现在平均每年大概有37万化学和化工的毕业生，在美国化学化工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每年大概有13.1万人。当然，这些毕业的都是高等教育以上，就是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每年扩招毕业生，尤其从2003年之后化工专业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现在每年有接近40万名化工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平均劳动成本暂时是美国的1/3多一点。

换句话说，我们有既便宜又多的工程师，加上产业工人以及已经是最大的产业链结构，我们想不从化工大国变成精细化工大国都难。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2019年高校毕业生的选聘单位当中，在排中国前12名的学校里边，华为排名第一。其实从9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华为就开始持续做校招。

什么叫持续做高校校招？中国从2003年之后就开始大量生产工程师。我们广义上的工程师，多么大量呢？扩招是1999年开始，2002年的毕业生是67万人，2003年扩招毕业生大概是120多万人。2019年我们认为人口结构都已经发生改变了，年轻人都已经变少了，但2019年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仍旧非常多，有多少呢？是1000万。

1000万是什么概念？201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是全球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的1/4。在这个基础上，以华为为例，意思是说它做了20年的工程师红利，才有今天这些技术。

再举一个例子，药明康德，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叫药明生物，它做的是药物研发过程当中的CRO，即合同研究外包。简单来讲，就是大的药企在研发药物时，自己雇人做实验，从头到尾觉得太麻烦，效率太低且成本高。所以，它就找很多外包公司，比如我想要从A合成到B，来找足够多的人帮我合成，按人头付钱，或者按合同金额付钱。

药明康德靠什么赚钱呢？靠的就是想办法做比甲方更高效的实验，且雇到的工程师比甲方雇到的工程师便宜。

2001年药明康德开始做时，中国在全球范围之内的医药研发，就是刚才讲的研究合同外包这个领域占比连个位数都占不到。但在化学方面的药明康德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中国所有研究合成外包的人数总量加起来，大概已经超过了全球总量的一半多。

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如此之大，甚至有两个1000亿市值的公司？

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之内，在过去的20年，你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化学、生物、生化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而且还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就把他们雇过来。

这件事情也是药明康德或叫药明生物在过去18年的成长，能变成两个千亿市值的公司，并且在化学方面全球最大的原因。但如此结合起来其实是一个特殊性，而且这个特殊性，也不容易复制。

比如说美国也能做，但想同时有1.2-1.6亿高等教育毕业生总存量是不可能的（这个数还是刨掉每年退休的人之后的数量），因为美国只有3亿多人，其中50%是劳动力，也就是说大概有1.6亿的劳动力。而我们仅高等教育毕业生就1.6亿左右，此外我们还有约4亿的产业工人。

所以说这个特殊性其他国家一时半会儿是复制不了的。

其实还有一个特殊性，大家讨论国际政策时，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来自于三四十年前做的产业战略规划，这件事当时有错吗？不一定有错，因为在当时的产业规划过程中，把低劳动力、低附加值的劳动力都转移出去，不一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的技术应用核心大部分发生在了产业中。换句话来讲，我们投资行业在5年以前，认为最热、最时髦、最难做的技术是自动驾驶。

很多厉害的人都去做了自动驾驶。5年过后，所有人都知道了，在自动驾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所有做自动驾驶算法和数据的公司必须跟造车的公司合作，你得先把这些东西放在车上，且有足够大的市场，有人愿意买这个车来开，然后才能开始去循环使用和调教这些算法，使得你靠近自动驾驶这条路线。

如此来看，你会发现，全世界认为最牛的技术，最后的结果是必须要跟造车的企业结合才有用。

那30年前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因为30年前、40年前代表生产力最高效率，也就是今天代表美国市值前10名当中的大部分企业是什么？是信息技术企业，是微软、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些，做的是纯信息效率和软件层次的技术和提高。

言下之意，它们不是自动驾驶，而是做提高信息效率和信息传递、处理技术，单独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公司。这与你看到大部分的技术需要跟产业结构结合，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是最大的差别。

所以机器人也好，自动化也好，甚至是5G当中的一些应用等相关的事情也好，它可能都需要跟产业结合，需要跟实体结合，才开始有效率。这时有实体，且赶上了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就变得极其重要。

所以说，不是因为中国要做这件事，这个结构才有用。是因为凑巧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凑巧这些新的技术应用，含芯片在内，这些新的技术应用都是为了解决具体产业的整个效率提升，或者跟产业结合之后的效率提升，而不是纯粹的信息效率本身。

如果你现在要做自动驾驶这个技术应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有愿意跟你合作的造车的人在你边上，此外最好还有足够多愿意买车的人在你边上，这样你才能把自动驾驶迭代更快。

这是非常特殊的，是正好碰到这个时间节点才发生的。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这样，只是在今天来看是这样。

我们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只讲新能源汽车，从2014年开始中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事实上，我们的汽车从2009年开始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只不过从2009年到2014年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换了个跑道，我们从燃油发动机换到了电池。电池的核心技术是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液。

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多件事都变成了全球第一，除此之外，我们电池还变成了全球第一。但是由于受疫情影响，在一季度的时，宁德时代第一次从第一的位置降到第二的位置，LGChem变成了第一。

在过去的三年里，宁德时代都是第一名，比亚迪是第三或第四名。电池、电机和电控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占了汽车成本的70-75%。

你也可以看到这三项，是在过去的5年，为什么是5年呢？是因为有非常多的文章给了误导，前一段时间有非常多人在传一篇文章，说信息与工业化部的苗圩部长，说全世界的制造业分成4个等级，中国尚处在第3等级，意思就是我们还不强。

这些话是他在2015年11月份的政协会议接受采访期间说的，他说这句话时是没错的。但是2015年到2020年这5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2018年到2019年，在贸易战的大背景情况下，全球认为市值第一的消费电子产业、最高端的电子产业，核心供应商将会发生改变。

特殊的区域性经济结构

东盟国家现在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了欧盟和美国。对此，很多人问，中国会不会有产业链的迁移？中国相对劳动密集程度最高，附加值不高的一些装配产业，确实会迁移，迁移到哪里去？迁移到东南亚。对于东南亚很多国家来说，虽然它具有产业链，且具有劳动力成本价值优势，但是需要从中国买中间品来加工，同时会把终端产品卖回给中国。

为什么要卖回给中国？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变成全球单一最大规模消费市场。为什么要从中国买？因为在之前说的那个链条上我们每一个环节上都是最大的，所以要买那些半成品。

简单来讲，东南亚国家把半成品买回去加工成成品再卖回来中国。因为它是相对低工业附加值的生产过程，所以导致的结果是它两端成本都敏感，就是你运东西进来的原材料，或者是中间品成本要敏感，然后你卖出去的成本也要敏感，因为你是低附加值。

所以，从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它都是从中国买去加工再卖回给中国最划算。因为离得近，有消费足够大且能承受。除此之外，物流成本占比低，这也是东盟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原因。

今年3月和去年10月、11月，东盟国家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了欧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伴随着中国产业链部分转移以及贸易结构的改变，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我发现中国在今年的疫情期间外贸受伤，或者叫受损严重的情况下，有一个外贸是出现了同比增长，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不等，这个出现增长的就是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是运到中欧的14个国家，刚开始是通过2个方向来运往东欧的一些国家，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

2011年中欧班列通车，国家在陆续增加的过程当中，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做了接近9年的，这几件事情的结果有什么作用？

我们把中欧班列先放一边，因为那是“一带一路”。如果我们统计“一带一路”的话，“一带一路”就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果你查东盟的数据，你会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跟东盟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是进口和出口同时大。

这件事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大概在9年前，我们在修这些基础设施时，中国的高铁通到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有竞争优势。因为来往需要两次，要从中国运东西过去，然后再把生产出的终端成品运回中国，如果直接通高铁，就意味着你在两次成本上有优势。

因为如果大家都要从中国运过去来加工，然后还都要运回到中国，你有直达线路就会有巨大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在过去十年的高铁修建过程当中，中国出现了一个叫特殊的区域性经济结构，这个区域性经济结构在今天变成了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一个叫长三角，一个叫珠三角或者大湾区。

在疫情期间，有个“散装江苏”的说法，这是因为我把这些小的地区通过一条高效运输网络连起来之后，这个产业链就连起来了，不需要把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只需把产业链在沿线分布，它们就能变成完整且具有竞争力的区域性经济结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大湾区和长三角的经济结构的原因。

