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的美国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其中包括72%的千禧一代和67%的Z世代。
尽管七成的人（71%）认为更多的钱能解决他们的大部分问题；但32%的人认为，相对可实现的1.5万美元的收入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能在六个月内提高美国人的财务幸福感。
大多数人（67%）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仍有障碍，73%的美国人正经历着经济压力。
对许多人来说，幸福植根于对财务计划的安全感（73%）。
独立、适应能力和慷慨与财务幸福感密切相关：大多数人表示，当他们在经济上不需要依赖任何人（87%）、能够承受意外的财务需求（87%）或能够在经济上照顾亲人（84%）时，他们就会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财务幸福感。
美国人认为，经济上的幸福可以对许多衡量美好生活的指标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工作上的成就感和生产力（77%）、代际财富（84%）、激发更大的创新（71%）、促进整体健康（79%）。
财务幸福感主要发现：
-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金钱可以买到幸福，但它比净资产更重要：71%的美国人认为“拥有更多的钱可以解决我的大部分问题”，59%的美国人认为金钱可以买到幸福。
- 经济幸福的价格标签是120万美元，千禧一代估计需要比其他几代人更多的财富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在薪水方面，美国人说他们每年需要284167美元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男性的估计远高于女性（分别为38.1万美元和18.3万美元）。
- 退休会带来快乐，但人们的退休时间可能会被重置：人们预计他们将不得不比预期晚三年退休，平均年龄为63岁，而对于那些没有财务计划的人来说，退休时间会推迟五年。
- 幸福指数：美国人是乐观的，尽管经济因素正在抑制繁荣的感觉：3/4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工作（68%）和人际关系（72%）感到满意，而对自己的整体财富（58%）感到满意。
-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工作与生活的交易，尽管员工在重要的金钱问题上信任雇主：美国人认为工作是一种交易（75%），如果钱不是问题，2/3的美国人（64%）明天就会辞职。
- 建议是决定财务幸福感的首要因素：超过一半的人（52%）知道自己的财务目标是什么，但觉得不知道如何实现。
- 独立和一杯咖啡与经济幸福感密切相关：大多数人表示，经济上的满足感是不必依赖任何人（87%），能够承受意外的经济需求（87%），能够在经济上照顾亲人（84%）。
- 财务幸福感与健康和财富同等重要：美国人认为财务幸福感的提升会让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更健康（79%）。
- 体验更多幸福的秘诀是什么？有一个行动计划：73%的人相信“一个坚实的财务计划会给我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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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2023》研究报告对全国除港澳台外的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幸福感指数进行了客观排名，南京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杭州、长沙、合肥、舟山、芜湖、苏州、宁波、大连、珠海位居前十。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被排在了10名以外，而成都仅位列第20，郑州第25名，西安第32名，重庆第45名等等。
按照任泽平的说法，根据他们构建的城市幸福感指数评价体系，生态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三个重要维度。
自 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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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65 岁及以上的人来说，爱好与减少抑郁症状、增加幸福感、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有关。 根据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牵头的一项研究，这一观察结果在横跨三大洲的 16 个国家中是一致的。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爱好参与与老年人更好的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致的国际联系，提倡制定促进爱好的政策，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福祉。
