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赵胜先生演说PPT精华：

　　来源：中国大数据产业观察网

如今大约有5000家德国企业在中国开办了分支机构，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几乎每天都还有新的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几乎所有德国企业都面临一个问题：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员工。

“王中宇?”

“是的，我的爸爸是中国人”。

近日，德国某汽车品牌的广告上线，一位德国小伙子来到中国，他虽然长得很德国，但是有一个中文名，且声称自己的父辈是中国血统。

一则情感攻势强烈的广告，透出两国制造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竞争合作态势。

当下，德国制造冀望通过工业4.0规划强化其领导地位。而中国制造正试图化解这样一种尴尬：一方面消费者愉悦地使用由中国制造的欧美品牌产品，另一方面对中国制造的中国品牌表现出怀疑和极不情愿。

身居中国市场的德国企业最能看到两国制造业之短长，在他们看来，要想实现“现在的“德国制造”，N年后的“中国制造”，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储备至关重要。说白了，这是一场人才竞争。

怎样的制造业，才算是一流的制造业?

让在中国市场深耕的德国企业谈这个问题，很合适。

德国企业往往偏安一隅，它们可能是“小公司”，也可能是“慢公司”，甚至可能看起来还是“笨公司”，但是他们绝对不是“坏公司”。截至2014年年底，有超过439家德国企业在中国寻求机会，他们在经济新常态新背景下有无回流德国的想法、中国制造企业还有没有短板、技术人才培养储备机制还有哪些改进空间，带着这些疑问，《国际金融报》记者历时数月，深入调查数家德国企业，采访多位在欧洲、中国有多年跨国工作经验的人士，用他们的视角答疑解惑。

快速VS稳定

中国经济增速降下来，有些企业会担心，这会造成企业发展动力的失速，但是德国企业却认为，这样的新常态有积极的一面：长久持续稳定的增长更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

“我不担心经济下滑，德国在中国企业的经商环境不会变差。”德国商会上海董事会主席Titus Freiherr von dem Bongart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更长久、可持续的稳定发展是企业的最佳生存土壤。

什么是更长久、可持续的稳定发展?记者特地采访了一位熟悉中德两国差异的中国人来解释。

虞蓉，从事中德投资咨询十余年的，现在是德中工商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德国商会全球网络系统的服务实体)的总监，负责法律事务及投资咨询部，她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解释，德国人更习惯于稳健的长期发展，“德国人不追求一夜暴富，他们崇尚稳定、稳健。中国经济不像以前那样爆发式增长，反而让德国企业家们更放心。”

她举例说，“原先中国经济每年增长超过10%的时期，一家德国家族企业计划在中国投资，当时该企业在德国的年均营业额增长率为6%，该企业负责人就很紧张地跟我说，“6%的增长太快了，我要让它慢一点，更稳一点。”

德国商会2015年对439家德国在华企业的调查显示，“相较2014年，德企在华的投资活动保持平稳，没有迹象表明投资将转向其他国家。尽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仍然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促成良好投资环境的两大重要因素。”

相比于经济增速，德国企业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更在意。“不同行业感受到的经济放缓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不同的。总体来说，德国企业对其所在行业的持续发展持更乐观的态度。”德国商会提供给记者的“德国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2015”调研报告显示。

从对资本市场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两国企业对待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态度。“有许多中国企业想去德国上市融资，但德国企业并不太依赖资本市场。与中国股市相比，德国股市的市盈率很低。”虞蓉介绍。

在德国，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超过80%，这些企业专注细分领域，一些家族企业在一个很小的领域深耕上百年。

中国有句俗语，“马无夜草不肥”，但是德国企业对“夜草”刻意保持距离。

虞蓉介绍，“十年前，中国中部某地方国企与德国制造企业谈合资，在签约谈判最后关头，当地地方政府给该国企批了好大一块地，该国企就此画了宏伟的蓝图，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将这一‘利好’告知了德方。德国人很谨慎地询问执行细节，最后决定不签约了。”

为什么呢?虞蓉说，“按照德国企业的观点来看，该国企将完全靠借贷运作，随时濒临破产。他们想要更稳健踏实的合作伙伴”，“虽然后来那一大片土地的市值翻了几番，但德国企业不认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他们觉得，’我现在不需要这么多，你给我这么多是没有意义的’。”

4.0 VS 2025

全球两个制造业大国在同一时间段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德国企业对于中国制造2025没有排斥心理，“中国制造业升级会给德国企业带来巨大机遇”

谈中德制造业企业，不能不提两国在制造业上的新规划。去年，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今年5月8日，《中国制造2025》出炉，被市场称为中国版的工业4.0计划。

那么，中国制造2025规划与德国的工业4.0纲领之间是什么关系?

两者在终级目标上，区别不大。“德国制造业很发达，相比之下，互联网产业不像中国这样火热，接下来德国企业需要将制造业更多互联，形成物联网，万物相连，其中互联网只是工具。而中国是用互联网去改变传统行业。不过最终结果应该相似，都是万物相连。” Rolf H.Koehler告诉记者。

不过对于德国工业4.0，德国企业更多按照企业自己的十年或五年规划。“德国企业一般认为，‘我本来就在做，政府提不提出概念，我都在做’。所以并不会因为政府提出了这个概念，而对企业的实际运行带来突发重大变化。德国的工厂，自动化和互联程度本来就很高，整个工厂可能只有两三名员工在车间，都是自动化控制。” 虞蓉告诉记者。

德国企业对中国制造2025规划又有何看法?