如果把中国理解为世界，或者把整个中国理解为一大片的东南亚或者“一带一路”这一大片区域，你就理解5条铁路加一个港口的作用。

比如说长三角经济区，最大的好处是上海是作为人才和高科技的科研中心，最高附加值的部分在上海，相应的生产制造配套加工在长三角边上按照城市的发达程度逐渐散开，现在又把安徽也放进去，大概就是这么构建的。

理解这个结构后，你会发现整个中国周围发生的情况一样如此。

全球资产配置格局的改变

此次疫情对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影响，全球的资产配置格局都发生了改变。

我们知道，除了中国以外，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已经都是零利率和负利率了。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概念，就意味着你不要持有现金，因为你持有现金，第一不能保值，第二不能升值，很有可能还贬值。

为什么会贬值？是因为假定有通胀你就贬值，因为你是零利率，假定是负利率你更倒霉，你存钱你就等于亏钱。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负利率和零利率的情况下，大家应该极少的持有现金才对，鼓励去投资和买资产。

但在过去的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全球范围之内，所有的资产在3月中下旬的全都快速贬值，大家全都在卖资产，不管这个资产是比特币，是黄金，是国债，是股权，是资本市场，还是股票，所有的东西都在贬值，原因就是大家出于恐慌情绪全要拿现金。

所以，非常特殊的是美国的储蓄率和居民储蓄总额，在今年的一季度还增加了1万亿美金，在它本来储蓄率就不高的情况下，就是11%的储蓄率增加了1万亿美金。中国在今年前三个月，居民端的储蓄存款意外增加了8.07万亿人民币，我们的总额大概是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意外地增加了10%左右。

这是全球范围之内，非常特殊的事情。所有的资产价格都下跌，因为大家全在卖资产回现金，但同期拿现金在手里是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是零利率和负利率，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经济学上的特殊现象，叫做在最不应该持有现金的状况里，所有人都大量持有了现金。

既然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你不会长期在一个零利率环境持有大量现金，这违背经济规律和个人意愿。所以你会重配资产，什么叫重配资产？在你不再为疫情恐慌之后，你会重新把钱从现金拿出来，去购买资产和进行投资。

这个经济的现象极其少见，因为它不符合正常规律。换句话讲，经济在储蓄是负利率和零利率的情况下，大家都抛掉资产，不管是从资本市场看，还是从各种资产类别来看，或者是从央行的数据来看。大家都抛掉了资产，持有现金，在最不应该持现金的时候都大量持有现金，同时大多数国家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即发了大量的钱，那就意味着钱会变得更多，然后现金的持有比例就会空前的高。

所以，一旦恐慌情绪之后，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现金重新购买资产的现象。那问题来了，这一次重新再买资产，会跟之前的资产结构一样吗？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按4月份央行银保监会做了一个统计数据，虽然饱受争议，但我们认为它挺客观，它是统计了3万户城市居民。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户均持有资产371万，其中有1.49套房，户均不是人均，所以别认为你没到1.49套房就没到平均水平，是户均，就是一家人全算一块。

接下来先假定个极限情况，在疫情期间2-3月份，你因为害怕出问题，为了安全，想要回到现金，所以你把你们家所有的股票全卖了，所有的房子也全卖了，你把所有的这371万的平均资产全部都回了现金。那么中国现在疫情已经控制住了，正在恢复正常。今年6月份开始，你会重新再买回1.5套房吗？不一定会。原因是你觉得房子不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升值那么快了，你可能就会去找升得快的，但是又怕再出现什么问题，搞一回钱就没了。

所以，你在重配资产的时候，会按照先安全性，再增长性重配一遍。你不一定会买回1.5套房，可能会考虑买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多买点黄金，多买点比特币，多买点A股，多买点港股等等。

你要知道，全球有无数的钱，尤其现在有很高比例在现金上，全球大概在经过了这次疫情之后都会再做一遍思考。

所以说这是极其罕见的事件，就是在不该持有现金的时候，全球很多钱都变成了现金。然后因为零利率和负利率，大家会重配资产，不会长期持有现金，就出现了和回现金之前的资产配比不一样的结果。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两本书。

我为什么推荐这两本书呢？因为这两本很难看进去，如果不是疫情，我也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去读。而且这两本书凑巧在疫情当前和国际环境变化来看，使你愿意花点心思去看。

它们分别是1990年代的一本书和10年前的一本书，其结论非常特别。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讲大概上百年或者几百年的文明发展历程，在1990年整个世界发生巨变后，进行了一次推导，5年、10年、20年、50年、100年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这本书是从1万年前开始，即从采集变耕种行为开始，给你把地理、生物进化、人文、气候、环境、军事技术进步等所有问题都解释了一遍，大概历史是怎么进化的。

这两本书从1750年这个节点开始，讲述西方世界处在不断上升和强势的过程当中，大概直到一战走进二战前，达到了西方文明的顶点。然后再过150年左右的时间，西方文明会被被东方文明再一次超过。这两本书从完全不同的宏观视角得到了个相同结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受争议是因为90年代中期凑巧苏联解体，导致美国特别强大时出版了这本书。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你能看到书中预测到的很多事情和现象都出现了，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品鉴

编者按：在国家提出“新基建”战略之后，这个词开始遍布网络各处，几乎各行各业都在拼命的与“新基建”发生联系，为什么国家要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新基建”呢？“新基建”究竟对于未来有多大的影响呢？未来的机会在哪里？峰瑞资本李峰的演讲能给你带来启发。

文章转载自混沌大学，经亿欧编辑发布，供业内人士参考。

via 搜狐

行业共识是，在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数字化进一步深入以及中国新基建如火如荼开展，企业上云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对整个云计算市场利好。

从几家云计算龙头的公关稿件来看，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都不胜欣喜，且公关迅速，值得赞赏。

1、阿里云：（以下内容摘自公关稿件）

标题：Gartner公布2019年云计算市场数据:阿里云蝉联全球第三、亚太第一
Gartner:阿里云全球第三、亚太第一,份额上涨、拉大与谷歌差距
Gartner:阿里云蝉联全球第三、亚太第一

2019年全球云计算市场亚马逊、微软、阿里云、谷歌排名前四。阿里云全球市场份额从7.7%上涨至9.1%，进一步拉开与谷歌的差距；亚太市场，阿里云排名第一，市场份额从26%上涨至28%，接近亚马逊和微软总和。

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云计算IaaS市场持续快速增长，同比增长37.3%，总体市场规模达445亿美元。全球市场3A格局稳固，但亚马逊市场份额被微软和阿里云挤压，从2018年48%下降到45%。阿里云排名第三，市场份额增速最快，从2018年的7.7%，上涨至9.1%。

相比全球，亚太市场增长更快，云计算市场规模同比增长达50%。在亚太市场上，阿里云排名第一，市场份额进一步上涨，从2018年的26%上升至28.2%，接近亚马逊和微软总和。同期，亚马逊份额从去年18%下降至17%。

近日，阿里云宣布未来3年投入2000亿，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和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3年再投2000亿意味着阿里云的数据中心和服务器规模再翻3倍，冲刺全球最大的云基础设施。

金融时报评论认为，阿里云近年来在中国市场份额不断稳固，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市场占比达46%。新冠疫情刺激了市场对远程工作背后的云基础设施与技术的需求，疫情之后，企业和机构将大幅加快上云脚步。

分析师普遍认为，阿里云进一步扩大云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投入，“未来数年内赶上亚马逊是大概率事件”。

2、腾讯云（以下内容摘自公关稿件）

标题：Gartner：腾讯云亚太市场排名第四、全球市场排名第五，增速均超100%

4月23日，国际研究机构Gartner发布最新的云计算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19年腾讯云全球市场份额排名第五，增速111%，亚太地区市场份额排名第四，增速107.3%。

Gartner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云计算市场持续快速增长，同比增长37.3%，总体市场规模达445亿美元。

在全球市场，腾讯云份额再前进一名，从2017年的全球18位、2018年的全球第6位上升至2019年的全球第5位。在全球Top5厂商中，腾讯云增速达到了111%，排名第一，且在全球及亚太市场增速均超过了100%。