这项研究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旨在了解爱好的积极影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否保持不变。 它分析了 93263 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据，这些老年人参与了英国、日本、美国、中国和 12 个欧洲国家正在进行的五项纵向研究。
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四到八年的数据，发现拥有一项爱好也与随后抑郁症状的减少以及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增加有关，这表明可能存在因果效应，尽管作为一项观察性研究，它可能 不能证明因果关系。
在调整伴侣关系状况、就业和家庭收入等其他因素后，这些结果仍然存在。研究发现，拥有一项爱好的好处是相对普遍的，各国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
主要作者 Karen Mak 博士（伦敦大学学院流行病学与保健研究所）表示：“我们的研究表明，兴趣爱好有可能保护老年人免受与年龄相关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下降。 这种潜力在许多国家和文化环境中都是一致的。
“在这四种结果中，生活满意度与兴趣爱好的相关性最强。 兴趣爱好可能通过多种机制促进我们晚年的生活满意度，包括感觉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身体、找到生活的目标以及感觉自己有能力解决日常问题。理论研究表明，兴趣爱好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的人可能更有可能养成一项爱好，而坚持一项爱好可能有助于我们保持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我们的研究还支持政策制定者促进老年人获得爱好，以此作为增强他们的福祉和健康的一种方式。”
爱好被定义为人们在闲暇时间为了娱乐而进行的活动，范围可能包括志愿服务或加入俱乐部、阅读、园艺、玩游戏以及艺术和手工。
研究人员发现，不同国家表示自己有爱好的人比例差异很大，西班牙 51% 的研究参与者表示自己有爱好，而丹麦的这一比例为 96%，瑞典为 95.8%，瑞士为 94.4%。
中国的爱好参与度最低，为 37.6%，但研究人员警告说，中国的受访者只被问及社交爱好，而不是一般爱好。
在预期寿命和国民幸福水平较高的国家中，有更多的人表示有自己的爱好，而且这些国家的幸福感与爱好之间的联系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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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Gov的最新数据表明，大多数美国人也欢迎一周工作四天，许多员工认为这一变化提高生产力。
在一项超过23000人参与的调查中，约67%的受访者表示在全职工作、工资不变的前提下，他们更愿意一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10小时(注：冰岛试验不涉及雇员在更短的天数内每天工作更长的时间）。21%的美国人更愿意坚持标准的5天8小时工作制。
在目前从事全职工作的受访者中有72%更喜欢一周工作4天；22%的人则选择5天。
2019年11月的一项调查中，同样比例的美国人（67%）更愿意一周工作4天。
缩短工作日能提高生产率吗？
作为冰岛进行的试验的一部分，研究人员测量了参与者的生产力水平。总的来说，服务和生产力指标要么保持在预期的变化水平内，要么在试验期间上升。
美国人倾向于同样的持同样的观点。41%的美国上班族表示，一周工作4天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水平。37%的受访者认为这不会提高或降低他们的生产力；只有9%的人认为缩短工作日会对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在那些承担任何级别管理责任的受访者中有45%认为如果每周工作的时间更短，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会提高；略少于39%的管理者认为情况会大致相同；9%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生产力会下降。
在那些没有管理责任的受访者中，37%认为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会提高；40%认为生产力水平会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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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周五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虽然经历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美联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决定也正在压制增长前景，但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居民相比几年之前感觉更幸福；受访者更加富有，或者说，至少感觉自己更加富有了。
这份调查显示，平均而言更富裕的国家也更快乐，这一点在国家和个人层面是一致的。亚洲人是本次调查中最乐观的一组，印度尼西亚、中国、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等国，从2007年到2014年间的感知富裕程度有最大的增长。
皮尤研究中心的这次调查在43个国家进行，受访者被要求以0到10的评分来判断自己所处的“人生阶梯”。