记者调查发现，德国企业认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将带来巨大机遇。“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将更加注重培养技术人才，包括高级技术管理人才，以及大量的熟练技工，这将为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人才。” 德国商会上海董事会副主席Rolf H.Koehler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虞蓉告诉记者，“我没有听哪个德国公司说，德国害怕中国制造业强大所带来的竞争。相反，中国制造业水平提升，对德国企业有利。中国制造业水平从低端到高端的提升过程，中国必然需要向德国学习很多，有利于德国技术的输出，而且双方很多技术标准逐渐统一，也有利于德国标准的国际化。”

Know-how ＶＳ申请专利

企业的核心竞争资源是技术人才，中德两国企业在人才任用机制上存在明显不同，中国企业看重技术人才能创造发明多少专利，德国企业更看重技术人才本身具备的know-how

德国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2015调研报告显示， “82.4%的受访企业表示，寻找合格员工是德国在华企业今年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个数字比去年上涨了8.3%。99%的研发型企业面临寻找高素质员工的问题。”

为什么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人才问题呢?

这其中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企业人才观念上存在差异。“中国企业习惯于用专利的数量，来衡量技术水平，德国企业更多依靠know-how和人才作为核心竞争力，很多企业拥有自己独特的know-how，成为某一细分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尽管公司可能规模不大，只有几十上百个员工。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隐形冠军”。

Know-how在中国被翻译称“专有技术”或“技术诀窍”。许多德国企业并不把自己的技术去申请专利，而依赖于对人才的培养，对Know-how的持续更新。

“Know-how不仅包括看得见的、硬性的生产技术，还包括开发设计、生产规划、质量管理，生产相关要素的整合、供应链管理等一系列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秘密。这一切都需要人去实现，因此德国企业对员工的教育、培训非常重视，而且是长期稳定地投入，这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虞蓉向记者解释。

近些年，很多中国企业与德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合作、成立合资企业或者收购德国破产企业并把设备图纸搬回国内，但是效果不及预期。 在虞蓉看来，“中国企业虽然得到了技术、设备，却因为没有学会Know-how。德国人常对中国企业说，‘不是我不肯教你技术，而是这些技术你即使拿回去，没有应用的大环境，没有合适的技术人员，没有用。’”

另外一个人才机制差异在于中国雇员不习惯于几十年服务于同一家公司。“70%德国企业已经表示要在中国做研发，但是最大困难是如何找到合适员工，这对于研发企业尤其严重，最难的就是如何找到研发人员，这是德国企业非常重视的问题。”Rolf H.Koehler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端技术管理人才需要长期的培养，德国企业一般认为，学习、练习、出色表现，这是个一连贯的过程，光学习理解，却缺乏长期持续的练习，也很难最后拥有出色表现。但中国年轻人很容易跳槽。”

“社会浮躁，年轻人也难踏实。企业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人才，别的公司加个几千块钱，就跳槽了。不能在一个领域深耕，很难有创新、有成就。”朱丹对此也深有体会。

在某德国大型跨国公司任中国区高管多年的朱西玲告诉记者，“我在中国工作，就一直在问我的同事，为什么人都这么年轻，40岁以上的人去哪了呢?有丰富经验的人去哪了呢?这么多年，还是没有答案。”

双轨制ＶＳ学历制

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制度为“德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奠定了的基础，但是中国在技术工人培养上，过于注重学历，且学习与工作严重脱节

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对人才的渴求，侧面反映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德国在华招人难，这并非德国企业特有，其他外国企业，以及中国本土企业同样面临一样的困难。” 德国商会上海董事会主席Titus Freiherr von dem Bongart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你看上海打造全球科技中心的政策，现在张江推出的政策，基本都着重在解决人才问题。怎么吸引国际人才，怎么留住科技人才。”上海张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朱丹告诉记者。

现在中国制造要往中高端发展，需要有科研技术人员，可是人才从哪来?换句话说，中国国内培养的技工质量如何呢?

说起这点，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几十年的朱丹有点着急，一方面企业不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培养。

“企业以前主要是对中高层人员进行重点培养，对蓝领、灰领没什么投资，他们薪水低、职业素养不高。一个焊工班，27个学生，只有2个人做焊工，其他都转行了。”朱丹告诉记者。

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大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和风险，选择人才外包，有的企业一半以上员工都外包给中介。“中介公司会用心培养人才吗?留得住人才吗?”朱丹说自己这些年被外包公司伤透了脑筋，“外包公司层层剥皮，薪水到了外包人员手上，可能只剩一半。”

另一个问题是，学校教育与企业需求的不匹配。据吴丹观察，“大学生学校所学，与实际应用严重脱节，毕业后，连会议纪要都不会写，进了公司才开始培训怎么做笔记，怎么接电话，怎么穿衣服，人力资源变成阿姨保姆了。”

中国的技术工人不过硬，为何不引进技术工人呢?

“一些国企、民企缺技工，他们愿意出钱引进，却又有个渠道问题，他们知不知道去哪里引进技术。欧洲有很多退休工程师协会，国内也需要行业协会跟外国对接，以市场化的方式，把资源对接过来。”朱丹建议。

“引入先进技术人才。这需要行业协会搭桥，将国外的高级技术人才、机制引入中国。同时中国也需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不能再只看文凭了。”朱丹说，但是，“中国规定，没有大学文凭，超过60岁的外国人，就不能得到工作许可了，但欧洲很多高级技工都没有大学文凭，但中国看文凭，所以无法引入这些技术。”朱丹向记者解释。

一提到人才培养，德国双轨制教育举世闻名。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制度为“德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奠定了的基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技术能手，生产、技术管理、流程管理、自动化控制，在许多制造企业，高级技工的收入、社会地位，不比行政管理者低。

什么是德国双轨制教育?接下来，记者又特地采访在中德两国都工作过多年的人士，来帮助理解两国的差异。

“许多技术细节，不是书本能学到的，而这又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经常需要师父带徒弟，代代相传。一个师父三年下来，就带出一批很好的徒弟了。”朱丹是欧盟商会人力资源工作组主席，她十几年工作都是在500强企业负责人才选拔。