根据腾讯最新财报，2019年，腾讯云全年营收超170亿元，增速持续高于市场，付费客户数突破100万。报告期内，腾讯云成功扩大市场份额，并在互联网服务、旅游、民生服务及工业等垂直领域持续拓展业务，并发挥连接消费者的优势，助力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

目前，腾讯云的基础设施覆盖全球五大洲的 26 个地理区域，运营 53 个可用区，数据存储规模达到EB级别，并在全球部署1300+加速节点。

2019年年内，腾讯云多项核心指标取得里程碑式突破。2019年5月，腾讯宣布实现全网服务器总量超过100万台、带宽峰值突破100T的“双百”里程碑，成为中国首家、全球第五家服务器总量超过百万的公司，同时也是中国首家带宽峰值达到100T的公司。

同时，腾讯云持续加码新基建，依托遍布全球的数据中心，领先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能力与智慧产业场景的结合，腾讯云已成为新基建的先锋队，并将在未来持续加大投入，修好信息高速公路，为产业互联网提供加速度。

3、华为云：（以下内容摘自公关稿件）

标题：Gartner：华为云IaaS市场中国排名前三、全球前六

华为云跻身Gartner报告中国三强，预示云计算市场的未来变局？

Gartner最新发布的《Market Share: IT Services, Worldwide 2019》研究报告显示:华为云全球IaaS市场排名上升至第六,增速高达222.2%,全球增速最快,中国市场排名前三。

在中国,华为云为30多个国家级部委、600多家政府与公共事业单位、互联网50强企业中的30家、20多家大型车企、14家基因领域企业提供服务,遍布政府、金融、互联网、汽车制造、基因等多个行业。在海外,华为云已在新加坡、智利、巴西、墨西哥、秘鲁大区陆续开服,与伙伴在全球23个地理区域运营45个可用区。

去年,华为云发展咨询合作伙伴10000家,伙伴贡献收入占比超过60%,并与全球多家顶级咨询公司、运营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截至2019年底,华为云已上线200多个云服务、190多个解决方案,包括69款华为云鲲鹏云服务、43款昇腾云服务;300万企业和开发者基于华为云进行云端开发

4、百度云 （以下据媒体报道）

在几家龙头各自欣喜之际，最郁闷的当属百度。昨日媒体报道，百度云掌舵人原百度云总经理尹世明、副总经理张志琦已于近期离职百度。据36kr报道，百度云近一年内三次架构调整，且传闻百度高层对百度云业绩不满意。

2019年9月，百度宣布将智能云事业群组与CTO体系融合，尹世明团队向集团CTO王海峰汇报。

2020年1月8日，百度将ACG（百度智能云事业群组）与AIG（AI技术平台体系）、TG（基础技术体系）、整合为“百度人工智能体系”（AI Group、缩写为AIG），继续由百度CTO王海峰负责。

今年3月11日，百度CTO王海峰发送内部邮件，宣布对百度智能云事业群组（ACG）进行调整，其中，尹世明、张志琦两人卸任原职务，另作安排，百度智能云的云计算、智能金融、智能客服、渠道生态等业务负责人将向王海峰汇报。

有媒体分析认为，尹世明团队的铺量打法已经跟不上潮流，也成为百度云业务并未起色的原因之一。

华泰证券行业研报观点认为，疫情之下，国家不断 加码“新基建”政策支持力度，有望至上而下加速数字化转型步伐，驱动 数据流量、存储等需求大幅增加，推动云计算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升。

一切向前看，当前中国云计算市场正处于打透圈层，气势如虹的发展阶段，云计算的诸多玩家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相信2020年中国云计算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篇章，各位玩家也能各自收获。

1、“新基建”从宏观研究走向大众。我们2月28日发布《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报告，微信公号阅读量几十万，全网相关转发阅读上亿，“新基建”成为年度热搜，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和业界大讨论，各界对新基建的呼声很高。

我们先后发布了《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准备，启动新基建》《中国新基建研究报告》等文章，推动形成社会共识。

随后3月初央视专题报道新基建7大领域，进一步推向大众。

2、“新基建”成为国策。4月1日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庄闲游戏在哪 、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3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20多个省市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

3、追求实战经济学。不同于事后解释的学院派，我们一直追求前瞻性的实战经济学，从2014年的“新5%比旧8%好”“5000点不是梦”，2015年的“海拔已高风大慢走”“一线房价翻一倍”“经济L型”，到2017年的“新周期”，2019年的“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该降息了”，2020年的“新基建”。

事后解释的研究永远不会犯错，前瞻性的实战研究则需要很大的勇气。虽然这些年我们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战绩，但也一样经历过沉重的滑铁卢，这让我们更加敬畏市场、更加崇尚理性、更立志建立逻辑框架。

4、做了20多年的宏观研究，在人大清华学习理论，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习公共政策，在市场上学习商业预测，我有几点体会：

没有人可以阻挡趋势的力量，理解规律，把握规律；

这个世界没有股神，也没有学术权威，要始终保持独立客观的专业精神；

经济学者应该有科学精神，研究的成果应该有实际价值，而不应该成为杠精；

成败交给市场和历史，个人不做评价，不参与到是非之中；

梦想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胸怀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5、“泽平宏观”微信公号成为国内财经领域第四大公号，官媒之外的第一大公号，这是社会给予我们的信任，赋予我们为民生鼓呼，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来源：恒大研究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

通信基础设施是信息互联网时代的“高速公路”，为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底层支撑，是世界各国发展高科技和保障战略安全的必争之地。1G到4G曾是欧美主导的时代，2010年美国率先开启4G商用，随后带动了一批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快速发展，4G的领先地位累计为美国带动1万亿美元的产出、每年为美国GDP增长贡献4750亿美元，为美国巩固科技霸主地位贡献巨大。未来5G将以万亿级美元的投资拉动十万亿级的下游经济价值，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中美将在此决战新一代信息技术之巅。

中国移动通讯行业经历了1G空白、2G落后、3G追随、4G同步的发展历程，今天我们终于在5G时代走在了前沿，在标准制定、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拥有了话语权。历史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才能将先发优势转化为产业生态优势，牢牢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我们建议应推动以5G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产学研融合，并促进5G与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等垂直行业应用融合发展，加速形成5G创新生态。

目录

1 迈向5G时代

1.1 第5代移动通讯技术简称5G，有三大应用场景

1.2 移动通讯经过1-4G演化，正式向5G迈进

2 5G是各国发展高科技和保障战略安全的必争之地

2.1 5G将以万亿级美元的投资拉动十万亿级的下游经济价值

2.2 5G产业安全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3 5G之争：中美为第一梯队，日韩欧紧随其后

3.1 战略之争：中国将5G引领纳入国家战略，美国不断施压遏制中国崛起

3.2 部署之争：中国Sub-6频段丰富，领跑5G部署

3.3 标准之争：中国SEPs数量领先，华为Polar码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

3.4 设备之争：中欧企业四强争霸，华为中兴异军突起

4 展望与建议：新基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

正文

1迈向5G时代

1.1 第5代移动通讯简称5G，有三大应用场景

5G是第5代移动通讯技术的简称。与4G相比，5G在用户体验速率、连接设备数量、时延方面具备明显优势。速率上，5G基站峰值速率和用户体验速率达到20Gbps、100Mbps，分别为4G的20倍、10倍；连接设备数量可达100万终端/km²，为4G的10倍；网络时延可由4G时代的10ms降低到1ms。

根据ITU的愿景，5G将主要面临三大应用场景：增强移动带宽（eMBB，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大规模物联网（mMTC， 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uRLLC， 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eMBB场景要求大带宽，对应的是人与人之间极致的通信体验，对应的是3D/超高清视频等大流量移动宽带业务；mMTC和uRLLC则是物联网的应用场景，mMTC要求广连接，满足物与物之间的通信需求，面向智慧城市、环境监测、智能农业、森林防火等以传感和数据采集为目标的应用场景；uRLLC对时延和可靠性具有极高的指标要求，面向如车联网、工业控制等垂直行业的特殊应用需求。我国亦为 5G 技术定义了四大应用场景：连续广域覆盖、热点高容量、低功耗大连接和低时延高可靠，主要是进一步把移动宽带划分为连续广域覆盖和热点高容量。