报告指出，虽然财富并不是幸福的唯一组成部分，但是“物质上的富足”还是对总体幸福有最大程度的影响。其他程度略低的影响力来自经济因素，例如满意的工作和生活标准，以及个人因素，比如家庭，朋友和宗教。
报告指出，在调查涉及的七年跨度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越高的国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上升也越快。作为2007年以来有全球最高经济增速国家之一的马来西亚，生活满意度指标上也有最大的跨越。
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尤其明显，2007年到104年间平均10%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帮助该国的生活满意度增长速度排列在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前列。
研究也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福祉已经可以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令人鼓舞的是，幸福感的接近并不是因为富裕国家的人们对生活更加不满意，2007年到2014年间，最发达国家的个人幸福感维持了稳定。以色列，美国，德国以及英国的在发达国家幸福排行榜中领先。
在被问到对未来五年的预期时，中东人口是表现最不乐观的群体，埃及和约旦有相比2007年时候最大幅度的幸福感下降。报告将这一变化归因为当地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不过，“越富有越快乐”这一判断只在一定程度上成立：财富具有的好处在更富裕的国家表现越低，显示收入越上升，对幸福感的作用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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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2日3月20日是联合国设定的国际幸福日。在今年的国际幸福日到来之际，欧盟统计机构Eurostat收集了一些数据，希望能给幸福下个定义。
国际幸福日是联合国会议一致通过决定下来的，Eurostat试图通过不断增长的数据来客观表达幸福的意义，例如预期寿命、受教育的时间以及人均GDP。调查显示，法国人是最幸福的。在一个人均GDP很高的国家养老，毫无疑问是件很幸福的事。
当说到“对生活的满意度时”，法国（指数为7.2）排在英国（7.3）、瑞典（8）、西班牙（7.5）、比利时（7.4）以及奥地利（7.7）之后。无论是哪一个分类（对生活满意度、无法应付意外支出、长期失业等等），这些国家的指数都在欧盟成员国平均水平之上。他们比塞浦路斯人和德国人更加对命运感到满意。
面对“意外支出”，法国人的应对能力高于欧盟平均水平（指数为40）。法国的指数为33，他们的应对能力不如瑞典（17.6），但远远好于匈牙利（74.3）。在这一方面，德国和法国水平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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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婚姻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糟？
对于这个伤脑筋的问题，通常有下面两种不同的回答。婚姻衰退论阵营认为婚姻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不断攀升的离婚率反映出人们普遍的责任感缺失和道德品质下降，这已经令成年人、儿童乃至整个社会都深受其害。而婚姻韧性论阵营则称，虽然婚姻遭遇了一系列破坏性的变化，如离婚率升高等，但这恰好说明婚姻制度正在向更加尊重个人，尤其是妇女自主权的方向发展。综上所述，让婚姻像半个世纪前那样饱受禁锢才是真正的危险。
作为一名研究人际关系的心理学研究者，我的观点与上述两者均有不同。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研读了大量关于婚姻的学术文献：从心理学研究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论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中我得到一个非常具有震撼性的认识：要论当今的婚姻比过去好还是坏，答案或许是“两者兼有之”。虽然以夫妻双方的满意度和离婚率作为评价的指标，现代婚姻的平均分的确是低于以往；但要是以满意度和个人的幸福感来衡量，现代最理想的婚姻要比过去的强上许多。
一方面我们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离婚率一直在45%左右居高不下，即便是那些尚未破碎的婚姻，通常也不那么尽如人意。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近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例如，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研究人员克里斯蒂娜·M·普罗克斯(Christine M. Proulx)领导了一项研究，对1979年至2002年间的14项关于婚姻质量和个人幸福感的纵向研究进行了分析。其结果不但表明良好的婚姻质量预示着高度的个人幸福感（毫无疑问，美满的婚姻造就快乐的夫妻），还显示出这种影响力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强大。人们从幸福婚姻或平淡婚姻中得到的收益差距正日益扩大。