在中国的德国企业中，博世集团是最早把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引入中国的企业之一。“着眼于未来的工业制造趋势，高素质的技术工人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博世在8年前就开始将德国原汁原味的双元制学徒教育引入中国，一路摸索积攒了很多经验，也为公司培养了一大批技工。”博世集团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告诉记者。

问题在于，像博世集团这样的大跨国集团，毕竟是少数，制造业中更多的是大量的中等企业。在德国，80%的经济贡献来自中小企业，一些细分领域的全球龙头企业，往往是可能只有几十人的小工厂。

“博世集团在中国做了学徒制人才培养，把德国的培养机制在中国复制了，但它每年有500亿销售额，可中小企业一年没有这么大销售，这就得依靠社会机制。”朱丹说。

　　为此，《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八项政策保障措施。即：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健全组织实施机制。

　　其中，在第八项“健全组织实施机制”中，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

　　首先是，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组长，成员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担任。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制造强国建设全局性工作，审议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专项、重大问题和重要工作安排，加强战略谋划，指导部门、地方开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其次是，设立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研究制造业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对制造业重大决策提供咨询评估。支持包括社会智库、企业智库在内的多层次、多领域、多形态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最后，建立《中国制造2025》任务落实情况督促检查和第三方评价机制，完善统计监测、绩效评估、动态调整和监督考核机制。建立《中国制造2025》中期评估机制，适时对目标任务进行必要调整。

　　这也充分反应了PDCA管理理念在国家战略中的运用。只有在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阶段性评估，适时调整目标和任务，才能进一步优化战略规划，保持科学可持续的决策循环。

上海自贸区从2013年成立以来，一方面，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目标和需求，调整优化制成品进出口结构，加大先进技术设备和紧缺原材料进口；另一方面，在制造业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动重点领域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

　　2014年7月1日，上海市政府举行上海自贸区2014版负面清单情况说明会，介绍了上海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相关措施。据报道，在去年服务业扩大开放23项措施的基础上，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提出扩大开放的31条措施。31条进一步扩大开放措施中，制造业领域14条，成为自贸区开放的重头戏。与以往依靠劳动力优势为主的境外制造业企业引进策略不同的是，上海自贸区新的制造业开放政策中，在制造环节上，更注重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在制造分类上，更侧重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可以说，上海自贸区的制造业开放举措开创了先河，也为未来制造业带来更大的开放思维。

　　《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八项政策保障措施。其中，第七项就是“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主要包含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角度的扶持内容。

　　在引进来方面，首先是，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机制，落实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第二，全面深化外汇管理、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管理改革，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第三，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修订钢铁、化工、船舶等产业政策，支持制造业企业通过委托开发、专利授权、众包众创等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推动利用外资由重点引进技术、资金、设备向合资合作开发、对外并购及引进领军人才转变。

　　在走出去方面，首先是，加强对外投资立法，强化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法律保障，规范企业境外经营行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第二，探索利用产业基金、国有资本收益等渠道支持高铁、电力装备、汽车、工程施工等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实施海外投资并购。第三，加快制造业走出去支撑服务机构建设和水平提升，建立制造业对外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和出口产品技术性贸易服务平台，完善应对贸易摩擦和境外投资重大事项预警协调机制。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其实质都是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上的“网络协同”合作。因为，企业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局限于本身独立的经营运作，一个产品也不再是一个企业单独完成的。网络协同使得制造业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各地的研发机构、生产制造基地和市场营销网络，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

　　网络协同是国际化与“互联网+”时代大背景的产物。“借势借力、整合资源”是制造业朝向网络协同制造发展的趋势。网络协同的大趋势下，迫切需要在一般制造业开发的基础上，构建制造业开放发展的新机制。《中国制造2025》提出“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这一扶持政策，将有序推进制造业开放，重塑我国制造业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从国际经验看，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因其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得到许多国家的普遍重视。德国推出“工业4.0”其实也是基于本国的产业结构。德国是一个以机械行业为支柱的制造业大国，而且德国90％为员工不到500人的中小企业。只有中小企业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整体发展。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小微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制造2025》充分认识到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中的第六项扶持政策和保障是“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从专项资金、发展基金、融资体系、征信体系、建设创业基地、科研资源共享和综合服务体系等七个方面对中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扶持。

　　· 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优化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重点和方式。

　　· 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 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建设力度，建立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创新产品和服务。

　　· 加快构建中小微企业征信体系，积极发展面向小微企业的融资租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信用保险保单质押贷款等。

　　· 建设完善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引导各类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小微企业。

　　· 鼓励大学、科研院所、工程中心等对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各种实（试）验设施。

　　· 加强中小微企业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立信息互联互通机制，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创业、创新、融资、咨询、培训、人才等专业化服务。

　　可以说，《中国制造2025》中明确提出“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主要用意就是，采取措施激发中小微企业活力，将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加以释放。

　　在德国“工业4.0”战略中，也体现出了对本国中小企业进行了保护和扶持。作为高福利国家，德国由于纳税和社会保险较高，人工成本也相对较高。再加上，中小企业相对于西门子那样的大企业来说缺乏信息化建设能力，也缺乏资金，难以投入实现“工业4.0”所需的巨额软件开发经费。所以，由德国政府牵头，制造业的主要社会团体共同推进“工业4.0”的标准化，让缺乏自主开发软件能力的中小企业就也能享受技术上的保障，伴随“工业4.0”以及“工业4.0”标准的推广，使它们能够很容易地随之实现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这或许也应该视为德国“工业4.0”为本国中小企业提供的服务支持。

　“人才为本”是《中国制造2025》的五项方针之一，其总体思路是：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加快培养制造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走人才引领的发展道路。

　　所以，《中国制造2025》的第五项扶持政策和保障是“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在人才培养方面主要有以下五项内容。

　　（一）加强制造业人才发展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组织实施制造业人才培养计划，加大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完善从研发、转化、生产到管理的人才培养体系。

　　（二）以提高现代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竞争力为核心，实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和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培养造就一批优秀企业家和高水平经营管理人才。

