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报告还介绍了账户聚合功能以及在开放金融生态系统中实施的可能安排。

报告展示了一个基于微服务架构概念的成功实现，该架构促进了高可用性、可伸缩性和复原力。数据共享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框架是僵化还是灵活。选择适当模型的最大挑战在于确定数据将存储在哪里，谁是消费者，以及使用哪些通信接口。

为了有效，CBDC（央行数字货币）系统需要公共和私人参与者合作以确保与更广泛的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和共存性。

全球多家央行预计，任何CBDC生态系统都需要平衡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实现预期的政策结果，并实现创新，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支付需求。

对于CBDC系统，国内互操作性必须足以实现资金进出其他支付系统和保持便利。

无论设计如何，开发和运行CBDC系统都将是中央银行的一项重大任务。

获取和处理支付数据将在任何生态系统设计中发挥重要作用。

公共和私人参与者的参与也将有助于CBDC预测未来用户的需求，并纳入相关创新。

CBDC的采用可能是由其未来对用户的有用性和商家的接受度决定的。

CBDC需要预测未来用户的需求，并结合相关创新。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设计灵活的核心系统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支持选择、竞争和创新的中介机构的多样化生态系统。

采用CBDC的策略需要根据各个司法管辖区的不同经济结构和支付环境进行调整，但经验表明存在一些共同因素。

在瞬息万变的支付环境中，CBDC的采用战略需要平衡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和覆盖人口的较小部分。

为了帮助维持安全和稳定，CBDC需要精心设计和实施，让现有金融体系有时间进行调整，并灵活使用保障措施。

CBDC将对金融中介产生影响，需要仔细设计和实施；但分析表明，对银行业来说，对银行脱媒和放贷的影响是可控的。

金融体系是动态的、不断演变的，多年来成功地度过了结构性变化的时期。

中央银行正在探索可纳入任何中央银行业务中心的保障措施，以应对金融稳定风险；尽管这些措施在使用前可能需要仔细考虑。

国际清算银行（BIS）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韩国家庭负债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占的比重高达94.4%，环比上升0.6个百分点，较2016年年底的92.8%相比，上升1.6个百分点。债务偿还比率（DSR）增速位居世界第一。债务偿还比率越高，意味着负债偿还负担越重。

韩国家庭负债规模在GDP中的占比从2014年第二季度起连续14个季度上升，时长在受调查的43个国家中排行第二。在此期间，该比重上升12.5个百分点。该比重高于韩国的仅有瑞士（127.6%）、澳大利亚（120.9%）、丹麦（116.8%）、荷兰（106）、挪威（102%）和加拿大（100.4%）。

韩国从2014年开始放宽贷款管制，同时下调利率，导致家庭贷款规模急剧膨胀。去年，韩国央行时隔6年5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之后家庭负债规模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来自：韩联社

一、美联储加息前 市场不安的宁静

BIS在最新季度报告中表示，美国即将迎来近10年来首次加息，与2013年中美联储暗示会削减量化宽松规模引发的“削减恐慌”不同，这一次金融市场呈现出“不安的宁静”这一普遍特征。

在经历8月的剧烈震荡后，金融市场于10月企稳。而10月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以及11月初出炉的强劲就业数据，让市场对美联储12月加息的预期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因此上升，美元也再次走强。

在11月初美国就业数据公布后，2013年的“削减恐慌”似乎要在债券及外汇市场重演，新兴市场资产价格短时间内急速下滑。但是到11月中旬，新兴市场不同资产类别已基本收复了前期的跌幅，与“削减恐慌”后的市况大不相同。

报告称，这或许表明，新兴市场能够抵御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但是在金融市场状况本已不佳、宏观经济前景疲软以及市场对美国加息越发敏感之际，美国真正采取加息行动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将对新兴市场带来巨大冲击。

金融市场10月企稳

报告写道，今年8月和9月，受新兴市场经济状况不佳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动荡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大幅调整，国际股市创2012年来最大单季跌幅，市场波动性大幅飙升。

新兴市场遭受的冲击最大，股市暴跌、汇市也急速下探。在市场动荡和货币走软的同时，资本大举外流。根据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的数据，8月和9月新兴市场共同基金资本外流逾450亿美元，超过2013年中“削减恐慌”时的资本流出规模。

进入10月，股市大幅恢复，创下多年来最大单月涨幅。中国市场动荡引发的担忧趋于宁静，市场情绪也得以平复。欧美股市收复三季度几乎所有跌幅，中国股市也大幅上扬，投资者对股市的不安逐渐消除。

其他市场也明显好转，信贷市场息差尽管仍高于去年，但已明显缩窄；汇率开始企稳，债市和汇市波动性下滑；资本也开始回流新兴市场。

不过在市场反弹的背后，国际宏观经济却并未好转。10月，除了印度以外，新兴经济体PMI仍处于萎缩区间；中国三季度GDP增长6.9%，创2009年上半年来最低，而10月工业生产和固定投资依然疲弱；在巴西和俄罗斯，政治因素外加经济活动不景气，这两个国家继续深陷经济萎缩。