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它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与心理学家陈明辉（Chin Ming Hui，音译）、凯瑟琳·L·卡斯韦尔(Kathleen L. Carswell)和格雷斯·M·拉森(Grace M. Larson)合作，提出了一个关于婚姻的新理论。我们将分两篇文章来阐述这个理论，并在今年晚些时候发表在《心理探究》杂志(Psychological Inquiry)上。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当今的美国人对婚姻的期望有所提高，事实上，他们也有能力使其婚姻质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理想水平——但这有一个前提：即他们必须要在与伴侣的相处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对婚姻的新期望可能就会落空。事实上，人们对婚姻的失望程度有可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时候。
因此，婚姻日益陷入了“要么十全十美，要么一无是处”的境地。该结论不仅挑战了婚姻衰退论和婚姻韧性论之间势必水火不容的传统观念；同时，它为希望巩固婚姻制度的政策制定者，以及想要改善夫妻关系的普通美国人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启示。
要理解当代的婚姻，我们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它的演化过程。正如社会学家安德鲁·J·切尔林(Andrew J. Cherlin)和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所记载的，纵观美国历史，民众们共计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婚姻模式。从美国建国到1850年左右是“制度化婚姻”(institutional marriage)时代，此时个体农户是最普遍的家庭形式，这意味着美国人对其婚姻的需求主要围绕着吃、住及免受暴力侵害等。诚然，当时的美国人也乐于享受恩爱的夫妻关系，但这种亲近只是婚姻运作良好带来的额外福利，而并非其核心目的。
“友伴式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时代始于1850年前后，到1965年左右结束。这一阶段美国婚姻的中心越来越转向了追求爱与被爱等亲密情感和满足性生活的需求。这个时代正与美国的城镇化进程相重叠。男性越来越多地离开家去打工挣钱，这扩大了社会分工的差别，最终导致男性和女性分别占据了不同的社会角色。随着国家的日益富裕和社会制度的日渐强大，美国人拥有了足够的基础和条件，得以去寻求以爱和陪伴为主要目的的婚姻。
从1965年左右至今，我们生活在“自我表达婚姻”(self-expressive marriage)的时代里。美国人日益注重起婚姻中的自我发达、自我尊重和个人成长。在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潮流的推波助澜下，婚姻的制度色彩逐渐减轻，人们更多地将其看做是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手段。“是你的存在，让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可以说，1997年的电影《尽善尽美》(As Good as It Gets)中的这句台词为这个时代的婚姻理想作出了通俗的诠释。用社会学家罗伯特·N·贝拉(Robert N. Bellah)的话来说，爱已经欣然成为“携手探索丰富多彩、纷繁复杂又激动人心的天性自我的一个过程”。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不禁注意到，婚姻的历史恰好印证了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经典“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最低层次的需求为生理健康，包括饮食需求等；其后的需求依次为安全感、爱和归属感、自尊直至自我实现。每一项需求的出现都依赖于前一个更基本的需求已得到满足。例如，连饭也吃不饱的人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只有衣食无忧时他才会去关心更高层次的需求（安全感），依此类推。
我和同事们都认为，人们对婚姻的期望也经过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在“制度化婚姻”时代，这些期望还处于马斯洛层次中的低等水平，到了“友伴式婚姻”时代就发展到了中等水平，在“自我表现时代”则步入了高等水平。
这种历史性的提升本身并无所谓好坏。但它却对婚姻幸福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满足高层次的需求可以使人更加幸福、安逸并更深入地触及到人的内心体验，但是，要在整个婚姻历程中持续满足这一高级需求，势必需要人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经营自己与伴侣的关系。在1800年前后，维持整个家庭的温饱固然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但这些工作并不需要深刻地洞悉彼此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与其交流互动方面大费周章。
鉴于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已依照马斯洛层次逐步升级，潜在的心理回报也随之增加——但要取得它们也变得难上加难。