　　（三）以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和先进制造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在高等学校建设一批工程创新训练中心，打造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四）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高等学校转型，建立一批实训基地，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示范，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五）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培养制造业急需的科研人员、技术技能人才与复合型人才，深化相关领域工程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

　　除了人才的培养之外，还制定了人才管理方面的具体政策。例如：加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完善各类人才信息库，构建产业人才水平评价制度和信息发布平台。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加大对优秀人才的表彰和奖励力度。建立完善制造业人才服务机构，健全人才流动和使用的体制机制。采取多种形式选拔各类优秀人才重点是专业技术人才到国外学习培训，探索建立国际培训基地。加大制造业引智力度，引进领军人才和紧缺人才。

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站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是加快推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中国制造2025》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质检总局、工程院等部门和单位联合编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物质保障，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历史证明，每一次制造技术与装备的重大突破，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强国的竞争格局，制造业的兴衰印证着世界强国的兴衰。实践也证明，制造业是创新的主战场，是保持国家竞争实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大力发展制造业，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百年强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坚持发展制造业的决心和信心不动摇，通过制造业创新升级，铸就更加坚实的强国之基。

实施《中国制造2025》，建设世界制造强国，是我们吸取错失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选择。当前，世界经济和产业格局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经济复苏缓慢，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另一方面，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酝酿新突破，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方面的突破，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强化制造业创新，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谋求新一轮竞争的有利位置。面对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新调整和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新挑战，我们必须前瞻布局、主动应对，在新一轮全球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权。

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跨越发展，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需要。“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向往和追求，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制造业做支撑，这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大需求提出了迫切要求。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契合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根本要求，通过持续实施《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35》、《中国制造2045》，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强国，以制造业的繁荣和强大，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是实现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提质增效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40%左右，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国货物出口总量的90%以上，是拉动投资、带动消费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制造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换挡但不失速，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重点、难点和出路都在制造业。制定《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就是为了应对这一系列变化带来的深刻影响，瞄准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等关键环节，推动制造业实现由大变强。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了建设制造强国的“三步走”战略，以十年为一个阶段，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建设，并对第一个十年的战略任务和重点进行了具体部署。总体看，《中国制造2025》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而是兼顾当前和长远、兼顾战略和战术的一个行动计划。既立足当前，面向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出了九大战略任务、五项重点工程和若干重大政策举措;又着眼长远，着眼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围绕先进制造和高端装备制造，前瞻部署了重点突破的十大战略领域，描绘了未来三十年建设制造强国的宏伟蓝图和梯次推进的路线图。

建设制造强国是国家战略，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动员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共同推进。要在充分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体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好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国情出发，分步实施、重点突破、务求实效，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让中国制造“十年磨一剑”，十年上一个新台阶!

二、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主战场。“十二五”以来，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我国制造业始终坚持稳步发展，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已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导力量，我国制造业肩负着由大变强的新历史使命。

我国制造业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近十年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总体规模大幅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不仅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成为支撑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201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22.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5.85%。2013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达到20.8%，连续4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国地位。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我国共有100家企业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比2008年增加65家，其中制造业企业56家(不含港澳台)，连续2年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数仅次于美国(130多家)的第二大国。

近十年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增强了我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的国际分工地位。从国内看，建国60多年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52年的17.6%提高到2014年的35.85%，增加了1倍多，促进我国工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历史性转变。从国际对比来看，199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到2000年上升到6.0%，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为19.8%，跃居世界第一。自19世纪中叶迄今，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我国又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部分关键领域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在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下，社会创新要素不断向企业集聚，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快速增长，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支出8318亿元，比2008年增长2.7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从2008年的0.61%增加到2013年的0.80%。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拥有科技机构5.2万个，比2008年增加了1.87倍;规模以上企业共申请专利53万件，是2008年的3.4倍。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新支线飞机、大型液化天然气船(LNG)、高速轨道交通等领域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吨乙烯成套装备、风力发电设备、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等装备产品技术水平已跃居世界前列。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是创新最集中最活跃的领域。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工业领域技术创新经过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多个阶段，创新要素在总量上逐步接近世界前列，在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产业总体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正在由跟随式创新向引领式创新转型。2014年，我国全社会R&D经费投入13312亿元，占GDP比重达2.09%，是2008年4616亿元的2.88倍;按照汇率计算，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位居世界第三，投入强度在新兴发展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

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围绕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这一主线，支持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加大技术改造和提升工业技术水平，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取得积极成效。一方面，重点行业先进产能比重快速提高，智能制造、高速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占装备制造业比重超过10%，海洋工程装备接单量占世界市场份额29.5%，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占海外市场的份额达到40%，国产品牌智能手机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另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取得积极进展，电力、煤炭、炼铁、炼钢等21个行业均完成了2013年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全国共淘汰电力落后产能544万千瓦、煤炭14578万吨、炼铁618万吨、炼钢884万吨。

制造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战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制造业内部结构也逐渐优化，先进产能比重持续上升，低端落后产能不断淘汰。按照目前标准，我国低端落后产能已经基本淘汰完毕。下一阶段，要不断提高标准，加快运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我国制造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工业资源能源消耗强度逐步降低，绿色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近年来，工业紧紧围绕国家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任务，以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为目标，狠抓工业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进步，取得了积极成效。“十二五”前四年，我国工业能耗累计下降21%，工业水耗累计下降28%左右，基本实现“十二五”预计目标。工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环保、废水循环回用等关键成套设备和装备产业化示范工程积极推进，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是节能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推进工业节能减排责无旁贷。近年来，工业领域节能减排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和政策措施，促进工业节能减排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下一步，要不断破解传统的粗放式工业发展方式，通过技术工作和结构调整双轮驱动，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工业绿色清洁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产业集聚集约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工业空间布局不断优化

