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份白皮书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与中宏保险联合发布。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预计将在2030-2050年间达到峰值，同时，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女性的占比正逐日攀升。据统计，女性拥有较长的预期寿命，故其对养老金的需求更大。然而，白皮书调研结果显示，女性的商业养老保险持有状态并不理想，养老需求缺口显著。受访者普遍担忧的养老问题主要包括：医疗开支庞大、护理服务的可获得性、意外事故的发生、以及老年收入不足等。

中宏保险首席执行官张凯表示：“中宏保险与复旦发展研究院的战略合作已迈入第二年，我们对女性养老和健康持续关注，今年的白皮书重点聚焦女性的养老风险。调查发现女性的养老准备仍有较大差距，我们期望借此研究唤醒广大女性对风险管理和保障配置的关注。为应对养老所要面临的多重挑战，我们建议女性尽早筹划、谨慎评估风险保障缺口, 动态调整养老规划，理性选择养老金融工具作为补充，为自身的保障加持，有效弥补退休后的生活保障缺口，进而实现无忧养老生活。”

据悉，白皮书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对14个主要中心城市的女性养老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样本随机选取了1,406名女性及269名男性以实现性别差异比较。调查发现，健康风险管理是女性养老的主要诉求。近八成受访女性将“身体健康”放在人生目标首位。在养老方面最担心的事情中，排名前四项也都与健康有关。

受访女性中分别有72%和54%的女性认为“有能力负担医疗费用”和“获取国内医疗资源”是无忧养老的根本。研究表明，女性面临的健康风险令人担忧，样本中约三成（30.83%）女性认为自己的精神状态一般，且有亚健康的情况存在。女性在老年罹患疾病的风险也高于男性，据统计，中国60岁及以上女性患有不止一种慢性病的比例为77.6%，高于男性的75%，对女性老年健康风险的关注迫在眉睫。

此外，女性在养老准备方面也存在显著差距。样本数据显示，女性计划养老事宜的平均年龄为43.8岁，仅有8.8%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在30岁或更早开始养老计划。此外，相对于他们有限的收入，受访女性对未来养老生活质量却有着不低的期望。根据调研，受访女性退休后每年的花费预算高至24-48万，但当前年收入却主要集中于10-29万元区间，显然无法在满足个人养老生活水平的同时，兼顾父母和子女等家庭成员，并应对负担较大的老年健康风险问题。更令人忧虑的是，样本中只有不足三成（28.52%）的女性认为自己的老年生活会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可见，女性对养老问题的担忧程度较低且对养老所做准备仍显不足。

白皮书还指出，虽然商业保险提供的保障能够较好地规避女性在老年时将面临的风险，但未过半数（47.44%）受访女性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持有量既没有达到普遍持有的理想状态，也未达到其自身的心理预期。而在上海的样本中，有17.14%为个体户或自由从业者，有5.19%为家庭主妇，意味着超五分之一的受访女性可能没有第二支柱提供养老保障，折射出这一群体面临的养老缺口更为严峻。

在通过调查女性愿意在保险上追加的投入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作为需求缺口来衡量女性的潜在保险需求，经模型测算发现，女性普遍愿意在现有保险持有水平的基础上，加大对养老保险的购买。数据显示，未来女性在商业养老保险上的投入占年收入的比重将从5.89%上升至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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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告以“大学－学生”两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从覆盖不同地域、不同办学层次（包含C9、“211”、普通本科、大专院校等）的中国大学中抽取1708位新浪微博大学生用户，通过对样本近两年间发表的所有博文进行质性内容分析，立体化展现当代大学生的整体形象和全新的时代特征——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恋爱观，深度解读他们的理想、追求、愿景和情趣。

系列报告包含《90后大学生政治社会心态报告》、《大学生眼中的十大争议性话题》、《大学生如何看待互联网影响力人物》、《“三高三低”心态特征与大学生政治参与》、《“丰裕一代”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新思路》、《大学生的“理想恋人”》等十余篇子报告，将于五四青年节前后陆续推出。

报告指出，与社会上对90后“自私”、“娇生惯养”、“拜金”、“非主流”等刻板印象不同，90后大学生从容、理性、务实，是有希望的一代、值得信任的一代、充满正能量的一代。深究其成长环境和时代特征，“丰裕”或成解读90后的关键词。40、50后是“匮乏一代”，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早年建设的举步维艰都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60、70后是“温饱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今天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80后是“足用一代”，他们享受着前几代人无法比拟的物质条件，快速变迁的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张力，也为80后创造了更大的空间。90后作为真正的“丰裕一代”，不仅生活在丰厚与充裕的物质环境中，还成长在发展机会增多、空间增大，流动渠道畅通，社会态度兼容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伴随中国经济高歌猛进，90后大学生自然而然地享受物质丰富所带来的种种优越，他们是“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孩子”，追求“物质”却不盲目崇拜“物质”；伴随市场经济深入人心，90后大学生崇尚竞争，相信能够通过个人努力实现梦想，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伴随互联网迅猛发展，90后大学生全面接受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冲击，他们愿意向西方学习但仍然大力推崇传统文化，重视家庭观念，提倡理性爱国。“丰裕一代”成为我们理解当代大学生理想图景、价值观念的钥匙。