1.2 移动通讯经过1-4G演化，正式向5G迈进

移动通讯技术每十年更新一代，目前经过1G到4G的演进。第一代无线通讯技术发展于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推出，80年代正式投入使用。根据行业规律，移动通讯技术每隔10年就会出现一次代际变更，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完成1G到4G的演进，2020年伊始正在向着5G全面迈进。

1G-4G传输效率不断提高，应用场景不断扩展。1G网络为模拟信号，仅具备语音通信能力，传输速度仅为2.4kbp；2G网络发展于1990年代，由1G时代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支持文本和语音通信，传输速度提升至64Kbps；3G被视为移动通信新纪元的重要关键，3G网络拥有高频宽和稳定的传输并实现了互联网接入，视频电话和大数据传输变得更加普遍，移动通讯有了更加广阔的应用，支持移动网络的平板电脑也是在这个时代出现；4G时代网络应用全IP组网，传输速度是3G的10倍，实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无线终端设备的普及，孕育了直播、移动购物、移动社交等多种广阔的应用场景。

5G网络具有低时延、广连接、大带宽三大特点，后续将会促进物联网、车联网、VR、AR等应用场景的不断成熟，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

2 5G是各国发展高科技和保障战略安全的必争之地

2.1 5G将以万亿级美元的投资拉动十万亿级的下游经济价值

5G对经济的贡献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5G直接贡献为带动电信运营商、相关设备企业和信息服务业务的快速增长。在5G商用的初期，电信运营商首先投资于5G基站等网络基础设施，拉动对于5G设备的投资；在5G商用的中后期，大量社会资本涌入，成立相关互联网企业提供5G相关信息服务，带来大量收入。5G的成熟会激活现有行业并创造新的场景与需求，间接刺激经济的增长。5G技术首先能达到eMBB标准，促成AR/VR等家庭娱乐需求的率先成熟，带动终端设备及内容的爆发。随着网络建设的逐步完善，达到高可靠低时延和大带宽标准后，工业4.0、车联网、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等广阔的场景也会逐步被激发。

参考4G发展历史，美国在4G时代的领先地位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贡献和就业机会。2010年12月美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Verizon Wireless开始大规模商用FDD LTE标志着美国主导4G技术。无线通讯行业具有乘数效应，每投入1美元可以带动3.2美元GDP增长，每增加一个工作岗位可以带动7.7个相关工作岗位。根据CTIA统计，从2010年以来，无线通讯行业累计创造了470万个相关工作岗位，累计带动1万亿美元的产出，每年为美国GDP增长贡献4750亿美元。

中国有最广阔的无线通讯市场，在5G时代掌握主动权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竞争地位的关键。根据中国信通院统计，2030年5G直接贡献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分别为 6.3 万亿元、2.9 万亿元；间接贡献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分别为10.6万亿元、3.6万亿元。

2.2 5G产业安全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5G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军事等各领域，5G安全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电信业作为战略性行业，对于国家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5G技术的不断成熟并在各个领域逐步应用，移动通信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国家治理高度融合，5G产业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联系越发密切。

5G产业安全体现在5G产业链安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

1）5G产业链的安全又可具体为技术安全、设备安全和终端安全。在5G发展过程中，我国通讯行业遭遇了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以5G安全问题进行的全方位打压。2018年4月，美国禁止中兴购买美国公司敏感产品，中兴业务一度陷入停摆，随后美国又多次对华为进行打压，对其5G设备进行封杀。中国只有在5G技术积累、设备制造以及终端操作系统、技术标准等方面取得优势，才能在层层重压下保证5G产业链的安全，赢得5G产业正常、稳定发展的环境。

2）5G信息安全在万物互联时代面临更大的考验。未来随着物联网技术进一步成熟与应用，人际互联网和物际互联网并行发展，高度融合。未来每平方公里范围内终端连接数量可达百万量级，社交网络、无人驾驶、远程医疗产生的海量信息将给5G信息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3）5G网络安全对保障国家安全、经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网络功能虚拟化、网络切片等新技术的应用会使5G网络更易受到攻击。未来5G将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物联网、车联网等重点行业，此时一旦遭遇网络攻击，经济社会稳定和人民生产生活将会遭受严重损失。

在未来大国博弈中，5G技术领先决定了一个国家能走多快，而5G安全防御能力则注定了这个国家能走多远。

3 5G之争：中美为第一梯队，日韩欧紧随其后

根据对频谱可用性、5G部署进度、政府相关政策扶持与财政支持、行业企业投入情况、市场空间等多方面因素对比，中美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在各方面准备均较为充分，美国由于缺乏丰富的Sub-6频段，在频谱资源可用性上较落后。韩国对于5G的重视程度高，在5G的研发投入、技术储备、商用部署上均较为领先，然而受到自身人口的限制，韩国5G市场空间较小，不足以培育5G广阔的应用场景。日本在标准贡献、企业及商用进度上落后于中美韩，5G研究上重点针对eMBB为主的应用研究。欧盟区的目标不是赢得5G竞争，而只是力求保持竞争力。在欧盟区内部，5G 战略主要基于国家层面，欧盟只能扮演一种协调角色。各成员国5G建设参差不齐，整体进度较慢。

3.1 战略之争：中国将5G引领纳入国家战略，美国不断施压遏制中国崛起

3.1.1 中国：政府主导，企业攻坚，研发、网络建设、产业化全面推进

我国5G布局以政府为主导积极推动产业发展。我国政府高度重视5G发展，提出“5G引领”的发展目标将5G纳入国家战略，在《“十三五”规划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规划中对5G发展做出明确部署，要求在5G方面成为技术、标准、产业、服务与应用的领先国家之一，综合竞争实力和创新能力进入世界前列。为实现该目标，在国家层面支持下，从制定标准、研发、网络基础设施技术、建立产业链到参与重点应用情景等方面。

中国政府积极扩大标准制定的影响力。2013年，我国工信部、发改委及科技部联合成立了IMT-2020（5G）组织，积极推进标准的编制，后续国内及国际的移动通讯运营商及设备上均纳入组织。目前我国5G方面标准必要专利达到全球第一的水平。研发方面，政府积极推动5G产学研一体化。在推进组框架下，政府规划并指导完成了全球首个5G测试项目，并在2018年底提前完成第三阶段的5G技术研发测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倡导新基建并利用财政政策大力扶持。2019年12月初，中国5G基站数量已经达到了12.6万个。工信部表示2020年底争取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产业化方面，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5G商用，另外培育成熟的生态环境，促进下游应用的开发。2019年6月，我国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及中国广电下发了5G商用牌照，10月份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了5G套餐，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积极的政府支持和产业资本投资帮助中国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5G环境。我国致力打造由设备制造商、芯片供应商、电信运营商、应用和平台提供商组成的丰富生态系统。随着对5G服务需求的增加，应用程序开发商等新公司和设备销售将会蓬勃发展。这将为电信和硬件制造商带来新的收入，并使互联网公司和应用程序开发商在较长时期内受益。

3.1.2 美国： 政府推动、私营部门主导，更新落后法规促进5G投资

美国5G发展主要依靠私营企业投入、研发和推动，在迅速推进5G建设的同时关注网络安全，力求在5G网络竞赛中获得主导权。2018年9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发布“5G加速计划”，作为一个全面的5G发展战略，包括三大重要内容：1）采取措施为5G服务提供更多频谱，向市场投放近5000MHz的5G高频频谱，并在中低频段以及免许可频段为5G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变；2）加快对小型蜂窝设施的各级政府审查，鼓励私营部门投资5G网络；3）更新5G相关法规，鼓励投资和创新，并确保美国5G通信供应链的完整和安全。

3.1.3 日韩欧：政府、企业合作，共同推进5G发展

韩国制定清晰的5G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商用推进突出。2014年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发布了以5G发展总体规划为主要内容的“未来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战略”，决定投入15亿美元支持5G发展，并在2020年推出全面5G商用服务。同年，韩国政府设立由公立及私营部门、电信服务商和制造商代表、专家组成的5G论坛，推动5G标准化及全球化。2017年，韩国发布5G频谱规划，对5G中频段及毫米波频谱资源进行划分。2018年韩国冬运会期间，韩国电信联合国内外多家运营商和设备商推出5G服务， 开创了5G全球首次商用。2019年2月，韩国公布《5G应用战略推进计划》，致力于建设基础环境，提出提前分配5G频谱资源，为新建5G网络减税等政策。同年4月，韩国三大运营商正式推出5G服务，成为全球首个启用民用5G网络的国家。韩国还发表“5G+战略”，选定五项核心服务和十大“5G+战略产业”。