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转型升级的总要求，推动优势企业、优势产业集约集聚发展，产业空间布局不断优化。一是企业兼并重组效果逐步显现，产业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2014年6月，我国汽车销量前十名的企业(集团)生产集中度达90%，比2010年提高4个百分点;2013年水泥行业前十家企业产量占总产量的37.8%，较2010年提高了12.7个百分点;平板玻璃行业前十家企业产量占总产量的53.5%;电解铝行业前十家企业产量占总产量的68%。二是优化重点产业布局和推动产业有序转移。2014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8.4%和10.6%，分别高于东部地区0.8和3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困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低成本优势快速递减和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两难局面，进入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在长期粗放发展之后，我国制造业发展将越来越具有“爬坡”和“登山”的性质，即在每一个产业中都必须向上走，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跃迁和攀升;否则，庞大的产业大军将拥挤在低洼地中，面临“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的风险。面对国内外发展形势的新情况新变化，我国制造业发展必须肩负起支撑国民经济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加快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实现由大到强的根本转变。

三、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环境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仍将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制造业发展的内外环境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重要变化。《中国制造2025》指出，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制造业发展必须紧紧抓住历史机遇，积极稳妥应对内外部挑战。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将给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带来深刻变革

当前，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重要领域和前沿方向的革命性突破和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将对全球制造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并改变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格局。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将促进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智能化服务化成为制造业发展新趋势。泛在连接和普适计算将无所不在，虚拟化技术、3D打印、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将重构制造业技术体系，如3D打印将新材料、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植入产品，使产品的功能极大丰富，性能发生质的变化;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泛在信息的强力支持下，制造商、生产服务商、用户在开放、共用的网络平台上互动，单件小批量定制化生产将逐步取代大批量流水线生产;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工厂将成为未来制造的主要形式，重复和一般技能劳动将不断被智能装备和生产方式所替代。随着产业价值链重心由生产端向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的转移，产业形态将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网络众包、异地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订制、精准供应链管理等正在构建企业新的竞争优势;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加速重构产业价值链新体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也给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当今，我国在相当一些领域与世界前沿科技的差距都处于历史最小时期，已经有能力并行跟进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全球产业格局重大调整，国际贸易规则正在重构，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严峻的外部形势

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同时发生，对我国形成“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一方面，高端制造领域出现向发达国家“逆转移”的态势。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各国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在《2014制造业白皮书》中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英国发布《英国制造2050》等。目前，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流已经开始。如，苹果电脑已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日本制造企业松下将把立式洗衣机和微波炉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日本国内。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一些跨国资本直接到新兴国家投资设厂，有的则考虑将中国工厂迁至其他新兴国家。如：微软计划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部分设备转移到越南河内;耐克、优衣库、三星、船井电机、富士康等知名企业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总的来看，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

部分发达国家近年来发布的再工业化战略

此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相交织，我国也将面临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新挑战。一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强化。近年来，我国成为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严重国家，2014年上半年的涉案金额52.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可以预见，未来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摩擦将更为激烈，对我国制成品出口将造成不利影响。二是全球贸易规则也处于重构过程。美国极力推动打造跨太平洋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高门槛，将进一步削弱我国工业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也将影响我国工业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此外，美国推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美欧双方互相降低非关税壁垒，统一各类认证等监管标准，也将挑战我国参与的金砖国家准贸易联盟。全球贸易投资秩序的重建，可能对国内贸易投资产生替代效应，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压力将会增大。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环境和要素成本约束日益趋紧，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不再是总量扩张的过程，而主要是结构升级转型的过程，增速下降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这对我国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紧迫要求。

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要素成本等都在发生动态变化。从资源能源看，我国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0%和25%，石油、铁矿石、铜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7.7%、17%、17%。从环境压力看，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正集中显现，目前全国有70%左右的城市不能达到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17个省(区、市)的6亿左右人口受雾霾天气影响，水体污染较为突出，土壤污染日益凸显，重大环境事件时有发生。从要素成本看，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我国制造业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如，201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的顶点下降了560万，劳动力供给呈缩减趋势，并直接导致用工成本上升。目前我国制造业工资普遍达到3000—4000元，远高于东南亚等国。据报告，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表明在美国生产只比在中国生产贵4%。

我国制造业传统竞争优势赖以保持的多种要素约束日益趋紧，已经使粗放式的发展道路越走越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原有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新旧交替期，我国制造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国家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内需潜力和改革红利不断释放，为制造业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部署。四化同步发展为制造业创造了新需求，开拓了新市场。如，城乡一体化将成为拉动制造业内需增长的主要动力，按照目前的城镇化速度，未来每年将有1000余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据测算，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和5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现代化也将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等都为制造业创造着巨大的需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也将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等，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总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各产业部门新的装备需求、人民群众新的消费需求、社会治理服务新的能力需求、国际竞争和国防建设新的安全需求，在生产装备技术水平、消费品品质提升、公共设施设备供给、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可控等各方面，都对制造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正在形成的13多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内消费市场，是我国制造业所拥有的最大优势。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也使我国制造业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新一轮改革，将有助于破除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深层次矛盾，激发市场活力。近一时期，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权限、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融资成本、推进创新创业等一大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相继出台，一个更加宽松公平、鼓励竞争，更有利于企业创新和工业发展的环境开始形成，为制造业由大变强提供了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总的来看，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巨大，机遇也前所未有，但机遇大于挑战。必须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的战略机遇期，审慎应对、前瞻部署，坚定不移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抢占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先机。

四、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任务艰巨而紧迫

经过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未来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紧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成就，专利申请数量大幅上升，2014年我国授权的发明专利共计23.3万件，连续4年位居世界首位。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大量的关键零部件、系统软件和高端装备基本都依赖进口。例如，2013年，我国80%的芯片都依赖进口，进口总额达到了231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0.5%，进口额超过了原油，是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活动不够活跃，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是缺乏重大突破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我国基础研究比例不足5%，仅仅是发达国家比例的1/4。原隶属于各工业部门的院所改制为企业之后，更多的资金、人力和管理开始从共性技术领域转到应用技术和商业化领域，不再从事共性技术的研发，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主体弱化。同时，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拥有不同的评价机制和利益导向，各自创新活动的目的严重分化，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有效机制尚未形成。由于创新能力不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要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创新能力，推动我国制造业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