一、物质观：高生活追求、高个人奋斗

与传统观念中追求金钱、权力、社会地位等的人生观不同，90后大学生群体更愿意追求舒适的生活，表现出从容的物质观。在对人生成功核心要素和理想社会核心特质的判断上，大学生群体也更重视生活元素：在表达了态度的样本中，27.1%的大学生认为人生成功最核心的要素是舒适，接下来是成就感（15.0%）和美满家庭（10.7%）；23.5%的大学生认为理想社会最核心的特质是舒适，接下来是安全（10.1%）和富裕（9.5%）等。可见，对生活在物质充裕的环境中的大学生而言，权力、金钱、地位并不是首要的追求目标，高品质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追求舒适的人生并不代表不愿奋斗。相反，90后大学生注重个人奋斗，表现出很强的发展效能感。发展效能感指个体对梦想和希望的看法，以及对自身未来发展状况的预期。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有效样本中，有34.0%具有强烈发展效能感，56.0%有一点发展效能感，完全没有发展效能感的学生比例仅有9.9%。这一结果表示，90后大学生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有志者事竟成，努力就能成功。

图1 90后大学生的发展效能感

此外，在对平等的看法上，大学生群体认为机会平等比结果平等更为重要，这折射出了大学生对未来发展与个人奋斗之间关系的理解。数据显示，89.0%表达了态度的大学生强调机会平等优先，仅11%的人强调结果平等优先。换言之，大学生倾向于认为，为个人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公平的起点与平台更为重要，最后结果的差异则有赖于个人的努力与奋斗。

二、人生观：张扬个性，绝非任性妄为

90后一代注重个性的发展，尊重个人选择。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样本中，94.8%的大学生对个人权利持正面态度。他们最关注、议论最多的公众人物韩寒、王思聪和马云，均有独特的个性。他们反对条条框框的束缚，希望能依据个人选择决定诸如婚姻、生死等重要人生阶段。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有效样本中，88.2%的大学生支持婚前同居，无人反对安乐死。

图2 不同公众人物的受关注度比例

虽然90后拥有前卫、开放的思想，他们却不会任意妄为。对待争议性话题，他们态度谨慎，不贸然表态。以转基因话题为例，持支持或反对意见的比例分别为0.6%、1.1%，其余态度未明。在原则问题上，他们更有自己的底线，有强烈的是非判断标准。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有效样本中，98.2%对吸食软性毒品（如大麻等）持反对态度，仅1.8%对此表示支持。

三、社会观：经济治理崇尚市场竞争，政治“冷感”寄改革希望于国家

90后大学生崇尚市场竞争，相信市场主导的经济治理方式。有学生明确表示，垄断必然有弊端，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在可清晰判断态度的样本中，大多数（66.8%）大学生相信市场主导是更好的治理方式，29.6%认为政府与市场需要相互配合。

相比于个人发展，大学生群体对政治生活、公共事务议题的态度相对冷淡。数据显示，60.1%的大学生的微博内容与公共议题“基本不相关”，80.9%的大学生的微博话题与政治“基本不相关”。与大学生呈现出的高发展效能感相反，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相对较低，即对于自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政治参与影响政治过程的信心不足。数据显示，仅1.5%的大学生政治效能感“强烈”，15.8%“有一点”政治效能感。

虽然90后大学生群体不关心政治、政治“冷感”高，但其有着较高的政治认同，在可判断其态度的样本中，69.6%的大学生对体制持正面态度，93.0%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变迁将是和缓渐进而非剧烈突变的。大学生对我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乐观态度和理想化期待。在表达了态度的样本中，对政治形势持乐观态度的比例为80.6%，对未来经济走势持乐观态度的高达97.6%，而对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形势持乐观态度的比例分别为92.3%与89.1%。

四、文化观：开放的传统主义者，告别“愤青”，理性爱国

在信息极度丰裕的环境中成长，90后大学生亦是真正的互联网一代。面对多元复杂的文化和欧风美雨的冲击，90后一方面对西方思想文化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亦对传统文化非常推崇。

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有效样本中，97.7%的大学生支持向西方学习。与此同时，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有效样本中，98.6%表达了对父母的重视，88.1%表示支持传统家庭观念，包括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赡养父母等等，95.4%支持弘扬传统文化。

就国际问题而言，90后大学生态度积极、理性、不极端。与传统大学生“愤青”的形象不同，90后大学生绝大多数反对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在可判断态度的样本中达83.3%），认为中国应当在维持民族传统的同时，以开放理性的心态去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有博主表示，日本虽然在历史教育上不够诚实，但国民素质仍然值得学习。此外，在可判断其态度的样本中，强调国际关系应互惠合作的比例高达91.3%。