日本积极布局5G，前瞻性开展应用研究。2014年，日本设立5G移动论坛推动5G的研究和发展。2016年，日本内政和通信部发布了《2020 年实现5G的无线电政策》，提出三项措施：一是举办5G移动峰会，组织协调各机构工作，促进5G发展；二是推进政产学研协作，完成频谱分配工作和5G演示；三是在国际电信联盟和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指导下开展标准制定工作。2018年，总务省提出积极推动eMBB为主的应用研究，重点研究车联网、远程医疗、智能工厂、应急救灾等应用的新型商业模式，要求在2025年左右使“后5G”标准实现商业化，并公布以2030年为设想的频谱利用战略方案。2019年4月，日本向四家运营商完成了中频段频谱及毫米波的分配。

欧洲注重欧盟内部标准统一，力求5G竞赛中保持竞争力。欧盟5G建设战略主要有三点：一北欧五国充当“先锋”，领跑欧盟5G发展进程；二英、法、德等国将5G研究和发展作为争夺未来工业4.0制高点的战略举措。三重点突出5G的网络安全举措。为达到战略目标，欧盟主要采取以下三大举措：1）全力支持5G移动通信标准化活动。“标准”是5G将来取得市场化成功的关键。欧盟以直接出资或政策扶持的形式刺激民间资本投入5G标准制定工作，并为各标准制定组织之间相互协调提供支持；2）制定统一的5G实验路线图。根据《欧洲5G行动计划》，欧洲5G实验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截至2018年。欧洲各国以“独立试验联盟”的形式开展5G技术试验，验证新兴5G能力并培育相应5G生态系统。第二阶段为首批5G国际标准冻结后，欧洲移动通信业界须就5G技术试验规范达成一致，而且要在进行5G技术试验时尽可能地采用符合5G标准的系统。3）推动5G生态系统的建设。欧盟5GPPP的5G技术研究与创新项目给予财政资助外，欧盟委员会还应该考虑分配一部分资金给进行5G技术试验与验证的垂直行业，并建立“5G创投基金”，以培育新一波的与5G技术相关的创业与创新。

3.2 部署之争：中国Sub-6频段丰富，领跑5G部署

丰富的Sub-6资源是5G部署取得先发优势的关键。国家5G部署受到国家战略、运营商投资、频谱资源分配等多方面影响。其中频谱资源分配是最为关键和基础的因素。目前世界主流国家主要采用Sub-6和毫米波两个频段对5G进行部署，其中Sub-6具有覆盖范围广、建设成本低的特点，而毫米波作为5G新开发频谱，覆盖范围小、相关技术尚不成熟、部署成本远高于Sub-6频段，因此世界主流国家均选择Sub-6作为5G初期建设主要频段。

3.2.1 频谱分配：中国优先发展中频段，美国中频资源不足转向毫米波

中国和欧洲在5G发展初期率先布局中频段，美国优先发展毫米波，日韩完成三重频谱分配。中国在中频段向移动业务分配了300MHz频谱，分布在3.4-3.6GHz和4.8-4.9GHz两个频段，并向三家移动运营商颁发了实验用频许可。中国2019年正式开始5G商用。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5.360, 0.05, 0.94%)、中国广电发放了5G商用牌照。10月31日三大运营商共同宣布5G服务启动，并发布了5G相应的套餐。欧盟也在《5G行动计划》中提出是3400-3800MHz频段为欧盟2020年前5G部署的主要频段。欧盟5G部署没有偏重毫米波频段，而是从不同的低、中、高频段满足不同的5G需求。韩国抢跑毫米波，低频资源分配不足。韩国在2018年6月成功拍卖了26.5-28.9GHz频段频谱2.4GHz，平均每个运营商800MHz；3420-3700MHz频谱280MHz，成为第一个对毫米波完成分配的国家。但韩国低频资源分配相对不足，供分配低频谱资源477MHz，在国际主流国家中倒数第2。由于低频资源稀缺，韩国在2016年进行700MHz频段的2×20MHz频谱拍卖时，由于价格昂贵而流拍。日本高中低频段均分配了丰富的频谱资源，已经为四家运营商分配5G频谱，涉及39GHz、28GHz、4.5GHz、3.7GHz等多个频段。

美国中段频谱主要是军用或商用，划分上比较困难，因此美国在5G建设上采取毫米波优先的战略，把拍卖高频频谱作为优先发展规划，分配了丰富的高频谱资源。美国于2016、2017年连续两年发布了5G频谱规划，授权包括24.25-24.45GHz、24.75-25.25GHz、47.2-48.2GHz、27.5-28.35GHz、37-40GHz、64-71GHz等频段用于5G，共计12.55GHz。目前美国已经完成3次全国性频谱拍卖，24GHz、28GHz、37GHz，39GHz和47GHz多个波段均已分配。中频段拥挤，短期难以协调。3.5GHz为国际主流5G建设波段，而美国3.45GHz波段被军用雷达系统占用，很难清理。3GHz和4GHz频谱大部分是美国国防部广泛使用的频段，可用与5G部署的中频段资源非常有限。美国政府提出FCC在2020年底之前出售至少280MHz的频谱，但实际效果如何还未可知。积极释放低频资源。FCC对600MHz、800MHz和900MHz频段进行更改，扩大5G业务低频段的使用。目前美国累计释放716MHz低频频谱。

美国毫米波建设难度较大，成本收益不匹配。毫米波短波长和窄光束的特性限制了传播距离，因此对基站数量要求较高，建设成本成倍与Sub-6。另外，毫米波很容易被墙壁，树叶和人体本身等障碍物阻挡，进一步加剧了基站部署的难度。全球大多数国家未来5G生态系统是建立在Sub-6中频频谱之上，美国也将面临毫米波设备通用性的挑战和Sub-6基础设施安全问题。无线网络的领导地位要求全球市场认可并遵循领导者所制定的频谱频段规范，因此，如果美国继续探索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频谱范围，一方面会导致5G组网缺乏全球供应链基础。另外美国即使在毫米波取得较强的技术优势，由于缺乏追随者，仍然无法主导5G标准话语权，美国本土供应商无法投资研发未来的5G产品，进一步失去失去市场主导权。

3.2.2 商用进展：5G商用进度超预期，中日韩正式商用

全球来看，5G商用进展超预期。5G商用在2019年正式启动，截至2020年1月，全球共有121个国家/地区356家运营商正在进行5G计划、试验、部署或已经实现5G商用，其中34个国家/地区62运营商已经宣布3GPP标准下5G商用服务（包括固定接入服务和移动服务），目前运营商公布的5G商用规划基本都在2020、2021年。

目前中国、韩国、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均已经实现5G商用，日本软银预计今年3月27日正式推出5G服务。韩国在5G商用上走的最快，在2019年4月份全球率先开展5G商用，截至年底三家运营商在5G网络方面合计部署约19万站AAU，覆盖了85%的城市和93%的人口，5G用户规模到达到500万。美国部分运营商在2018年初期就开始小规模5G部署，但由于缺乏中频资源，存在信号差、覆盖宅的问题；中国在2019年11月1日开始提供5G服务，计划在今年底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

3.3 标准之争：中国SEPs数量领先，华为Polar码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

5G标准制定权决定产业话语权，具体体现在标准必要专利的数量与分布领域。5G作为新一代移动通讯网络，其网络架构发生较大变革，其调制、编码、空口等都需要运用新的技术方案。为保证无线通讯的通用性、实现规模效应，各国加入3GPP组织，以3GPP选定的最优技术方案作为标准进行5G网络建设。5G关键技术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SEPs，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的分布和构成，体现了各企业在不同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实践中的话语权。SEPs在5G领域是指经3GPP认定的实施某一技术标准无法避免、无替代方案、必须使用的专利。企业向3GPP提交的提案为标准的技术方案，经过3GPP采用、写入标准中并同时申请专利则形成了标准必要专利。企业技术方案被采用为SEPs后，可以向任何使用该专利的企业收取专利许可费，扩大自身产品市场份额，不断提高产业链地位与话语权。