产品档次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和跨国企业

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不强，缺乏世界知名品牌，领军企业发展不足，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已成为质量低劣的代名词，严重损害了国家信誉和形象。首先，我国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整体水平不高。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不合格率高达10%，出口商品长期处于国外通报召回问题产品数量首位，制造业每年直接质量损失超过2000亿元，间接损失超过万亿元。其次，我国企业在品牌设计、品牌建设和品牌维护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品牌化展滞后。2014年，在世界品牌500强中，我国内地仅有29个品牌入选，远低于美国、法国和日本。第三，标准体系整体水平不高。据统计，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占比不到0.5%，标准更新速度缓慢，“标龄”高出德、美等发达国家1倍以上。第四，我国行业领军企业发展水平与我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也很不相称。2013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到34.3万家，工业增加值达到21.07万亿元，居全球第一，但中国大陆地区进入“世界500强”的工业企业仅36家，领军企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要鼓励企业追求卓越品质，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的名牌产品，不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中国制造”整体形象，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质量转变。

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

我国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导致资源能源需求强劲，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而且，一些地方和企业单纯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获取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造成能源资源利用率偏低和环境污染严重。据英国BP公司统计，我国单位GDP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倍、美国的2.4倍、日本的3.65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资源与环境成本低廉，资源与环境价值未能得到体现，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合理配置资源环境要素的基础性作用。环境监管不力与违法成本偏低也是诱发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华北中南部至江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雾和霾日数范围为50～100天，部分地区超过100天。《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我国地下水质为较差和极差的占比合计约60%。要大力研发应用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能力建成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推进资源利用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

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主要依靠要素低成本优势、通过引进技术和管理迅速形成生产力来实现规模扩张，依靠投资进行拉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工业发展尚缺乏统筹协调，区域产业发展同质化问题严重。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制造业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技术密集型产业偏低，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水泥等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光伏、风电等庄闲游戏在哪 也开始出现产能利用不足。据统计，2014年中国有24座新增高炉投入运行，年设计产能为3500万吨，产能仍将持续被增强。但是目前在建、拟建生产线仍有30-40条，新产能仍以10%的幅度递增。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停留在批发零售、运输仓储等低端服务领域，许多关键领域自主研发能力不强，直接影响到向服务转型的程度和效果。在集群发展方面，部分传统行业集中度相对偏低，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水平不高，工业发展尚缺乏“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机制。要推进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优化制造业布局，逐步化解产能过剩，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服务化方向转变。

信息化水平不高，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

两化深度融合是建设制造强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转变发展方式注的重要动力，是打造工业竞争新优势，在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抢占先机的重要条件。不过，我国的信息化水平仍然不高，两化融合仍有巨大潜力可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仍然滞后于发达国家。2012年我国网络就绪度指数(NRI指数)为4.03，低于美、日、德、韩等国，由51位下滑至2013年的58位。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的意愿偏低，大部分地区和行业仍处于以初级或局部应用为主的阶段，且不同地区、行业及不同规模企业间信息化水平差距明显。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高端核心工业软件主要依赖进口，信息化与信息安全相关领域人才储备严重不足。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开始步入制造业与信息技术全面综合集成，以数字化、网络化应用为特点的新阶段。例如，德国的制造水平、信息化发展水平世界领先，已经开始推进工业4.0战略。而按照德国的划分标准，我国工业企业整体处于2.0的水平，需要补上从工业2.0到3.0的差距，才能实现4.0的方向发展。要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推动我国制造模式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

提高产业国际化程度、鼓励企业“走出去”是我国制造业发展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制造强国，实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据商务部公布的数字，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达到1078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了近40倍，境外中资企业数超过2.5万家。不过，我国的工业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在投资规模上，我国对外投资的存量只占世界的2.5%，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中国的海外净资产相当于日本的一半左右。产业类型上，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等能源资源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许多企业欠缺对外投资的长期发展战略与人才储备，缺乏大型投资管理和大型资本运作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对国际市场变化做出的反应也相对滞后。同时，中国本土企业对各个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法律体系、文化底蕴、外商投资政策点等总体上缺少深入了解，投资风险。另有一项统计显示，我国海外矿业收购失败率高达70%-80%，显示出我国在提高产业国际化程度、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等方面任重道远。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推动重点产业国际化布局，引导企业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推动我国制造业国际地位进一步跃升。

总体上看，建设制造强国的任务艰巨而紧迫，如能加快推进，就能推动我国制造业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如果行动迟缓，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载，而且会错失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必须积极创造有利条件，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升级，加快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转变。

五、准确把握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总体要求

《中国制造2025》的总体思路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次人才体系，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着力点不在于追求更高的增速，而是要按照“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总体要求，着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核心。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不仅会带动传统制造领域的生产率提高和产品性能提升，还会带来战略性庄闲游戏在哪 数量众多的新材料、新能源、新生物产品、新设备的出现，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国的研发投入规模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世界前列，2013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11800亿元，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但与世界强国相比，产业创新能力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95%的高档数控系统、80%的芯片、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都依靠进口。必须把增强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创新能力，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