五、恋爱观：重精神轻物质，拼能力比“拼爹”更重要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资源愈发充裕，年轻人更加有余力和精力对精神层面展开追求。90后大学生更看重恋爱对象精神交流与情感支持的心理特质，更看重恋爱对象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相对而言较少关注外貌、身材、家庭背景等，拼能力比“拼爹”更重要。

具体而言，21.4%的男性和20.2%的女性选择恋爱对象时最看重的要素为性格要素。26.1%和31.0%的男、女大学生在选择恋爱对象时最看重综合素质。在这些最看重综合素质的样本中，70.7%的大学生认为综合素质的核心要素为情商高、交往能力强，20.7%的大学生认为综合素质的核心要素为工作能力和工作上的发展潜力。如果将综合素质中的交往能力（情商高）、学习能力（智商高、名校毕业、受教育程度高）和工作能力强等概括为“能力”，那么有11.3%的男大学生和11.6%的女大学生最看重恋人的能力，远高于看重家庭背景的男生（3.0%）和女生（3.9%）。此外，在最看重综合素质的学生中，有38.3%选择认为最重要的综合素质为共同语言、浪漫或幽默感（男生的比例为32.9%；女生的比例为42.4%）。

【12大议题关注排名，教育反腐居首位】

《报告》将近年来关注比较多的社会议题归纳为反腐、房价、收入分配、环保、户籍、医疗、食品安全、就业、教育、养老、民族、宗教等12项。对1800位网络样本用户的统计分析表明，12大议题的提及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议题23.8%、反腐议题22.9%、环保议题18.1%、房价议题17.6%、医疗议题17.5%、宗教议题14.6%、食品安全议题14.1%、民族议题13.9%、收入分配议题13.9%、养老议题11.3%、就业议题9.9%、户籍议题8.9%。

12大议题提及率

持续关注度指网络用户是否持续关注某议题。对12大议题的关注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议题22.5%、反腐议题22.2%、房价议题17.0%、环保议题16.5%、医疗议题16.1%、民族议题13.3%、食品安全12.6%、收入分配议题12.3%、养老议题10.0%、就业议题8.0%、户籍议题7.4%、宗教议题6.5%。除宗教议题呈现高提及率、低关注度的特征外，其余议题的提及率与关注度基本一致。

12大议题持续关注度

【反腐】

数据显示，体制归属、教育水平、地域等客观变量对是否关注反腐无显著影响，这表明反腐议题在不同体制归属、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地域的人群中分布较为均匀，具有普遍性。在社会底层群体、知识技术人员、商界精英、体制内人员四大群体中，社会底层群体与体制内人员对反腐议题的关注持续性最强。

社会底层群体中25.6%关注了反腐议题，其中频繁关注者占该群体的11.9%，在四大群体中名列首位。社会底层群体与体制内人员的频繁关注比例是知识技术人员频繁关注者比例的近1.5倍，是商界精英频繁关注者比例的5倍左右。

各社会群体对反腐议题的频繁关注比例

有394位网络用户在关注反腐议题时表达了自身对如何遏制腐败的看法，其中68.8%的用户认为制度保障可以有效遏制反腐，该比例明显超过对持续打击贪官的认可（28.9%）。部分微博用户明确表示“腐败随权力而生”，必须要“有效约束”，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运用权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网络用户对如何有效遏制反腐的认知

【房价】

东部、男性、商界精英用户讨论积极

数据显示，在房价议题的讨论中，东部用户、男性用户、商界精英群体用户表现积极。东部用户中，20.9%提及房价议题，高于中部13.4%与西部10.9%的数据。男性提及率高于女性，男性用户中19.9%提及房价议题，女性提及率仅为10.4%，相差近两倍。在各群体中，商界精英最积极，25.6%的商界精英提及房价议题。

研究生以上学历用户与60、70后关注最频繁

对房价的频繁关注还呈现较明显的高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用户中，20.9%频繁关注房价议题，与之相比，本科生、大专（含高职）、高中学历用户中的频繁关注者比例仅为10.6%、8.7%、5.9%。此外，60后与70后对房价议题的关注持续性也在各年龄段中十分突出。数据显示，60后与70后中分别有21.4%、23.5%是房价议题的持续关注者，其他年龄阶段用户的频繁关注者比例分别为：80后6.9%，50后及以前14.8%，90后样本用户中房价议题的持续关注者极少。

各年龄层用户对房价议题的频繁关注比例

房价涨幅跌幅、国家楼市政策与买房经济压力成为主要关注内容

数据显示，房价涨幅跌幅、国家楼市政策以及买房的经济压力是网络用户在房价议题中关注最多的三大内容。在关注房价议题的网络用户中，分别有52.6%关心房价涨跌幅 ；46.7%关注国家楼市调控政策；35.9%关注买房的经济压力。此外，另有一些用户选择性地关注房地产投资、房产税等其他问题。