这些因素都也都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带来压力，也进一步打压大宗商品价格。油价在10月初短暂上扬后重新下跌，如今已跌破50美元/桶。基础金属价格也持续下滑。

10月市场的反弹受到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政策干预的支撑。印度央行9月底将政策利率下调至四年新低的6.75%，中国央行10月底也下调存贷款利率25个基点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

此外，报告称，一些国家还出手干预汇市。截止10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与2014年6月的高点相比下滑超过4500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减少量出现在今年8月和9月；巴西也展开大规模远期利率互换以及美元回购，为私营部门提供美元流动性。

欧美政策分化

FOMC在9月会议上决定不加息，大幅提振了市场情绪，市场当时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可能性的预期也急速降至30%。而在10月22日欧洲央行（ECB）暗示将考虑进一步推出货币刺激政策之后，市场情绪进一步改善。

而10月28日FOMC在政策会议后发表鹰派声明，让市场对美联储加息可能性的预期上升到50%。而11月6日超过预期的美国就业数据发布后，市场对12月加息的预期再度走高，升至近70%。

市场关注的焦点也由美国加息时点转向加息的路径。目前市场认为美联储收紧政策的步伐将相当缓慢，2018年底前短期利率将保持在2%以下。受此影响，美元于11月初升至七个月高点。

而市场对于欧洲加码宽松政策的预期则令欧元持续走低，今年前11个月，欧元兑美元贬值超过10%。美国、欧元区以及其他大国政策分化加大的可能性，也对美元融资市场带来冲击。

不安的宁静

与2013年中“削减恐慌”出现后市场的持续疲软不同，今年11月美国加息可能性上升对市场带来的冲击相当短暂，反应出新兴市场对于美国收紧货币政策的具有很大的反应空间。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敏感程度日益增强。而这种敏感程度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持续疲软，可能会令美国政策正常化给新兴市场带来巨大负面溢出效应。

一方面，美国经济恢复强劲是加息的基础，也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让新兴经济体受益。而另一方面，美元进一步升值可能为一些国家经济和通胀的增长带来新的风险。

此外，金融市场状况紧缩也可能增加新兴市场金融稳定风险。近年来，受益于经济增强前景向好以及国际市场相对宽松，新兴市场信贷增长强劲，从2010年至今，金砖国家信贷总额对GDP的占比平均达到25%。

尽管利率保持低位，但是债务水平持续上升推动新兴市场家庭和企业偿债负担高于过去的均值，导致新兴市场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增加。

而随着借贷成本上升，偿债负担还将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升高。对于近年来借入大量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企业而言，美元进一步升值将继续考验他们的偿债能力。

来自：wallstreetcn

国际清算银行指出，2013年全球债务市场规模或触及100万亿美元，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跨境贷款下滑趋势也在不断加剧。

被认为是“央行中的央行”的国际清算银行在9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指出，2007年中旬全球债务市场规模为70万亿美元，到去年增至100万亿美元，其中政府是最大的债务提供者。

其中，2013年6月，公共债务有价证券所占份额增至43万亿美元，较2007年中旬攀升80%。分析师安德烈斯•施力普和布兰米尔•格瑞克在报告中指出，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务规模增长和公共债务证券的相似。

国际清算银行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借贷途径已经发生变化：更多的借贷行为发生在债务市场，而非银行贷款。鉴于金融部门压制贷款并且选择更多去杠杆化，一些政府通过其他渠道发行债务为国内经济提供支撑，同时援助金融部门。

Mint Partners经纪人比尔•布雷恩指出，未来全球债务市场的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只要存在需求，债务市场就会保持增长趋势。

法国农业信贷集团利率策略师彼得•查特维尔表示，债务发行上行催生出一个问题，即在经济复苏仍不够强劲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是否会大幅攀升。在他看来，如果通货膨胀率大幅上扬，央行就不得不有力地收紧政策，导致经济复苏跌入不稳定漩涡。

施力普和格瑞克强调称，跨境投资者持有的债务证券份额已经从2007年上旬的29%下滑至2012年下旬的26%。这两位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这种趋势和金融危机之前的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或许也发生了部分逆转。”

法国兴业银行全球外汇部门负责人吉特•于克斯认为，这种改变，令政策制定者们“头疼”。他说，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银行正在逐渐将旗下业务转移到本国市场，这并不会有助于增长，只能反映出在“大衰退”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投资者和银行变得越来越谨慎。

于克斯称，“全球经济中货币自由流动的减少并不是种健康状态。不过，积极的方面是，这种趋势正在缓慢地改变，在未来数年内将趋于正常化。”

这其中的风险在于，外汇信用激增的同时也让中国的企业暴露在了海外货币危机的冲击下，一旦境外美元融资成本出现飙升，将会很大程度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据中国外管局的数据，当前81%的外汇债务以美元计价，6%为欧元，6%为日元。

