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们去年10月做出上次预测以来，对预测的最大调整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开放为经济活动比预期更快的反弹铺平了道路。中国与外部世界有着巨大的贸易和旅游联系，因此这对亚洲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该地区一半的贸易是在当地经济体之间进行的。

我们最新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分析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地区的产出就会提升约0.3%。

在受益于这些变化的同时，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在宽松政策、再次开放边境和改善供应链的支持下，日本的近期经济前景有所增强；但随着环境正常化和政策支持减少，其2024年增速将放缓。

在全球贸易伙伴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制造业出口的强劲表现也开始降温。这对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来说，技术周期——表现为微芯片价格下跌——对出口造成压力，并且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年底。但考虑到我们认为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正在触底，明年这些地区的外部需求应该会企稳。

通胀缓解

去年，亚洲的通胀以令人担忧的方式超出了中央银行的目标。但目前预计通胀会有所缓解。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总体通胀在去年下半年达到顶峰，但核心通胀似乎更为持久，尚未最终缓解。我们预计，随着时金融和大宗商品不利因素缓解的情况下，通胀将在明年某个时候回归央行的目标水平。

全球金融环境有所缓和，美元有所走弱。亚洲各国央行一直在进一步加息以应对高于目标的通胀。这些因素推动了亚洲经济体货币的反弹，其中大部分货币已经恢复了去年损失的约一半的跌幅，这缓解了它们国内价格的压力。

去年年初，在俄乌冲突爆发、 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挤压了亚洲的能源进口国。与此同时，飙升的运输成本推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这对太平洋岛国的打击尤为严重。但最近，这两个因素的稳步缓和降低了经常账户和通胀的压力。

在当前通胀趋势步入正轨的同时，央行仍需保持警惕。核心通胀目前仍高于目标。COVID-19疫情下的大规模供给冲击和永久性结构调整使校准货币政策极具挑战性。有关冲击的第二轮效应，数据给出了不同的信号，进一步加剧了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不确定性。考虑到日本的通胀面临上行和下行的双重风险，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高长期收益率的灵活性将有助于防范未来的突然变化。

最后，中国经济的再次崛起可能会给全球大宗商品和服务价格带来上行压力，这对于寻求旅游业复苏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这意味着各国中央银行一定要谨慎行事并重申其对价格稳定的承诺。事实上，如果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核心通胀正在回归目标水平，央行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高企的债务与金融风险

虽然亚洲地区的短期前景有所改善，但重要的长期挑战依然存在。

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另一项重大修是对中期展望的下调。中国近期的增长加速有望形成积极的溢出效应；与之相对的是，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影响亚洲高度一体化的供应链和全球增长前景。因此，整个亚洲地区十分急需进行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和长期经济增长。

疫情期间的财政赤字和去年长期利率的上升加剧了公共部门的债务负担。几个面临债务问题的亚洲国家的当局预计将继续实施其渐进的财政整顿计划。这也将确保货币和财政政策不会相互掣肘。

最后，许多亚洲国家的金融脆弱性有所增加——家庭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很高，银行对房地产下行的风险敞口很大。这表明当局需要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维持金融稳定之间进行微妙的政策权衡，以及当局需要增强其决议框架的必要性。

全球经济前景趋于黯淡，在俄乌冲突和其他冲击的持续影响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

亚太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至 4.2%，较4月预测值下调0.7个百分点，低于2021年的6.5%。我们将2023年的增速预测值也下调了0.6个百分点，至4.5%。

我们在4月预测中强调的风险——包括与美联储加息相关的融资环境收紧，以及俄乌冲突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正成为现实。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中国经济放缓对本地区增长的溢出影响。

融资环境收紧

除中国外，亚洲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都经历了与2013年类似的资本外流——当时美联储暗示其可能会比此前预期的更早缩减购债规模，这导致全球债券收益率大幅上升。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的资本外流尤为严重，已经达到230亿美元。韩国、中国台湾省等亚洲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资本外流，原因是美联储暗示将持续加息且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亚洲在全球债务总额中的比例已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5%上升至新冠疫情后的38%，这使该地区面对全球融资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斯里兰卡是一极端案例，其债务增长变得不可持续，无法进入全球资本市场融资，最终导致其对外债务违约