网络用户认为房价问题带来负面影响

数据显示，房价议题关注者中35.0%的用户认为买房的经济压力使其自身的幸福感被严重剥夺，同时有13.1%用户明确表示家庭负担明显加重。在宏观层面上，19.9%认为房价现状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11.1%的关注者认为目前中国人的消费结构被严重扭曲，另有10.8%的用户认为房价居高不下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

【环保】

东部用户、商界精英提及率高，西部用户、60后关注最频繁

各地区用户中，东部地区用户的环保议题提及率最高。数据显示，东部地区有效样本中，20.5%提及环保议题，相比之下中部用户与西部用户的提及率分别为13.8%、15.7%，相差4-6个百分点。在各群体用户中，商界精英24.4%的提及率最高。在关注程度上，各地区用户呈现与提及率不同的特征。数据显示，西部用户对环保议题的频繁关注比例高于东部用户，前者14.3%，后者11.4%，中部7.6%。在各年龄层用户中，60后的频繁关注者比例最高，占比20.5%，其次是70后14.5%，90后9.4%的频繁关注比例排在第三位，80后与50后及以前群体比例接近，分别为6.2%与6.1%。

各地域用户对环保议题的提及率

雾霾问题仍然最受关注

在各类环保问题中，雾霾问题的关注度最高。数据显示，在环保议题关注者中，71.4%关注雾霾问题，比例十分突出。此外，分别有24.9%、21.2%、17.8%的用户关注环保意识问题、水污染及有毒化学品污染。

【教育】

高学历、年长者、男性用户提及率高，社会底层群体与70后频繁关注

教育议题在12大议题中提及率最高，主要以高学历、年长者及男性用户为主。数据显示，在各学历阶层中，本科学历与研究生及以上用户以25.6%、25.7%的提及率位列第一、第二，大专（含高职生）提及率为12.5%，相差13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下学历提及率为22.9%。在各年龄阶层中，50后40.3%的提及率位列第一，70后与60后比例接近，分别为32.0%与31.5%，相比之下80、90后的提及率为20.7%、19.8%，相差10多个百分点。此外，男性用户提及率也高于女性，前者26.1%，后者16.3%，相差10个百分点左右。

在关注持续性上，社会底层群体的持续关注度最强，有9.8%的社会底层群体用户持续关注教育议题，高于党政军体制内人员6.2%、商界精英4.2%、知识技术人员3.3%的数据。此外，各年龄用户中，70后对教育议题的关注持续性最强，30.9%的70后频繁关注教育议题，50、60后比例接近，分别为22.2%与21.4%，80、90后持续关注度较低，仅为10.7%与12.8%。

各社会群体对教育议题的频繁关注比例

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关注最多，师生关系成新焦点

教育议题关注者中36.3%关注高等教育内容，34.8%关注考试招生制度，27.2%关注中小学教育问题。此外，关于教育公平、边远地区教育问题也多有提及，分别有15.3%、7.7%的关注比例。另外，师生关系也成为网友新晋关注的内容，获得5.7%的用户关注。

【养老】

50后及以前提及率最高、关注最频繁

数据显示，50后及以前用户对养老议题的提及率最高，关注也最频繁。在各年龄层用户中，50后用户中有26.8%提及养老议题，超过70后15.2%、60后13.7%、80后9.9%及90后2.4%的数据。此外，50后及以前关注者中17.6%频繁关注养老议题，而其他年龄层用户的频繁关注比例分别为60后4.8%、70后6.4%、80后0.4%、90后3.2%。

网友集中关注养老保险缺口问题，退休政策、以房养老等也颇多关注

在养老议题关注者对养老保险缺口问题关注最多。数据显示，64.4%的关注者关注该现象，位列关注内容第一；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退休政策与以房养老问题，占比25.0%与23.3%。此外，分别有12.8%与7.8%的用户关注老年服务问题及空巢老人。

32.8%的关注者认为，现在出现的养老保险缺口等情况会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同时分别有27.2%与22.8%的用户认为社会负担加重、家庭压力增大。

【收入分配】

数据显示，分配议题关注者中，收入分配公正性最受关注。58.4%的关注者提及公正性问题，此外分别有33.5%、24.4%的用户分别关注收入政策与福利政策的匹配性与收入分配改革。

    东部用户提及率高，男性、50-70后持续关注性强

数据显示，各地区用户中，东部用户提及收入分配的比例为14.6%，高于中部用户11.6%、西部9.0%。

在议题关注上，男性用户的持续关注性明显高于女性。数据显示，11.8%的男性频繁关注收入分配议题，女性持续关注者比例为3.7%，仅是前者的三分之一。

此外，在各年龄层用户中，50-70后用户比80、90用户更频繁关注收入分配议题。数据显示，50、60、70后频繁关注收入分配议题的比例为22.7%、19.0%、18.6%，80后频繁关注收入分配议题的比例为6.6%，而90后样本用户中基本无人持续关注收入分配议题。

收入分配不公影响幸福感

为什么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43.9%的关注者认为由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造成，41.2%的关注者认为是由于特定集团或特定行业的利益垄断造成。