3.3.1 移动通讯发展史表明，标准制定权即产业链主导权

一般来说，拥有标准制定权的企业可以获得丰厚的专利费、巨大的市场价值，实现全球产业链的主导。移动通信行业作为一个专利密集型行业，每个通信产品都离不开其所依赖的通信协议标准，拥有标准制定权的国家可以进一步推广其技术、架构和设备。标准的垄断促进芯片等设备销售，带来巨大的市场价值。

全球通信标准存在十年一代的规律，高通是2-4G时代的霸主，高通带领美国完成对GSM标准的逆风翻盘，成就了全球领导地位。2G时期，欧洲电信标准组织（ETSI）推行的GSM是行业主流标准；高通后期研发CDMA技术，并利用各大巨头争夺GSM标准的时机，大量注册CDMA技术专利。3G时代，高通联合诸多厂商成立3GPP2，制定CDMA2000标准，奠定其在CDMA生态圈中的霸主地位。据不完全统计，高通目前拥有的专利超过13000项，主要集中分布在3G和4G的核心领域，其中大约3900多项是CDMA的专利。

高通对CDMA技术标准的垄断为其带来巨额专利费。CDMA技术作为移动通讯的底层技术，端到端的通信涉及到的基站设备、运营商网络、手机终端等，整个通信产业都要向底层核心技术专利所有者缴纳数额不菲的专利费。高通的专利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高通向使用其芯片的手机、平板等厂商收取专利费；另外高通还向其他使用高通专利的芯片生产厂商收取专利授权费，专利授权费采用整机收费的方式，向使用其他芯片的手机厂商收取。这些手机厂商每年需要向高通缴纳几十万至百万美元不等的固定授权费和产品销售价格的3%-5%的专利许可费。专利业务成为高通的利润奶牛，2018年专利授权业务贡献了高通总收入的23%，总利润的54%。

3.3.2中国经过1-4G时代的追赶，5G时代终获领先优势

中国在无线通讯标准上实现了全面落后、2G追随、3G突破、4G同步到5G领跑的过程，目前中国在5G SEPs数量上遥遥领先，移动通讯最关键的底层编码技术上也取得突破。2G时代，国外企业主导技术标准，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3G时代，中国推出了自主网络制式 TD-SCDMA，但行业话语权依然很低，国内企业逐步开始与欧美企业在市场上直接竞争；4G 时代，中国企业在标准的话语权上增大，TD-LTE 迅猛发展，让我国通信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5G 技术标准研发是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机遇，也是中国通信业的一个必争之地。

从数量上看，中国5G SEPs数量遥遥领先。近年来，5G SEPs专利数量急剧增加，主要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欧洲和日本。根据Iplytics数据，截至2019年11月，中国标准必要专利已申报组数6783组，对5G标准贡献达到32103个，参加3GPP会议的工程师数量累计6512人，均位列世界第一的水平；具体到企业，华为标准必要专利已申报组数3325、对5G标准贡献达到19473，参加3GPP会议的工程师数量3098，超过所有参会企业。中兴和中国移动也对中国标准必要专利储备和标准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质量上看，中国在5G信道编码这一关键技术上已取得突破。5G 网络可以分为接入网和核心网，其中接入网相应的无线接口协议又可分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物理层是整个系统设计中最核心的部分，占到了5G接入网标准必要专利申请量的67%，其中，新型调制技术、信道编码技术是物理层设计中最核心、最深奥的部分。在5G通信技术标准制定中，华为主推的 Polar Code方案成为了 5G控制信道eMBB场景编码方案。

3.4 设备之争：中欧企业四强争霸，华为中兴异军突起

3.4.1 5G产业链主设备价值量大、产业地位高

在5G产业链中，通讯网络设备是价值量最大、产业链地位最高的一环。通信网络设备是移动通信系统的核心环节，涉及无线、传输、核心网及业务承载支撑等系统设备，而主设备商在整个网络建设中类似于总承包商的角色，为运营商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处于统筹地位。

3.4.2全球设备厂商四强争霸，中国企业优势明显

全球网络通讯设备厂商经过多年兼并整合，目前呈四强争霸格局。随着通信网络代际演进，主设备厂商格局不断变化。1G时代设备市场由美国摩托罗拉、AT&；；T主导；2G时代欧洲国家取得先手，美国厂商逐渐没落，欧洲企业崛起。诺基亚、爱立信成为行业两大巨头；3G、4G时代原有设备厂商不断兼并整合同时中国企业开始崛起。3G时代全球共有9家主要的通信设备商：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北电、摩托罗拉、华为、中兴。2006年，阿尔卡特与朗讯宣布合并，诺基亚与西门子将电信设备业务合并。2009年，北电网络申请破产。2010年，诺基亚西门子收购摩托罗拉无线部门。诺基亚2013年收购西门子持有的诺基亚西门子50%股份。2016年，诺基亚收购阿尔卡特·朗讯。目前通讯设备市场华为、爱立信、诺基亚和中兴2018年累计市场份额达到70%，呈四强争霸的格局。

华为赶超、中兴紧咬，欧洲设备商市场份额不断被挤压。2013-2018年，华为市场份额由20%上升到29%，每年上升接近2个百分点。中兴除2018年受到美国制裁市占率小幅下降外，2013-2017年市占率由7%稳步提升至10%。与此同时，爱立信和诺基亚市占率以每年1%的速度不断下降。从业绩情况来看，华为2018年营业收入7212亿，高于其他三家收入总和；净利润600亿元，为四大设备厂商中唯一盈利的企业。其中，爱立信和诺基亚已连续两年亏损，中兴2017年净利润为6.8亿元，2018年亏损主要制裁缴纳赔款所致。

5G时代华为在技术和产品等多个维度实现全面领先，5G商用合同订单居首位且超半数位于欧洲市场。全球ICT行业权威咨询公司GlobalData发布的《5G 接入网（RAN）竞争力分析报告》指出：前五大设备商华为在5G RAN竞争力综合排名第一，而其他设备商各有优劣并列处于第二梯队。华为在基带容量、射频产品组合、部署简易度及技术演进能力这四个运营商看重的四个关键维度均保持第一，基带容量方面，华为5G RAN产品基带容量最大，更好的帮助运营商应对5G海量的连接需求；射频产品覆盖频谱最多、体积小、重量轻，从而让运营商在各种场景中能够灵活部署；在技术演进方面，华为产品能够支持运营商平滑的向5G演进，节约5G网络建设成本。根据2020年2月华为伦敦产品与解决方案发布会数据，目前华为获得91个5G商用合同，超过爱立信、诺基亚，位居世界第一。在合同的地域分布上，欧洲47个，亚洲27个，其他地区有17个。截至2019年底，全球已有34个国家的62个运营商正式宣布5G商用，而华为支持了其中的41家，占比三分之二。

4 展望与建议：新基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

以5G为代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人类在18世纪进入蒸汽时代，19世纪进入电气时代，20世纪进入信息与互联网时代，随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熟，21世纪将步入智能时代。智能社会由三个战略核心组成：一、芯片/半导体，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心脏，负责信息的计算处理；二、软件/操作系统，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大脑，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调度；三、通信，即信息智能社会的神经纤维和神经末梢，负责信息的传输与接收。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5G就如同“信息高速公路”，为庞大数据量和信息量的传递提供了高速传输信道，补齐了制约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在信息传输、连接规模、通信质量上的短板；人工智能如同云端大脑，依靠“高速公路”传来的信息学习和演化，完成机器智能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如同“桥梁”，依靠“高速公路”连接人、机、物，推动制造走向智造。5G使万物互联变成可能，将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也是当前及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能否抓住智能时代变革的机遇，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

政策建议：用改革创新的方式加快推动5G等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

一是建议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

二是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门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因信息类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三是推动产学研结合，完善5G产业生态、促进融合发展。5G作为社会进步的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的成熟需要各方共同参与。5G技术是未来人工智能、物联网、车联网等其他技术的基础，以5G为平台的全方位信息生态系统将为通信、制造业、汽车、市政建设等各行各业的融合铺路。因此5G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不仅事关电信业，更需要科研机构、高校、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合作。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加强产业政策的扶持与引导，建立多主体共同参与、平等对话的窗口。联合产学研各方力量与产业链各方资源参与，引导资金链、人才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完善创新网络，培育5G创新生态。5G技术正在不断演进中，其下游应用场景与商业模式尚未成熟。唯有加快推动5G工业互联网、车联网、智能交通、智慧医疗、超高清视频等垂直行业应用融合发展，才能充分发挥5G技术的赋能作用。建议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终端厂商、互联网企业企业建立新兴合作伙伴关系，最大限度的开发5G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四是做好科学统筹规划，防止“一拥而上”和重复建设，或“新瓶装旧酒”，造成大量浪费。要充分吸收过去基建的经验教训，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发展重点和次序，地方制定投资项目需充分考虑实际，不能盲目硬上，防止造成无效投资、产能过剩等。

