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过程中,手机所能体现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不仅仅因为手机本身作为通信工具可以用来向公众发布健康信息或用来求救,手机所产生的数据也很有价值。移动运营商利用用户呼叫数据记录（CDR）来优化网络和进行计费。这些记录包括呼叫者的身份信息，呼叫时间，承载这次呼叫的基站以及被呼叫的号码。即便手机没有通话，运营商收集的其它信息也可以定位出手机的位置，因为手机会不断发出信号以确定其所在的位置，以便随时接收电话。

传染病学家利用这些呼叫记录就能知道人们何时在什么地方，甚至能基于他们过去的行踪推测出他们要去哪里。通过对以前类似情况的分析证明，这些数据可以用来跟踪疾病的传播路径。

例如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进行了一项研究，在2010年海地地震和霍乱爆发过程中，通过分析200万人在200天之内的呼叫记录，所得出的人们逃难的方向和位置要比官方估计的准确。另外还有一项卡内基梅隆大学、哈佛大学和其它机构的研究人员做的研究，成果发表在2012年的《科学》杂志上。这些研究人员分析了肯尼亚150万人1年内的所有通话记录数据。结果显示，大量内罗毕所爆发的疟疾疫情并不是源自于市区，而是从其它地方传入的。分析通信记录还可以知道哪些地方最有可能传播这一疾病，这对于肯尼亚资金短缺的医疗系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信息。还有一个关于通话记录对疫情分析很有价值的例子，马德里的维尼萨·弗莱斯·马丁内斯和西班牙电信研究中心的人员一起，研究了2009年墨西哥的猪流感疫情期间的呼叫记录，结果显示医生的警告并没有达到减少人们外出的目标，然而政府实施的关闭商铺、办公场所等措施却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些举措也确实减少了可能发生大规模感染地区的感染人数。

在上面的每个案例中，所分析的数据量都是史无前例的。但在疫情来临时，为什么不能分析呼叫记录却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分析这些记录可以得到疫情传播的细节，跟踪其传播路径，有效组织应对措施。如果做了这些工作，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爆发将会是另一番景象。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各方观点

这不单单是研究者、企业管理层、慈善机构乃至政府部门任何一方所能做成的事情。一批来自卡罗林斯卡学院、哈佛大学和其它地方的传染病学家在瑞典非营利机构Flowminder对很多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呼叫记录进行分析，开展了大量前期工作，在今年年初第一次出现爆发势头的时候，他们就在与当地移动运营商进行协商。研究小组希望拿到移动运营商的通信记录，以此建立人们位置和流动的详细地图，并分析政府的健康警告和出行建议对公众的影响。

与此同时，移动运营商协会（GSMA）也在制定技术标准和规章制度，为使用呼叫记录提供便利。由该协会牵头可以让研究人员通过与单一组织对话来获取数据。当今年夏天疫情扩大时，联合国的多个机构也参与了进来。

但这也带来了混乱。经过9月份的数次磋商之后，这一进程搁浅了。GSMA作为为运营商服务的机构，不可能领导企业。而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则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它问题上，只留下失望的研究者们望“数”兴叹和疫情的进一步升级。

当然，开放这些数据并不单单是企业的事情，这也涉及公众隐私问题。同时也要求政府要有所作为。各相关国家的监管部门要要求运营商只对那些已经签署合法协议，保证规范数据使用范围的研究人员开放这些数据。从技术上而言，这也很简单，已经有标准和合法的模式。法国的Orange公司是一家大型移动运营商，该公司通过《数据发展协议》，数年前就已经将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数百万的呼叫记录向研究者们开放。然而在监管部门和运营商之间如何就这一问题进行政策引导和规范还有很大缺口。

让人忍不住要批评的是国际共同发展组织——西非国际时间（WAIT）的那些经验丰富的专家们。在这一危急中，官僚的拖沓倒不是首要的问题。隐私是一个关键因素，企业要面临被竞争对手获取商业机密的风险，这是任何人都要担心的问题。但最大的担忧是突破陈规。因为还没有过在埃博拉这种紧急情况下使用呼叫记录的先例，要把各方联合到一起，在一个高度包容的政治环境和管理层面下进行讨论和决策是相当困难的。