冲突的后果

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和供应链的紧张导致地缘经济出现割裂趋势，这预计将推迟经济复苏，加深新冠疫情对亚洲的长期创伤效应——而亚洲是几十年来全球贸易和金融一体化持续深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在增长放缓的同时，亚洲的通胀压力也在上升，这源自俄乌冲突和相关制裁导致的全球食品和燃料价格飙升。这对贫困和弱势群体的打击最大（因为其最无力应对），损害了消费并增加了社会动荡的可能——就像在斯里兰卡等国那样。

物价上涨

与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的通胀压力仍较为温和，但许多国家的物价涨幅已超过央行目标水平。

为遏制迅速上升的通胀压力，亚洲部分发达经济体央行（包括韩国、新加坡和新西兰央行）在全球紧缩周期中率先采取行动，其他国家则紧随其后。日本并不存在持续的价格压力，因而维持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

在新兴市场，得益于食品和燃料补贴或价格控制以及经济产出低于潜在水平，通胀压力（以偏离央行目标的程度计算）更为温和。这使政策制定者可以以较小力度收紧货币政策，尽管近期已有更多国家开始加息，包括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然而，一些面临外部融资压力的国家加息幅度更大，如蒙古和斯里兰卡。

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

债务水平高企的国家需要收紧财政政策，以便对货币政策形成补充，从而抑制通胀。同时，有必要实施临时性的定向财政转移支付，为再度面临冲击（尤其是能源和食品价格走高带来的冲击）的弱势群体提供支持。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财政支持必须是预算中性的，应通过获得新收入或重新安排预算为其提供资金，从而避免增加债务或与货币政策相冲突。在这方面，中日两国是个例外——但前提是其中期财政政策继续得到锚定。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生产率和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各方还急需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全球和本地区为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合作寻找解决方案，撤销破坏性的贸易限制措施，避免最严重的分裂情景出现。未来两三年中，经济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增加总供给来抑制上行的通胀，应对适应气候变化等长期挑战，投资于人力资本，加强绿色转型，推动数字化发展等。

完整统一、多管齐下

和量身定制式的应对措施

总而言之，随着通胀扩大至核心通胀（即排除更易波动的食品和能源类价格），一些经济体需要迅速加息，防止通胀期望和工资之间形成螺旋式上升——其若放任不管，之后想要解决，则将需要更大幅度的加息。

同时，利率进一步上升将挤压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预算——它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增加了大量债务。

虽然针对每个国家的确切政策建议都各不相同，但弹性汇率本身可能并不足够，且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具有可行性。其他措施，如外汇干预、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等，可能也是锚定期望、管理系统性风险的有用工具。

IMF最近已经制定了“综合政策框架”，其正是为了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指导各国制定经济政策。IMF也将继续作为各国的坚定伙伴，通过其资金援助职能帮助各国平安度过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各国应在必要时调整政策组合，或是按需要重建外部融资缓冲——而不是等到为时已晚。

《2017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中，亚行研究分析了区域一体化的近期趋势，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区域一体化指数。报告还设立了一个专题章节，探讨亚洲如何在金融互联时代加强金融韧性。

报告指出，强劲的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挥着缓冲作用，使该地区免受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不确定因素的冲击。201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按价值计量——由2010至2015年的55.9%（平均值）增长至57.3%，创历史新高。

2016年，尽管亚洲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6%，但该地区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绝对值上有所增长，达到2,720亿美元；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在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从2015年的48%上升至55%。鉴于亚洲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在促进全球和区域价值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预计这将有助于推动该地区在全球的贸易增长。

亚洲经济体不断扩大其全球影响力；2016年，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上升11%，增至4,820亿美元，主要投资领域为可再生能源、自然资源、半导体和信息技术。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Yasuyuki Sawada）表示：“亚太地区正在引领全球贸易走向复苏，这有助于该地区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的环境下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亚洲一体化进程与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将为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韧性奠定基础。”

报告还提出了一种新的综合指数——亚太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指数。该指数从贸易与投资、货币与金融、区域价值链、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人员往来以及机构与社会融合等六项要素，对区域一体化程度进行衡量。它旨在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和权衡促进更大程度区域一体化与合作的杠杆。

报告还专辟一个章节，探讨亚洲如何在金融互联时代增强金融韧性。该专题章节强调，亚洲金融危机20年后，亚洲依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且金融体系更健康、监管法规更有力、区域金融合作机制更完善。