来源：泽平宏观

有媒体统计，新基建带来的总投资额近34万亿。从中长期来看，这一举措将持续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向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经济转变。

首提数据中心“发动机”储备充足动能

当下，“宅经济”逆势暴发，电商、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云上的行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其背后数据中心展现出巨大的价值。国家也加快布局，在新基建中首提数据中心，足以说明其意义重大。数据中心是“计算力”的存在方式，扮演了数字经济“发动机”的角色。计算正和水、电一样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基础设施，计算力就是生产力。

新基建内涵里，算力是核心、数据是要素。在云计算、大数据等蓬勃发展和带动下，数据量呈现暴发式增长，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2018－2019年中国IDC产业发展研究报告》中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IDC业务市场总规模372.2亿元，2018年中国IDC业务市场总规模达1228亿元，预计2020年市场规模将突破2000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服务器、存储等计算设备和云计算软件将成刚需，例如：CSP云平台硬件成本中，服务器是最大的投入，占比高达75%。

5G领衔开启电信服务器大规模定制时代

新基建中的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个主线都需要5G作为支撑。中信证券研究部前瞻组预测，5G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可达3800-4000亿元。电信运营商将成为5G建设的主要引领者，三大运营商全年计划建设55万基站。而随着IT、CT与DT深度融合，电信行业ICT基础设施不断开放和标准化，运营商迫切需要定制化服务器。

服务器大规模定制化以浪潮的JDM模式最为典型。浪潮在与国内外大型互联网客户合作过程中探索出该模式，正在复制到电信行业。浪潮和中国电信先后在高密度计算、大数据、分布式块存储、冷数据存储、人工智能、NFV等领域形成了适合于典型运营商业务场景的完整的产品群，在中国电信的现网获得了广泛应用，有效促进降本增效。

应用是5G、边缘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瓶颈，运营商一直在探索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场景，新场景的探索和发展需要ICT厂商的方案定制化的配合保障。随着5G商用普及，JDM等类似的定制化模式会有更大的空间。

抢占人工智能“制高点”算力是基石

人工智能是未来大国博弈的核心“制高点”，而计算是AI发展的基石。我国AI投融资总额占比全球60%，但只有BAT量级的企业才有资金和能力建设大型AI算力平台。像自动驾驶、AI教育、AI医疗等AI应用需要配备相应的算力环境才能持续创新，计算力快速发展才能促进各行业应用场景的成熟，形成良性AI产业生态。

当下，AI产业化被按下了“加速键”，新基建的提出无疑给AI产业化发展注入了“催化剂”，将极大促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算法、产业应用的协同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王恩东指出，以人工智能计算为代表的智能计算将为新经济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未来三到五年，在整个计算投资中，智能计算占比将超80%。

本文来源 中国网科学

作者简介：

　　陈彦灵，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现任浪潮服务器产品部副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职称。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济南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山东省省管企业优秀共产党员、中共海淀区委海淀园优秀共产党员、济南市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等称号。个人申报并受理专利46项，参与制定了《8路(含)以上服务器功能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制定。参与及承担国家863、核高基、973、电子基金、山东省重大专项课题十余项。（作者：浪潮服务器产品部副总经理陈彦灵）

看完了总体态势，再来看看各个厂商的具体排名。2019年全球服务器市场销售额和市场份额排名前五的厂商为戴尔、HPE、浪潮、IBM、联想。与2018年同期相比，戴尔销售额下降6.9%，HPE销售额下降8.4%，浪潮销售额增长18.1%，IBM销售额下降11%，联想销售额下降10.4%。从排名数据上很容易地看出，在全球服务器厂商下滑的情况下，浪潮逆势增长，并且市场份额达到了7%，是市场中唯一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大厂。

相比于前三季度的同比下降，2019年第四季度全球市场增长迅速。从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到传统企业，用户对AI、混合云等新兴应用的采购需求更加旺盛。在这一背景下，机架式服务器领跑第四季度增长，销售额和出货量分别增长14.3%和22.9%。以逆势而上的浪潮为例，其机架式服务器业务在2019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29.1%，全年同比增长高达27.9%，机架式服务器业务的高速增长成为浪潮在2019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主因。

虽然2019年全球服务器市场处于下滑态势，但笔者认为2020年全球服务器市场依然整体向好。首先是在2020年的3月初，新基建政策的提出，使其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助推新引擎。新基建主要包括5G网络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这其中，与服务器直接有关的领域就有四个，将会使未来几年的服务器需求大幅增长。

数据中心作为关键的基础设施，这是首次在基建投资领域被提到，这说明数据中心将在中国经济升级中扮演重要角色。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彭震认为：“数据中心是计算力的存在方式，国家的新基建政策将带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投资和发展，服务器、存储等计算设备以及云计算软件等平台软件的投入有望加大，对于整个产业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根据IDC数据显示，在2019年，全球企业和政府用于云基础架构的投资正式超过传统非云IT基础架构的支出。过去几年全球IT基础市场的增长主要来自创新应用，传统的IT基础设施没有增长，甚至是出现了萎缩。国家的新基建投资也将保持这一特点，主要用于云服务器等创新产品的采购，加快服务器等IT基础设施市场结构的调整，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

受到5G发展的助推，边缘计算会获得更快的发展。根据Gartner预测，到2020年，50%的大型企业将会把边缘计算列入规划，超过50％的工业物联网分析将在边缘进行。预计到2022年，50%以上的企业数据会在数据中心或者云之外产生或处理。边缘计算同样会使边缘服务器需求大增。

此外，AI目前在千行百业的应用已经越来越成熟，AI产业化正加速向产业化AI迈进。浪潮与IDC联合发布的《2019-2020中国人工智能计算机发展评估报告》显示，互联网、智慧城市、金融行业产业AI化已经走在了前面，未来五年智造、零售等行业也将逐步实现智能化。

综上所言，对于AI服务器的需求在2020年也会强势增长。在IDC公布的《中国AI基础架构市场调查报告》中浪潮AI服务器连续三年市占率超50%。有了强大的AI服务器，协同生态伙伴才能形成良性的AI产业链，产业链繁荣后又能反哺AI服务器厂商，形成良性循环。

虽然，在2020年开年疫情肆虐全球。但在疫情冲击之下，不少行业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如在线教育、在线远程办公、制造业、AI产业等获得了数倍增长。这些行业有个共同的目标，都离不开服务器的支撑。以在线教育猿辅导为例，春节期间浪潮计算力支持的猿题库APP日活量同比增长了89.7%，新增用户181.9%。钉钉、腾讯会议等远程办公服务也进行了紧急扩容服务器，满足企业用户需求。

最后，笔者想说，疫情无情，但人们总能在危机之中找到新的机会。同时，在新基建的助推下，服务器市场的需求只会比2019年更加旺盛。尤其是在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云计算的合力助推下，2020年的服务器市场值得期待。（本文来源：中关村在线）

3月4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新基建”明确要加快5G建设。可以预期的是，疫情之后中国的5G建设和应用会加速发展，而与5G相关的新科技行业将迎来爆发。

01 科技赋能 5G+助力疫情防控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5G网络以及融合应用大显身手，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了助力。而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在抗击疫情以及随后的复工复产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然这场“疫情黑天鹅”事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转型和城市化的进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中国各大行业发展方向及前景将会有所改变，甚至是深刻改变。

02 好风凭借力 5G+引爆行业机遇

2020年是我国5G网络建设的关键年份。截至今年2月初，三大运营商共在全国开通5G基站约15.6万个，预计将有55万个5G基站在年底建成。

5G网络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从信息通信领域向工业、交通、能源、农业等垂直行业延伸，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1、5G+云视频