现代的婚姻既可能使你收获伟大的成功，也可能令你遭遇巨大的失望。那些能够在婚姻关系中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的人将可望摘得前所未有的甜蜜果实。社会学家杰弗里·迪尤(Jeffrey Dew)和W·布拉德福德·威尔科克斯(W. Bradford Wilcox)的研究证明，每周至少一次“与配偶独处，谈心或一起从事某项活动”的夫妻拥有美满婚姻生活的可能性是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夫妻们的3.5倍。社会学家保罗·R·阿马托(Paul R. Amato)及其同事也发现，朋友圈交集较大的夫妻相处的时间较多，婚姻也更幸福。
但平均而言，美国人在婚姻中的投入有所减少——这已经损害了夫妻关系。迪尤教授指出，2003年时美国人与配偶独处的时间较之1975年时有所减少。在没有子女的婚姻中，夫妻相处的时间从每周35小时下降到了26小时，其主要原因是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在家有儿女的婚姻中，夫妻相处的时间从每周13小时下降到了9小时，这部分减少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了育儿之上。
虽然这算不上什么特殊的社会经济学现象，但它包含着社会经济学层面的因素。当今美国人的婚姻中一个最令人不安的现象是，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富人与穷人的离婚率均以类似的速度增加，但从1980年起，两者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学家史蒂文·P·马丁(Steven P. Martin)指出，在1975年至1979年间结婚的美国人中，没受过高中教育的夫妻中的10年离婚率为28%，而在至少具备大专学历的夫妻中则为18%：相差10%。然而，在1990年至1994年间结婚的美国人中，上述离婚率分别为46%和16%：差异达到惊人的30%。
问题并不在于穷人认识不到婚姻的重要性，也不是因为美国的穷人和富人对构成美满婚姻的要素有着不同的定义。问题是，自1980年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趋势日益加剧，失业、身兼数职等压力迫使这部分不够富裕的美国人愈发拿不出足够的时间和其他资源来维系紧密的婚姻关系。
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政府采取行动来减少这些不平等，并推行有利于家庭的工作政策，如在公司内提供托儿服务等，可能有助于改善婚姻关系。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具体到夫妻个人身上尤其如此。
首先，夫妻们可以选择在他们的婚姻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换个方式来打发他们共同的闲暇时间等。不过，如果实在没有时间或精力，他们也可以考虑调整对婚姻的期望，譬如不再强求彼此的自我实现，退而求其次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牢固的感情纽带之上。
坏消息是：只要社会经济环境或个人选择影响我们在婚姻中投入时间和精力，我们的婚姻就很可能达不到这个时代的期望。但也不是没有好消息：今天的婚姻完全可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花似锦——只不过，想要获得美满的婚姻，总得付出一番努力。
埃里·菲克尔(Eli J. Finkel)是西北大学心理学与组织管理学教授。
via：ny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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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虽然90后是最不幸福的人群，但是他们对政府却是最满意的（跟平均17.9相比，占24.9%），而且是最满意自己的工作生活的（43.6%vs41.2%）。
有趣的是，尽管年轻人是最喜欢浏览社交网站的，他们却是最不喜欢在社交圈中分享自己的幸福。例如：
1、只有68.8%的人和家人相处愉快（比平均值低8.1%）；
2、62.1%的人和朋友相处愉快（比平均值低14.4%）；
3、52.1%的人恋爱愉快（比平均值低7.1%）；
4、63.4%的人家庭生活和谐（比平均值低12.1%）。
除了恋爱以外，沉默的一代在每项值里面都是最高的。还有趣的是，沉默一代的参与者对自己的健康最满意（指数为111.3），第二则是90后（指数为103.7）。
数据来源：2013年3月有2939名参与者，年龄从18岁到老年人。
译者：猫喵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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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福感随年龄上升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似乎变得更加无趣和不幸福。只有9%的年龄在6岁的儿童感到非常压抑，但在12岁的儿童中，这个比例飘升至20%；同样58%的6岁儿童相信世界是美好的，这个比例在12岁的儿童中却下降到了41%。76%的6岁儿童认为他们多数时间都是快乐的，这个数据在12岁的儿童中却降至62%
家人是快乐之源
全球范围内，家人和家庭时光是最普遍的幸福之源。但日本比较例外，日本儿童将玩耍和游戏视为幸福的第一源泉，而家人，朋友和玩乐在二，三位。文化的差异也呈现出来，竞争和成就感对中国儿童很重要，但对美国儿童就不那么重要了
其他发现
- 82%的受研究儿童非常同意他们跟他们的家人关系亲密。65%的人认为他们有非常好的朋友
- 2/3的儿童表示他们有时候觉得压力很大，日本和德国儿童最常感到紧张
via：http://www.datatmt.com/archives/341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