网络用户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直接社会影响在于民众幸福感降低。数据显示，收入分配议题关注者中35.7%表示其自身的幸福感因此降低，另有32.6%的网民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将会造成社会贫富加大。

【男性多关注、女性更满意】

性别差异是影响社会议题现状满意度的另一指标，男性用户对各类社会议题的关注度高于女性，但女性用户对议题现状的满意度高于男性用户。数据显示，认为收入分配、环保、养老议题是各议题中最满意的女性比例是男性比例的4-8倍(女性用户数据为11.1%、8.3%、13.9%，男性用户数据为2.2%、1.1%、3.9%）。

本文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供稿，相关报道可参见《新华每日电讯》等。

报告对不同代际的网络用户行为与心态进行了详细分析。

报告显示，不同年龄层人群在网络社交参与、社会心态等方面的表现呈现较大差异。90后可称为“正面、轻松、乐观的‘社交一代’”，他们对未来中国政治前景最为乐观，76.7%对未来政治持乐观态度。此外，90后还是对体制态度最为正面的群体：68.6%的90后对体制呈现正面评价。“娱乐”仍是90后上网的关键词，在微博上“记录生活”、“分享心情”、“消遣娱乐”的用户皆超过90%，均为五大群体同比例最高。90后社会心态也相对轻松，但其生活压力感、和自我负面评价却相对突出，57.5%的90后感受到生活压力，认为自己是“穷矮挫”的90后占群体总数24.6%，比例为五大群体最高；但值得庆幸的是，90后仍然相信“梦想”和“希望”：数据显示，90后中“有一点”发展效能感的相对比例最高，占比46.5%，且仅有3.4%的90后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幸福”。

80后可称为“正面态度次多，分化的‘重商一代’”，对中国未来经济前景最为乐观。数据显示，19.4%的80后对中国未来经济“非常乐观”，70.6%“谨慎乐观”，仅有10.0%持有悲观态度。80后是最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交的代际群体，也是最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营销的代际群体，其网络行动主要集中在个人经济利益上。此外，80后对收入分配关注度较高，满意度却较低，34.5%的80后关注“收入分配”，但对现有收入分配表示满意的比例却较低。

70后则是“情绪有点沉重，愤懑、进取的‘中坚一代’”。70后对社会公共议题提及率高，关注持续性强，对“房价”（29.9%）、“户籍”（14.3%）、“食品”（22.0%）、“收入”（21.0%）、“就业”（14.0%）问题的提及率在五大群体中均为最高，充分体现了70后作为社会“中坚一代”的存在价值。71.4%的70后具有良好的发展效能感，31.5%具有社会优越感，但70后同时也是负面社会情绪的重要持有人群，超过一半的人表现出或强或弱的“不公平感”与“社会不安全感”，同时他们也是“仇官”情绪的重要表达群体：约有25.9%（总体比例为18.1%）的70后表达出仇官情绪。

作为“关注政治，优越却不安逸的‘现实一代’”，60后整体对社会议题现状满意度低，对“反腐”、“民族”问题最不满意，对“收入”、“环境”、“教育”、“养老”问题次不满意。但值得一提的是，60后是对“医疗”问题是五大代际群体中最为关注（63.1%）和最为满意（12.0%）的群体。此外，他们偏爱政治性话题和网络行动，在诸如“政治抗议”、“个人维权”“法律法规”、“信息公开”、“宗教问题”等话题上表现活跃，且60后的网络“攻击性”较强，10.1%的60后曾经在微博中与他人进行“骂战”，这一比例在90后、80后、70后群体中分别为1.9%、3.4%、6.6%。60后认为自己生活舒适安逸的比率为52.7%，是五大群体中最低；与此同时，42.3%的60后在生活中持有优越感，是五大群体中最高。

50后（及以前）的代际群体可称为“怀旧、闲暇却不优越的‘失落一代’”。与60后相似，50后偏爱运用网络进行抗议，并是诸多问题领域网络抗议最频繁的群体：18.2%的50后参与过“政治抗议”，12.8%的人对“政府”表示过抗议；调查涉及的18个抗议领域中，50后在其中12个（诸如“环境”、“医疗”、“教育”、“就业”、“城乡发展”、“权力运行”、“阶层固化”等）领域的抗议频率均居五大群体最高。同时，50后的生活安逸有余，优越不足：85.7%认为自己的生活稳定安逸，但只有10.7%表现出生活的优越感。值得一提的是，50后最容易产生领袖崇拜情绪，有此倾向的约占人群总数的22.2%。

可见，五大代际群体的社会心态在70后与80后之间出现明显“断层”，80后、90后青年一代的政治态度、社会关注、网络表达、社会情绪等明显异于以60、70为代表的中年群体以及以50后为代表的老年群体。在政治态度上，年龄越小对政治形势预期越乐观，80后对经济形势预期最乐观，年轻人比年长者更肯定改革开放；在社会情绪表达中，“发展效能感”逐龄增加，“生活压力感”逐龄减弱，中年、老年群体负面社会情绪较强；在生活感受部分，60、70后成为社会中坚，正面感受与负面感受并重；50后安逸有余优越不足，80、90后蓄势待发。