2020年，云计算和5G的配合将让视频会议跨越地域限制的便捷性愈加凸显。疫情期间，中国移动云视讯系统就曾助力钟南山院士为云南玉溪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进行远程视频会诊。

5G技术可以在视频采集回传、视频素材云端制作以及超高清视频播出等环节全方位赋能高清视频产业。在5G时代下，高清视频产业不仅仅可以用于远程视频会议，还可以与更多行业融合发展，为用户实现高效办公与便捷生活。

2、5G+智慧医疗

5G的发展能够提供超大带宽高速传输网络，为智慧医疗高清视频及影像传输提供业务保障。疫情期间，中国移动5G远程医疗系统就全力支持全国医院开通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远程门诊等服务，为战“疫”一线保驾护航。

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的紧缺和供给不均，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互联网医疗近年来备受关注，而5G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深入应用将推动医疗健康向“精准、优质、远程、高效”的方向前进，推动智慧医疗行业快速发展。

3、5G+VR/AR

AR作为新的互动形式，对于大众而言并不陌生，5G时代的到来将大大刺激AR/VR用户体验上的完善，让虚拟现实技术真正进入大众的生活。

在5G+VR/AR加速向生产与生活领域渗透的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新应用与新业态，例如基于5G的VR/AR可以实现远程协同手术、高清沉浸式手术直播、构建异地多人的全息教学场景等。

4、5G+智慧教育

疫情期间，线下教育机构及中小学不得不转向线上授课，客观上促进了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

疫情之后，在线教育在5G+VR/AR/全息影像等技术的辅助下，可以实现跨时跨地共享教学资源，学生在远程课堂中感受真实的师生互动，可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5、5G+无人机

2020年，5G将为无人机应用打开新的空间。基于5G技术为网联无人机赋予的实时超高清图传、远程低时延控制，以及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无人机的应用形式将变得更加丰富。

疫情期间，利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喊话、消杀、送货、测量体温等防疫工作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显现。未来，5G+无人机将在抢险、科研、教育、城市规划、勘察、巡检等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作用。

6、5G+工业互联网

随着5G时代到来，传统工业也将发生巨大变革。未来在工厂内可以实现全生产要素、全流程互联互通，即设备互联、人员互联、物料互联、产品互联等，以及全生命周期的实时数据跟踪。

5G技术，将从根本上改善操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保障操作人员安全，助力企业生产施工的降本增效，从而极大提升自动化工厂的运营效率。

7、5G+车联网

近年来，基于5G的车联网应用不断出现，如在多个园区、景区建成了5G应用示范区，还出现了无人驾驶等。但总体来看，5G车联网应用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随着5G时代的全面到来，5G支持构建“人车路云”高度协同的互连环境，实现车路协同控制、远程遥控操作、自动驾驶等业务，最终支撑实现完全无人驾驶。

8、5G+智慧城市

2020年一场疫情展现了中国城市的管理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分析疫情、监控城市疫情发展、辅助疫情防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之后5G全面落地，将从智慧城管、城市安防等多方面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

5G将带动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拍、VR/AR监控仪器、智能巡防机器人等智能终端在安防领域开展协同应用，构成城市数据传输、分析和利用的重要枢纽，全面提升智慧城市治理能力。

未来在新基建的战略部署下，5G将引爆这些行业机遇，它们很可能会顺着这个机遇成为未来几年发展最强劲的产业，甚至改变社会。

寒冬已过，春暖花开。你做好拥抱变化的准备了吗？

本文来源 和玛大数据

近日，国家要大力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的举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基建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以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以及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铁公机”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源表示，发力“新基建”是立足当前，应对疫情冲击、促消费、稳增长的有效手段，更是面向长远，构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之基、谋取未来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

在此背景下，Gartner公司副总裁及高管合伙人龚培元对其中五大关键领域，为首席信息官及IT领导者提出见解及建议。

1

5G技术：充分评估

5G是新一代蜂窝技术，将使移动服务交付模式从以消费者为中心转变为以业务和消费者为中心。当前，5G技术正处于“过高期望的峰值”，5G的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的国际标准机构正在与监管流程、频谱分配和电信运营商的部署同步发展。

龚培元认为，电信运营商作为授权频谱的当前使用者和持有者，是5G发展阶段企业的主要移动服务供应商。同时，LTE技术将继续存在并为5G的初步部署奠定坚实基础。

因此，龚培元认为应通过思考蜂窝网络服务和用例需求来制定采用5G的计划。在启动计划时，首先要不再将蜂窝网络视为仅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也不要仅仅是针对移动基础设施开发应用程序。其次，要了解RF、网络软件和切片技术的组合如何影响所需的架构变化，从用例入手，建立起5G连接服务。再次，不要盲目采用5G，了解影响5G的各个层面上的依存关系的技术，来制定切合实际的期望。最后，评估5G在初期是否能作为SD-WAN和LTE或物联网类型应用服务的一种延续。同时要与电信运营商积极沟通，了解这些服务是如何与以业务为中心的5G服务相整合的。

2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新机遇

龚培元认为，为住宅和社区停放车辆提供的充电系统不需要新的技术，现有系统只需提供合适的价格。

对此，龚培元指出，为了在不断发展的汽车无线充电、技术和服务市场获得市场份额，可以将现有技术用于住宅和社区应用，从而获得产品上市时间优势。

同时，锁定地方政府部门作为早期充电基础设施投资的客户群，加入行业团体和标准制定机构，为行业标准的到来做好准备。

3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2020年应做的初步工作

要如何维护和优化现有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龚培元认为，可以通过自动化和机器学习来管理、改造和改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在规划未来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方面，需制定涵盖数据中心计算、存储、网络和数据中心设计的基础设施愿景。

在数据中心新兴技术方面，可实施具有以下特点的智能基础设施策略：软件定义、可组合、敏捷、可编程、可扩展、具有弹性、具有响应性并能适应变化。

数据中心在混合环境中的作用下，能够平衡传统数据中心的运营与无服务器技术、数据中心，托管服务供应商、云和边缘计算的影响。

4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2020年预测

众所周知，由于技能、技术和基础设施整合方面的挑战，用于AI项目试点的AI基础设施策略将不易扩展到生产中。AI推理引擎将被部署在各个位置，包括边缘、传统数据中心和公有云，这将促进对全平台部署解决方案的需求。

针对生产AI管道相关的技术债务和基础设施复杂性将成为大多数企业中的IT领导者的工作难点。龚培元表示，对实时响应的需求正在推动将分析置于数据采集点附近以及边缘系统或端点设备中的需求。

对此，龚培元建议从AI概念验证扩展到生产并实现产量增长的IT领导者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一是设计串流数据分析基础设施自定义参考架构的原型并展示，从而加快AI在生产中的应用。二是使用容器封装机器学习模型并简化模型管理，从而创建推理引擎部署流程，同时将AI应用于生产。三是通过战略性地使用具有可扩展AI基础设施功能的云服务和供应商来加速AI的实现。四是通过量化要采集的数据类型和数据量以及通信带宽、延迟和可用性的影响来确定进行深度神经网络分析的最佳位置。

5

全球工业物联网：市场机会分析

2018年，工业物联网（IIoT）软件平台首次实现了盈利，但此后能否盈利仍充满挑战。龚培元认为，与其他物联网堆栈相比，工业物联网应用具有相对更稳定的增长率和利润率，这主要是由于购买中心和物联网相关购买要求的不断变化。

但工业物联网服务的增长和利润仍然受到以下2个因素的限制，供应商专注于狭隘的专业领域；以及供应商无法为重复收入型产品创建具有吸引力的产品目录。龚培元坦言，连接性和硬件（HW）是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基础要素，并且分别是工业物联网最重要的利润和收入来源。

为创建创新的工业物联网产品，龚培元为技术总经理提出以下建议：一是通过开发具有特定行业特征和功能的工业物联网平台扩展客户环境，从而维持增长。二是开发独立于平台的工业物联网应用并实现此类应用的差异化，这些应用能够将行业专业知识和商业智慧“转化为产品”，用于目标行业的基础用例并产生收益。三是通过创建基于资产的托管服务组合确保每年的重复性收入。此类服务能够为物联网解决方案和物联网资产的运营和服务管理提供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库（ITIL）方法。四是通过锁定创建联网工业产品和服务（在销售点需要嵌入或捆绑硬件和联网功能）的工业企业来提高增长率，同时降低销售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