当然，联合国会审查电信运营企业的相关标准，国际电联正在韩国釜山召开全权大会，这场将持续到11月7日的高级别会议，仅仅在会议议程确定的最后时刻才决定加入一场关于呼叫记录使用的专题会议。这一议程的重要性的降低也给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

当然，研究人员还是希望通过小型的、有标志意义的项目来获得足够的支持，推动政府更大程度开放这些数据。在利比里亚，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正在与当地政府合作。研究人员帮助卫生部和移动运营商分析打给埃博拉求助热线的海量电话记录。从这些数据中得出疫情传播的相关信息。但这些数据还没有向这些专家们开放以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而只是由当地的研究人员进行简单的研究分析。但与此同时，埃博拉病毒还在肆虐。

译言网  译者： ronnie01  原文：经济学人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月10日报道，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可能会进一步蔓延到西非和中非的另外15个国家，让7000万人面临感染风险。

这是科学家第一次试图解释该病毒式如何在非洲一路向西传播的。研究发现，几种蝙蝠涉嫌携带病毒穿过西非和中非的丛林，进而把病毒传到一些非洲人所吃的丛林动物身上，而它们本身并不表现出感染症状。

研究认为，中非共和国，喀麦隆，加纳、科特迪瓦、加蓬、安哥拉、坦桑尼亚、多哥、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布隆迪、赤道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和马拉维等15国或将受到埃博拉的波及。

该研究的作者尼克·戈尔丁认为，埃博拉病毒传播给人类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更多国家的环境因素让埃博拉的传播成为可能。

自2014年爆发以来，埃博拉已经造成近2300人丧生，其中重灾区利比里亚就有1000多人丧命。

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数据显示，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埃博拉病毒疾病已经爆发过25次。当前在西非肆虐的传染病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现已导致千余人丧命。

那2014年的这次疫情是不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一次埃博拉疫情爆发呢？世界卫生组织对以往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所制作的编年表过于冗长，大多数图表中的地图或图形信息也过于庞杂，所以我制作了一些简单的图表和大家分享。

为了进行疫情爆发的比较，我选取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表格并添加了当前疫情的数字（截至2014年8月9日），进行了一些计算，然后将数字输入一个应用程序，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据。以下信息图表中所用的标注极少，因此情况一目了然，我还突出显示了一些关键状态和背景情况。

每次疫情的毒性

图1：每个方块代表一次疫情爆发，以年份作为标记。方块的大小表示病例数量。以不同颜色代表毒性高低，病死率从黄色（0%）到红色（100%）不等。

埃博拉病毒的平均毒性为61%，自有记载以来，总计有4,235人感染，2,603人死亡。毒性是指“病死率”，即会导致死亡的病例百分比。在这张图表中，我以不同颜色来代表毒性，从黄色（0%的病死率）到红色（100%）不等。

2014年疫情爆发（历史上的第25次爆发）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史上其他的任何一次。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一次：尽管这次的死亡人数最多，占到历史总死亡人数的44%，但这次“仅有”55%的受感染者（1,013/1,848）死亡，在本图表中显示为橙色。

2003年在刚果爆发的疫情（第14次爆发）是迄今为止毒性最强的一次，病死率达到90%（128/143），在本图表中显示为红色。形容某种疾病的“致命”程度，通常是以这种疾病致死的可能性来界定，而不是以总死亡人数来界定。按照这个定义，2003年埃博拉传染病就是最致命的一次爆发。

毒性最低的一次爆发发生在2007年的乌干达。病死率为25%（37/149），在本图表中显示为黄色。（病死率最高和最低的爆发排除了三场病死率为100%的疫情，每场疫情均只有一人死亡，还排除了一次只有一名受感染者幸存下来的疫情，即图中左上角的红色和黄色线条。）

埃博拉病毒首次发现于1976年，当年同时有两次爆发。一次发生在苏丹，病死率为53%（151/284）。另一次为史上规模第三、毒性第二强的爆发，病死率达到88%（280/318），在本图表中显示为红色。这种疾病正是以此次疫情的地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河来命名。

不同国家所爆发疫情的毒性

图2：圆圈表示国家。大小表示病例数量。颜色表示毒性，病死率从黄色（0%）到红色（100%）不等。“几内亚”代表西非。

2014年的疫情被标记为“几内亚”，因为疫情就是在这个国家首先爆发的，目前则已蔓延整个西非，迄今已扩散到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这是埃博拉病毒唯一一次入侵这四个国家，因此“几内亚”的数字就等于2014年的数字，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848个病例，毒性为55%。