报告对网民在网络上表达的社会情绪进行了详尽研究。

一、多数用户感受到个人发展，发展效能感逐龄增加，生活压力感逐龄减弱

在对发展效能感等正面情绪的感知中，约64.9%的网络用户表达出一定程度的发展效能感，这表明多数用户感受到个人的发展。底层网络用户的个人实现程度最低，“毫无”发展效能感的占比18.9%，而商界精英、知识技术人员、体制内人群发展效能相对良好：“毫无”发展效能感的商界精英仅占群体总数的1.3%，体制内人群和知识技术群体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1%和5.3%。同时，网络用户的“发展效能感”整体上随年龄的增大而变强；抱有“强烈”发展效能感的人更多集中分布在60、70后人群里，这可能与“资历社会”的现实情况存在联系：年龄越高，社会资历越丰富，所占有资源就越多，发展效能自然更好。

44.0%的网络用户感受到生活压力。此外，生活压力感呈现出年龄越小，压力感越强的特征。其中，80、90们生活压力感尤为突出，有压力感的分别占到各自群体的53.5%、57.5%。同时，社会底层群体也是生活压力感最强的群体，“有一点”或“强烈”感到压力的分别占群体总数的47.9%、18.3%。

二、生活工作感受和个人经济预期总体良好，商界精英感受最好，底层群体感受最差

在生活感受方面，51.3%的样本表达了幸福的感受，6.8%的样本表达了不幸福的感受，其余样本没有明确的表达。商界精英群体在网络上晒幸福感受的比例最高（68.3%），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55.9%）和体制内人群（52.7%），底层群体比例最低（29.2%）。在工作感受方面，66.1%的样本在网络上表达了自己对工作的满意。商界精英群体在网络上表达对工作满意的比例最高（78.2%），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73.2%）和体制内人群（68.8%），底层群体比例最低（39.5%）。

网络用户对个人未来经济状况预期良好。在可清晰判断其预期的853个样本中，60.7%预期个人的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仅有3.8%认为可能越来越差。商界精英群体预期个人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的比例最高（71.8%），其次为体制内人群（64.0%）和专业技术人员（62.6%），底层群体比例最低（44.2%）。另外，底层群体中11.5%预期自己的经济状况会变坏。

在对收入合理性的判断方面， 41.9%的样本认为自己的收入合理，10.4%的样本认为自己的收入不合理，其余47.7%的样本无法判断其对收入合理性的态度。

三、信任感普遍不低，体制内人士表现出“强信”倾向，商界精英表现出“弱信”倾向

调查数据显示，网络用户中72.7%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社会信任感，66.8%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媒体信任感。样本在网络上表达的政治信任感偏低，但也有45.1%的样本明确表达出政治信任感。尽管上述数字与人们关于中国信任度很低的通常认识不一致，但跟一些线下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

底层群体和体制内人士具有媒体信任感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70.2%和69.9%；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应比例为65.8%；商界精英具有媒体信任感的比例相对较低（59.7%），比底层群体和体制内人士低约10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内人士同时表现出较强的媒体信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除了媒体信任感在四个群体中居于第二外，表达出社会信任感和政治信任感的样本比例都在四大群体中居于最高，分别为75.6%和62.0%。而商界精英对外界的信任感相对较弱，除媒体信任感最低外，表达出政治信任感的样本比例（37.4%）也位于四大群体之末，比体制内人士低了近25个百分点。

四、爱国主义情绪与政治冷漠感并存，政治冷漠感随年龄上升而下降，爱国主义情绪遍及不同年龄与不同学历人群

调查数据显示，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样本中，87.6%的网络用户表达出爱国主义情绪，其中42.8%表达出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样本中，48.5%的网络用户表达出政治冷漠感，其中19.5%表达出较为强烈的政治冷漠感。

政治冷漠感最强的群体是知识技术群体，54.8%的人表现出政治冷漠感；政治冷漠感最弱的是体制内人士，仅有39.7%的人表现出政治冷漠感。此外，政治冷漠感随年龄上升而下降，90后、80后、70后、60后和50后（及以前）等不同代际的人群表达出政治冷漠感的比例分别为61.8%、57.4%、42.8%、31.9%和25.5%。但是爱国主义情绪的表达与年龄和学历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五、底层群体不公平感表达强烈,财富两极群体在不安全感上“抱团”

在对于负面情绪的感知中，持有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的网络用户分别占总体的44.7%、41.3%。

不公平感表达最强烈的是底层群体，“有一点”或“强烈”感到不公的人分别占到这一群体的39.7%、25.1%；其次是知识技术人员，“有一点”或“强烈”感到不公的人共占43.0%。