下图中红色部分为中国的外汇贷款，蓝色代表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中国外汇信贷

BIS警告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体广泛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大幅压低了东亚经济体的外汇融资成本，使得企业加大了对美元贷款的依赖，而一旦美联储等西方央行削减货币宽松的规模，飙升的外汇融资成本将有可能使得亚洲重演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局面。

在中国企业的外汇贷款中，英国银行发放的贷款占了将近25%，而德国、法国等其它欧洲银行由于债务危机被迫增加境内资本，导致在中国的外汇贷款市场占比由32%降至14%。

亚洲国家应该警醒当前对于美元融资的过度依赖现状，韩国因过度依赖欧洲银行的贷款而频频发出警告，但中国大陆和香港却并没有这样的风险意识。今年五月市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美联储削减QE(Taper)上，对削减宽松规模的预期使得市场的流动性迅速收紧，美元融资成本升高，亚洲国家资本外流加大，随着未来美联储逐步退出QE，这样的风险远没有结束。

东南亚经济危机时，通货紧缩带来的货币大幅贬值打乱了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计划。如今的东亚经济体比15年前要大得多，BIS认为该地区的金融不稳定性将使得西方央行退出量化宽松的路程复杂化。

中国的外汇贷存比由2005年的100%攀升至当前200%，过量的外汇贷款源自哪里尚不得而知，可能是通过外汇互换或其它信贷途径流入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发行的外币债券在过去8年间增长了10倍，达到800亿美元。

下图为中国大陆，香港以及韩国的外币债券总量变化情况：

外币债券总量变化

中国拥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一规模冠绝全球，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下，中国自身遭遇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场面的风险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旦融资成本飙升，外资银行们仍可以顺利收回放给中国企业的贷款。

随着太阳能巨头尚德集团背负5.41亿美元债务而破产，中国政府已经暗示了不会救助债务过多的私营企业，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反复承诺未来市场纪律和监管将是其市场化改革方案的一部分。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有可能发生的是自身出现的美元融资问题会成为内部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中国的信贷总量占GDP比重已经攀升至200%，国际评级机构亦频频发布警告，一旦美元流动性收紧，将严重损害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BIS报告对比2010年4月和今年4月的调查数据称，

过去三年，人民币日均交易额增加了两倍多，由340亿美元增至1200亿美元，占全球总规模的2.2%。美元今年日均4.65万亿元。

三年来，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额已达到5.3万亿美元，增长约30%。

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活动中心英国的日成交额占比从三年前的37%增至41%。

2013年，新加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外汇交易活动中心。

在发达市场货币中，今年日元交易额猛增，比2010年4月增加了63%。美元兑日元交易增长约70%。

外汇交易越来越集中于主要金融中心——英国、美国、新加坡和日本，这四国交易额占比由三年前的66%升至71%。

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之中，墨西哥比索也和人民币一样跻身前十名，目前排名第8。不过它首次进入前十是在1998年。

华尔街日报认为，人民币地位迅速提高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力求让人民币在美元和欧元长期把持的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强烈愿望，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在制造业供应链中的国际地位，以及美国企业使用人民币的灵活性增加。

自从2009年中国在香港成立首个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以来，全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为成为下一个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展开了激烈竞争。

人民币离岸交易将使人民币得以成为美元的有力竞争对手，削弱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霸主地位。

全球性汇款服务公司西联商业解决方案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选择人民币支付的美国企业同比增长了近90%。

人民币交易在美国对华付款交易中占12%，同比增长8.5%。

中国政府近年来逐步开放资本管制。

201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通知，规定所有具有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均可开展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使人民币更直接地参与外汇互换。

同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领衔的课题组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国开放资本管制应采取“三步走”的战略：

?从2012年起，1至3年内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

?3至5年内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

?5至10年内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

国内媒体报道称，随着今后逐步开放管制，以后中国股民可以直接去炒美股。

盛松成昨日发表文章论证中国需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称资本开放有以下三个有利条件：

一是“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二是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有所减弱。2010年初至2013年8月末，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3个月期美元Libor利率、美国BBB企业收益率以及广义美元指数波动率分别为0.72%、0.10%、0.56%和2.50%。与2000年至2007年数据相比，除了国债收益率波动幅度大致相同外，其他三项分别低1.8、0.3和5.6个百分点。

三是人民币汇率双向小幅波动，逐渐趋于均衡。

盛松成认为，目前美国即将退出QE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固然造成一定影响，但美元资本的退出也为我国资本留下了拓展空间，不抓住机遇可能会留下遗憾。

但也有专家学者警告，当前并非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时间窗口。

今年6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与中国社科院学者张明、张斌撰文指出，将2015年作为资本账户基本开放的时点具有较大风险。

加快开放资本账户，未必能真正实现跨境资本流动的平衡，却可能放大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波动性。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未必能够稳定人民币汇率，反而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