二是坚持质量为先，把质量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内核。高质量是制造业强大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既是企业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表征;既是科技创新、管理能力、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集成，又是法治环境、文化教育、诚信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十多年来，我国制造业整体质量水平不断提升，较好地保障了消费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伴随着消费需求的变化，对质量的要求与日俱增。在生活性消费领域，数量消费正向质量消费过渡;从日用消费品向耐用品、资本品过渡;从百元、千元消费层次向万元、十万元消费层次过渡。在生产性消费领域，对关键基础材料的稳定性、基础零部件/元器件的性能一致性、重大设备的可靠性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质量好，起到增幅器的作用，有助于放大需求、扩大市场。质量不好，则起到阻滞器的作用，压制或转移需求，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国际声誉。《中国制造2025》提出，必须把质量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生命线，全面夯实产品质量基础，不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中国制造”整体形象，走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绿色发展是破解资源、能源、环境瓶颈制约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并列提出。绿色是发展的新要求，循环是提高资源效率的途径，低碳是能源战略调整的目标，三者均要求节约资源、能源，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均要求保护环境，充分考虑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减轻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目标都是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已到了非常紧迫和关键的时刻。一方面，中国对全球资源的需求量很大。如中国原油需求增量占全球原油需求增量的44%，铁矿石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105.1%，铝土矿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78%，铜矿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149.5%。另一方面，我国重化工产品产量所占全球市场份额过大。2013年，我国粗钢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52%;电解铝占46%;成品油占12%，乙烯占12%;化肥占35%;水泥产量占58%，平板玻璃占60%;纸和纸板占25%。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发展不能再依靠大量的投资和产能扩张来实现，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发展。《中国制造2025》提出，要坚决贯彻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全面推行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四是坚持结构优化，把结构调整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突出重点。调结构、促升级始终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中心任务，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势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更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在迈向制造强国的历程中，国防安全、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都对制造业提出不同层次需求，建立完善、多层次的制造业产业体系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特色。在注重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尤其要注重提升和改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效率和质量，关注民生产业的发展;推进现代制造服务业发展及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一批世界级的跨国大企业和一大批充满创新活力、“专精特”的中小企业，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集聚的层次和质量，培育一批国际化的特色制造集群;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调整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中国制造2025》从行业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空间结构，甚至产品和市场结构等多个维度提出优化的路径和措施，走提质增效的发展道路。

五是坚持人才为本，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前提。人才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制造强国一定是人才强国。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美国依托常青藤等一批优秀的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科技创新型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成为最富创造力的制造强国;德国长期坚持并推广双轨制教育，即学徒制，培养了众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打造了具有工匠品质的“德国制造”。人才强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坚持人才为本，就是要充分利用我们人才资源，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要通过教育、培育等各种途径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依靠科技创新、依靠精良品质，推动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在《中国制造2025》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制造业发展急需的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走人才引领的发展道路。

六、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

《中国制造2025》统筹考虑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基础条件，根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总体要求，提出实施“三步走”战略，力争用三个十年的努力，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对制造强国的基本认识

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强”、“弱”是与他国比较而言的，是相对的，因此对于制造强国的判断应突出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的优势。纵观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强国之路可以看出，具备规模雄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能力强、发展质量好、产业链国际主导地位突出的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及国家安全的基础。

制造强国的基本内涵。目前国内外对于“制造强国”的概念和内涵没有统一的描述。通过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工业发达国家进行梳理和研究，大致上可以将“制造强国”的内涵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规模和效益并举。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公认的制造强国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制造业规模日趋壮大，产业质量不断提高。二是具有较高国际分工中地位。当今多数制造强国中，高技术产业和服务型制造占比较高，在国际分工中大多处于产业链高端地位，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其拥有很强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不论是既有的制造强国，还是具有后发优势的“潜在”强国，都要求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以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制造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发展，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

制造强国的主要特征。现有的制造强国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拥有雄厚的产业规模。反映了制造业发展的实力基础，表现为产业规模较大、具有成熟健全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有相当比重。二是优化的产业结构。反映了产业间的合理结构，各产业之间和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密切联系，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基础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水平较高、拥有众多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三是良好的质量效益。体现了制造业发展质量和国际地位，表现为制造业生产技术水平世界领先、产品质量水平高、劳动生产率高、创造价值高、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等。四是持续的发展能力。体现高端化发展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表现为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

提出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的主要依据

《中国制造2025》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和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根本要求，提出实施“三步走”战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基于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的基本认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已建成全球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总体规模大幅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不仅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成为支撑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已经具备了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同时也拥有赶超现有强国的市场环境和资源条件。但是，与世界制造强国相比，我国制造业在自主创新、产品质量、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水平、产业结构等诸多方面仍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实现赶超和跨越的任务紧迫而又艰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在我国当前适应经济新常态、调结构促升级的关键时期，推进制造强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唯有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才能为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最为坚实的物质保障。

基于对世界制造强国发展水平的总体研判。根据制造强国特征，工程院“制造强国战略研究”课题组构建了由4项一级指标、18项二级指标构成的制造业评价体系。经过专家打分测算，提出了表征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历年来制造业相对强弱的综合指数，并根据2012年各国的制造业综合指数划分为三个国家方阵：美国处于第一方阵，德国、日本处于第二方阵;中国、英国、法国、韩国处于第三方阵。

基于对我国制造强国进程的前瞻预测。一方面，通过比较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工业化进程至今制造强国进程中一些核心要素年度增长率和在年度强国指数增长中所占比重的发展差异，探索上述国家工业化后期至今的制造强国进程路径普遍规律，为我国2015—2050年的制造强国进程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充分对接党的十八大报告所确立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创新型国家、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等一些列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的要求，并与国家“十二五”《纲要》、《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0—2015)》、《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等相关规划目标的实施进展进行衔接。三个十年的阶段性目标，既是基于我国所处特定阶段与国情的合理性预测，又是我国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差距、实现制造强国的必然要求和奋斗方向。

中国制造“三步走”战略的具体内容

《中国制造2025》对构成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具体指标进行逐项的发展目标预测，将建设制造强国的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到2025年，综合指数接近德国、日本实现工业化时的制造强国水平，基本实现工业化，中国制造业迈入制造强国行列，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在创新能力、全员劳动生产率、两化融合、绿色发展等方面迈上新台阶，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二是到2035年，综合指数达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前列国家的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在创新驱动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显著增强。