然而，各类重大挑战依然存在，金融市场和体系的薄弱环节仍有待解决。此外，有待填补的监管政策漏洞也可能导致过度杠杆化和冒险行为，从而加大该地区的风险敞口和金融脆弱性。

报告还为该地区国家提供了多项旨在加强其抵御未来危机能力的建议，包括：保持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进一步加强国家监管监督框架与机构能力；进一步发展本币债券市场；加强区域监管合作，包括为相互关联的区域性银行建立清算机制；审查并加强现有的金融安全网，防范潜在的传染和溢出效应。

亚行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致力于通过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来帮助亚太地区减少贫困。亚行成立于1966年，目前正在庆祝亚太地区发展伙伴关系建立50周年。其现有成员体67个，其中48个来自本地区。2016年，亚行援助总额达317亿美元，其中包括140亿美元的联合融资。

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网站（www.ad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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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总部近日的研究显示，中国企业对亚洲地区的发展潜力充满信心，预计未来三年将有五成以上的企业超额完成业务指标。此项研究基于对4100位亚洲地区高管人员的采访，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经验分享与深刻见解，能够影响当前和未来业务发展的决策及管理战略。

　　澳大利亚电信全球业务亚太区负责人Andrew Wildblood指出，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电信在亚洲一直有着不俗的表现。在这项名为《ConnectingCountries》的研究报告中，对亚洲地区跨国公司的商业信息指数开展了量化研究，以找出该地区优秀公司成功的秘诀与要素。

　　Wildblood表示：“在全球层面，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在亚洲独占鳌头，70%的企业在过去三年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其他行业这一比例仅为61%。此外，未来三年中亚洲的金融保险业以及ICT业超额完成业绩的概率很高，在业界平均值为42%的情况下，其业绩达标率有望到55%和51%。”

　　研究发现，尽管总体情况乐观，但中国企业在亚洲运营面临的明显短板，将不时给他们带来严峻的挑战。例如，30%以上的中国企业认为寻找优秀的本地人才“极具挑战性”，未来五年内在中国有意继续在同一公司工作的国际专业人士不足三成（或27%）。

　　研究显示，许多公司都在新开拓的市场中寻觅合适员工方面感到棘手。鉴于亚洲并非是单一实体，加之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员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招聘难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Wildblood指出：“研究成果表明，也许我们应当转变寻找人才的方式。聘用非居住在当地的人才不应再成为招贤纳士的障碍，尤其在当今高科技通信和协作工具普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样，参加本地培训和发展项目能够填补员工在技能方面存在的差距”

　　在其他方面，中国受访者还认为，有些公司在追求财务回报问题上急功近利，缺乏对本地文化的认知，所以这方面有时也会面临挑战。对此，Wildblood认为：“当跨国公司扩展业务时，吸引它们的部分原因就是该地区相对稳定和充满希望的经济气候，所以这些公司希望能够迅速得到投资回报。身处总部的决策者经常无法了解亚洲地区的竞争环境与发展活力，在他们看来，如果在前几年内无法取得效益，便会认为投资失败。这种现象使许多公司无法真正意识到亚洲市场的潜力以及在运营方面的优势。”

　　在了解公司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问题上，亚洲地区最成功的，被澳大利亚电信在研究中称为“亚洲企业之星”的企业所提出的见解可谓无价之宝。

　　Wildblood介绍说，跻身排名前5%的公司有诸多共性，他们在过去三年间超额完成了财务和战略目标，并且在未来三年依然保持这一势头。研究显示，“亚洲企业之星”很好地平衡了开拓新市场与巩固现有市场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两个市场战略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其他公司。

　　Wildblood举例说，在这些“亚洲企业之星”中，45%的人认为扩张“非常重要”且56%认为巩固现有市场“极为重要”。其他公司中认为两类市场战略同等重要的比例仅为“亚洲企业之星”比例的一半；22%的人觉得扩张很重要，31%认可巩固现有市场的重要性。

　　Wildblood最后强调：“归根结底，这些重大机遇与挑战带给我们清晰的启示，即要在亚洲取得成功，企业必须首先认识到该地区的多样性，在各类市场实施差异化的战略。千篇一律的政策与方法不可能在该地区取得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