刚果（刚果共和国）爆发的疫情毒性最强，达到85%，在这张图上显示为红色。在发现埃博拉病例的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病例数和毒性均排名第二。该国被标记为“刚果民共”，在1971年至1997年期间被称为“扎伊尔”。（这张图排除了1996年导致南非一名护士死亡的孤立病例）。

埃博拉病毒各属种的毒性

图3：埃博拉病毒疾病：各属种的毒性。圆圈表示病毒属种。大小表示病例数量。颜色表示毒性，病死率从黄色（0%）到红色（100%）不等。属种：BDBV——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EBOV——扎伊尔埃博拉病毒；SUDV——苏丹埃博拉病毒；TAFV——塔伊森林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病毒的四个属种均会导致人类染病——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BDBV）、苏丹埃博拉病毒（SUDV）、塔伊森林埃博拉病毒（TAFV）和扎伊尔埃博拉病毒（EBOV）。

EBOV是当中毒性最强的属种，已导致3,236人受感染，2,111人死亡，这意味着三分之二的受感染者死亡。埃博拉病毒之前被称为“扎伊尔病毒”，即按照发现该病毒的所在国（如今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命名。该属种命名之后才对其他属种进行命名，即生物学家所称的“典型属种”。

SUDV是第二最致命病毒，病死率54%（426/792），仅在苏丹和乌干达致人死亡。BDBV的病死率为在33%左右（66/206）并曾出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到目前为止，TAFV尚未致人死亡，仅在象牙海岸导致一人染病。

各属种所导致疫情的死亡人数

图4：线条粗细表示每次爆发的死亡人数多少。属种：BDBV——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EBOV——扎伊尔埃博拉病毒；SUDV——苏丹埃博拉病毒；TAFV——塔伊森林埃博拉病毒。

扎伊尔埃博拉病毒（EBOV）是这种疾病爆发的主要元凶，在史上25次爆发中占到了15次。也是2014年疫情（第25次爆发）和1976年首次疫情的元凶。苏丹埃博拉病毒（SUDV）导致了7次爆发，并且自发现扎伊尔埃博拉病毒以来始终处于活跃状态。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BUDV）首次出现于2007年，已导致了两次爆发。塔伊森林埃博拉病毒（TAFV）于1994年在象牙海岸的一个人身上发现。

本图表线条的粗细反映了每次爆发的死亡人数，但是对同模式的病例数或毒性对不同年份的疫情进行了加权处理。

按年份统计，不同国家所发生疫情的死亡人数

图5：埃博拉病毒疾病：各国年度死亡人数。线条粗细表示每年死亡人数多少。“几内亚”代表西非。

自1976年首次发现这种疾病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便一直饱受埃博拉病毒侵袭，而刚果共和国只在2000年代初期有疫情爆发。1996年，南非有一人死亡；1994年，象牙海岸有一人幸存。2000年，埃博拉病毒开始在乌干达致人死亡，但是自从加蓬或苏丹有人因病死亡以来已经过去10年。遭受2014年疫情影响的国家被标记为“几内亚”（目前则是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这片地区此前从未遭受埃博拉病毒的侵袭。

这张按年份统计的死亡人数图表代表了一个国家对疫情的脆弱反应。任何疾病的扩散，包括埃博拉病，都是人类行为造成的，因为人类会在社会经济压力的驱动下，经常接触携带病源的动物。比如说，饥荒可能导致人们食用更多含有病毒的非洲丛林动物，同时，城市化则会迫使人类的居住地与携带埃博拉病毒的动物的栖息地产生交集。

那么为什么目前的疾病爆发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呢？2014年疫情的病死率实际上低于历史平均病死率（此次为55%，而平均病死率为67%），这表明死亡人数多并不是因为出现了更致命的新毒株（尽管这可能是更具传染性的毒株）。病毒会通过不断地适应并不断进化来传染宿主，但我怀疑这并非今年疫情导致如此多人丧生的原因。

今年这场疫情爆发的受害者之所以如此众多，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西非早就是这种病毒传播的高风险地区，因此一次不幸的事件便会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至于在此次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病毒爆发中，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加容易受到病毒侵袭的具体原因，仍然有待观察。

译/Mike，校/李其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