与不公平感类似，底层群体的“社会不安全感”同样最为强烈，约占比50.5%。不同的是，商界精英取代知识技术人员成为持有这一情绪的第二大群体，约占比45.8%。由此可见，位于财富两极的人群都较容易产生“社会不安全感”。

从数据上看，底层群体的不安全感可能与其社会保障不足相联系——其社会财富的拥有程度不足以支撑其生活无忧，因此产生“不安”。调查数据表明，底层群体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度较高，满意度却很低，约有43.9%的底层人员对“收入分配问题”表现出了关注，这一比例仅次于商界精英群体（占有效样本数的49.3%），并高于体制内人群（占有效样本数的41.3%）和专业知识技术人群（占有效样本数的34.4%）；而就“收入分配问题”的满意度来看，底层群体的满意度明显低于其他群体,仅有5.0%的人表示满意。这一比例远低于专业知识技术人群的30.2%和体制内人群的30.6%；此外，底层群体还是针对“收入分配”进行网络抗议最多的群体，约有7.9%的底层人员对目前的收入状况有过网络抗议行为。

而商界精英的不安全感可能与对未来前途的焦虑和对现有财富的恐慌有关。对部分商界精英群体博文的深度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六、对资本和知识的抵制情绪没有想象中高，仇富情绪随收入的增加和学历的上升而下降

数据还显示，持有仇富和仇恨专业技术人员情绪的网络用户分别仅占总样本的7.6%和5.2%。

值得注意的是，商界精英群体仇富情绪最淡，仅有1.7%的人表达出仇富倾向；知识技术人员群体和体制内人群表达出仇富倾向的比例分别为7.2%和7.0%；仇富情绪表达最强烈的是底层群体，约12.9%的人表达出或多或少的仇富倾向，其中5.9%表达出强烈的仇富倾向。此外，网络用户受教育水平越高，仇富情绪越不明显：在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群体、本科生学历群体、大专（高职）学历群体及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中，有“仇富”情绪的人分别占各自群体总数的5.6%、7.1%、8.4%、10.4%。调查还发现，年龄越小，仇富倾向就越不明显。50年代及以前到90年代间，不同代际的样本仇富情绪出现的频率依次为9.7%、9.1%、7.0%、6.2%、4.0%。

网络用户对专业技术人群的抵制情绪在知识技术人员内部较为明显。数据显示，6.9%的知识技术人员和5.0%的商界精英对专业技术人员怀有抵制情绪，高出底层群体和党政人员2~3个百分比。

在报告称为“三仇”的三种负面情绪（仇官、仇富、仇知识技术人员）中，网络用户在仇官情绪的表达上略微突出，其中有比较强烈仇官情绪的样本占总体5.0%。

报告对网民在网络上表达的社会情绪进行了详尽研究。

1.多数用户感受到个人发展，发展效能感逐龄增加，生活压力感逐龄减弱

在对发展效能感等正面情绪的感知中，约64.9%的网络用户表达出一定程度的发展效能感，这表明多数用户感受到个人的发展。底层网络用户的个人实现程度最低，“毫无”发展效能感的占比18.9%，而商界精英、知识技术人员、体制内人群发展效能相对良好：“毫无”发展效能感的商界精英仅占群体总数的1.3%，体制内人群和知识技术群体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1%和5.3%。同时，网络用户的“发展效能感”整体上随年龄的增大而变强；抱有“强烈”发展效能感的人更多集中分布在60、70后人群里，这可能与“资历社会”的现实情况存在联系：年龄越高，社会资历越丰富，所占有资源就越多，发展效能自然更好。

44.0%的网络用户感受到生活压力。此外，生活压力感呈现出年龄越小，压力感越强的特征。其中，80、90们生活压力感尤为突出，有压力感的分别占到各自群体的53.5%、57.5%。同时，社会底层群体也是生活压力感最强的群体，“有一点”或“强烈”感到压力的分别占群体总数的47.9%、18.3%。

2.生活工作感受和个人经济预期总体良好，商界精英感受最好，底层群体感受最差

在生活感受方面，51.3%的样本表达了幸福的感受，6.8%的样本表达了不幸福的感受，其余样本没有明确的表达。商界精英群体在网络上晒幸福感受的比例最高（68.3%），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55.9%）和体制内人群（52.7%），底层群体比例最低（29.2%）。在工作感受方面，66.1%的样本在网络上表达了自己对工作的满意。商界精英群体在网络上表达对工作满意的比例最高（78.2%），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73.2%）和体制内人群（68.8%），底层群体比例最低（39.5%）。

网络用户对个人未来经济状况预期良好。在可清晰判断其预期的853个样本中，60.7%预期个人的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仅有3.8%认为可能越来越差。商界精英群体预期个人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的比例最高（71.8%），其次为体制内人群（64.0%）和专业技术人员（62.6%），底层群体比例最低（44.2%）。另外，底层群体中11.5%预期自己的经济状况会变坏。