三是到2045年，乃至建国一百周年时，综合指数率略高于第二方阵国家的水平，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一方阵，成为具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制造强国。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七、《中国制造2025》的主要目标

为明确“制造强国”的任务和重点，《中国制造2025》综合考虑未来国际发展趋势和我国工业发展的现实基础条件，根据走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提出了“制造强国”的若干发展目标，加快实现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

指标选取的总体考虑

《中国制造2025》指标体系的设立，综合考虑了以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能够体现制造强国的主要特征。指标的选取，既要能够反应雄厚的产业规模、优化的产业结构、良好的质量效益、持续的发展能力等制造强国的主要特征，又要借鉴参考国外的评价指标，形成与国际之间具有可比性的指标体系。

第二，能够体现新型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指标的选取，要充分体现创新驱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效益、两化深度融合的根本要求。

第三，指标数据具有可获得和可比较性。指标的设立考虑了历史数据的可获得和可量化性，如制造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R&D投入、专利、能耗等指标，能够实现与历史数据的对比及与国外发展情况的比较。

第四，体现系统性和全面性相结合。指标的设立要能够满足系统评价制造强国的需要，同时还要体现制造业当前发展情况、国际竞争力、发展潜力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体现系统性和全面性的良好结合。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经研究，《中国制造2025》采用了创新能力、质量效益、两化融合、绿色发展4大类共12项指标。

主要规划目标

(一)体现创新能力的指标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核心，是实现我国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跃升，加快推动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举措。《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0年掌握一批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优势领域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到2025年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从定量指标看，确定了两个目标任务：

一是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与国际具有可比性，该指标的预测，使用OECD的统计数据。未来十年，以OECD统计的1999-2012年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年均增速5.9%进行测算，2020年和2025年指标将分别达到1.26%和1.68%。

二是规模以上制造业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据统计，2006-2013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从0.16件增加到0.36件，年均增长12.4%，平均每年增加约0.029件。未来十年，按照12.4%的年均增速测算，2020和2025年指标分别达到0.83件和1.48件;按照年均增加0.029(件)测算，2020和2025年分别达到0.57件和0.71件。为提高指标预测的准确性，取两者均值，2020和2025年指标分别达到0.70件和1.10件。

(二)体现质量效益的指标

工业发展质量效益指标主要包括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制造业增加值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三个指标。

一是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该指标为国内独创，是反映我国制造业质量整体水平的经济技术综合指标，由质量水平和发展能力两个方面6个维度12项具体指标计算得出。未来10年，预计国际市场需求不足的局面难有根本改观，传统低端产业竞争优势走弱不可避免，质量竞争力将继续保持中低增长速度，为此以年均增长0.19分(2010-2013年平均增长0.19分)计算，2020年和2025年分别达到84.5分和85.5分。

二是制造业增加值率。受世界金融及经济危机影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2008-2011年下降速度较快，近两年来开始止跌回稳。从2012年情况看，发达国家一般在35%以上，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超过45%，我国仅为其一半左右。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加快，重化工业和加工贸易比重降低，制造业将逐步向价值链高端提升，预计“十三五”期间制造业增加值率将走出低谷期，2020年比2015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5年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比2015年提高4个百分点。

三是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但增速远远高于仅为0.5%-2%的美、日、德等发达经济体。未来十年，随着我国工业经济进入新常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将逐步放缓，而制造业就业人口规模将相对稳定并突出结构优化，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增加值变化正相关并略高于后者增长速度。预计“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为7.5%和6.5%左右。

(三)体现两化融合的指标

未来十年，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两化融合迈上新台阶，宽带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关键工序制造装备数控化在规上企业得到广泛应用。

首先，宽带用户数。“十三五”期间，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发展目标，2020年我国固定宽带接入用户将达到4亿户，其中家庭宽带用户约3.3亿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将超过70%。“十四五”期间，我国固定宽带发展进入缓慢增长的饱和阶段，预计宽带用户年均净增规模在1100万，据此估算2025年我国固定宽带接入用户将达到4.8亿户，其中家庭宽带用户将达到3.9亿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82%，达到发达国家当前的平均发展水平。

其次，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参照2011-2014年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年均增加3.1个百分点，并遵循指标超过60%增速将放缓的普遍规律，预计“十三五”期间，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年均增加2.7个百分点，“十四五”期间，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年均增加2.4个百分点，2020年和2025年指标将分别达到72%和84%。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及其增长情况

再次，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参考2011-2014年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增长趋势，预计“十三五”期间指标年均增加3.3个百分点，2020年指标达到50%。“十四五”期间，遵循指标超过60%增速将放缓的普遍规模，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年均增加2.8个百分点，到2025年指标达到64%。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及其增长情况

(四)体现绿色发展的指标

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在工业，难点也在工业。由于工业能耗占全社会能耗的70%以上，工业排放污染是我国污染的主要来源。《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5年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制造2025》还确定了4个定量指标，即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2020年和2025年分别较“十二五”末降低18%和34%;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22%和40%;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降低23%和41%;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由“十二五”末的65%分别提高到73%和79%。

实现规划目标的保障措施

《中国制造2025》规划期限长，且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重大调整，我国经济也处于快速发展之后的转型期，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为促进《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实现，必须加大政策支持，加强规划实施的监测评估与调整。

加强组织实施保障。成立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组长的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中国制造2025》各项战略任务实施。设立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为规划实施提供持续的、高水平的决策咨询。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规划提出了深化体质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等保障措施，通过制定部门分工，落实责任，加强督促检查，推动规划各项政策举措落到实处。

加强监测评估。建立《中国制造2025》第三方评价机制，利用社会智库、企业智库等第三方机构，定期发布《中国制造2025》实施进展，推动公民广泛参与实施和监督，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实现。

via：中国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