在对收入合理性的判断方面， 41.9%的样本认为自己的收入合理，10.4%的样本认为自己的收入不合理，其余47.7%的样本无法判断其对收入合理性的态度。

3.信任感普遍不低，体制内人士表现出“强信”倾向，商界精英表现出“弱信”倾向

调查数据显示，网络用户中72.7%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社会信任感，66.8%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媒体信任感。样本在网络上表达的政治信任感偏低，但也有45.1%的样本明确表达出政治信任感。尽管上述数字与人们关于中国信任度很低的通常认识不一致，但跟一些线下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

底层群体和体制内人士具有媒体信任感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70.2%和69.9%；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应比例为65.8%；商界精英具有媒体信任感的比例相对较低（59.7%），比底层群体和体制内人士低约10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内人士同时表现出较强的媒体信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除了媒体信任感在四个群体中居于第二外，表达出社会信任感和政治信任感的样本比例都在四大群体中居于最高，分别为75.6%和62.0%。而商界精英对外界的信任感相对较弱，除媒体信任感最低外，表达出政治信任感的样本比例（37.4%）也位于四大群体之末，比体制内人士低了近25个百分点。

4.爱国主义情绪与政治冷漠感并存，政治冷漠感随年龄上升而下降，爱国主义情绪遍及不同年龄与不同学历人群

调查数据显示，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样本中，87.6%的网络用户表达出爱国主义情绪，其中42.8%表达出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样本中，48.5%的网络用户表达出政治冷漠感，其中19.5%表达出较为强烈的政治冷漠感。

政治冷漠感最强的群体是知识技术群体，54.8%的人表现出政治冷漠感；政治冷漠感最弱的是体制内人士，仅有39.7%的人表现出政治冷漠感。此外，政治冷漠感随年龄上升而下降，90后、80后、70后、60后和50后（及以前）等不同代际的人群表达出政治冷漠感的比例分别为61.8%、57.4%、42.8%、31.9%和25.5%。但是爱国主义情绪的表达与年龄和学历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5.底层群体不公平感表达强烈,财富两极群体在不安全感上“抱团”

在对于负面情绪的感知中，持有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的网络用户分别占总体的44.7%、41.3%。

不公平感表达最强烈的是底层群体，“有一点”或“强烈”感到不公的人分别占到这一群体的39.7%、25.1%；其次是知识技术人员，“有一点”或“强烈”感到不公的人共占43.0%。

与不公平感类似，底层群体的“社会不安全感”同样最为强烈，约占比50.5%。不同的是，商界精英取代知识技术人员成为持有这一情绪的第二大群体，约占比45.8%。由此可见，位于财富两极的人群都较容易产生“社会不安全感”。

从数据上看，底层群体的不安全感可能与其社会保障不足相联系——其社会财富的拥有程度不足以支撑其生活无忧，因此产生“不安”。调查数据表明，底层群体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度较高，满意度却很低，约有43.9%的底层人员对“收入分配问题”表现出了关注，这一比例仅次于商界精英群体（占有效样本数的49.3%），并高于体制内人群（占有效样本数的41.3%）和专业知识技术人群（占有效样本数的34.4%）；而就“收入分配问题”的满意度来看，底层群体的满意度明显低于其他群体,仅有5.0%的人表示满意。这一比例远低于专业知识技术人群的30.2%和体制内人群的30.6%；此外，底层群体还是针对“收入分配”进行网络抗议最多的群体，约有7.9%的底层人员对目前的收入状况有过网络抗议行为。

而商界精英的不安全感可能与对未来前途的焦虑和对现有财富的恐慌有关。对部分商界精英群体博文的深度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6.对资本和知识的抵制情绪没有想象中高，仇富情绪随收入的增加和学历的上升而下降

数据还显示，持有仇富和仇恨专业技术人员情绪的网络用户分别仅占总样本的7.6%和5.2%。

值得注意的是，商界精英群体仇富情绪最淡，仅有1.7%的人表达出仇富倾向；知识技术人员群体和体制内人群表达出仇富倾向的比例分别为7.2%和7.0%；仇富情绪表达最强烈的是底层群体，约12.9%的人表达出或多或少的仇富倾向，其中5.9%表达出强烈的仇富倾向。此外，网络用户受教育水平越高，仇富情绪越不明显：在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群体、本科生学历群体、大专（高职）学历群体及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中，有“仇富”情绪的人分别占各自群体总数的5.6%、7.1%、8.4%、10.4%。调查还发现，年龄越小，仇富倾向就越不明显。50年代及以前到90年代间，不同代际的样本仇富情绪出现的频率依次为9.7%、9.1%、7.0%、6.2%、4.0%。

网络用户对专业技术人群的抵制情绪在知识技术人员内部较为明显。数据显示，6.9%的知识技术人员和5.0%的商界精英对专业技术人员怀有抵制情绪，高出底层群体和党政人员2~3个百分比。

在报告称为“三仇”的三种负面情绪（仇官、仇富、仇知识技术人员）中，网络用户在仇官情绪的表达上略微突出，其中有比较强烈仇官情绪的样本占总体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