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大数据【上】：什么是 “改变世界” 的大数据公司

NASA(实际上也是美国航空的基础研究机构)的这一遭遇反映了高度依赖政府的基础研究机构的处境。在9月，雷锋网也编译了NYtimes《当Uber挖走大量机器人科学家，谁来关心基础研究？》的文章，对企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冲击以及更长远的对于创新生态的发展表示了担忧。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事儿。

你的星辰大海究竟值多少钱？

首先想和NYtimes的同行说一句，您想多了。

(1975-2013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变化情况。来源：《Nature》、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与NYtime文章的描述相反，从1975年到2013年，来自企业的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不但没有减少，从长期看，无论在数量和比例上都处于一个上升的过程。如科学杂志《Nature》所言：“一个辉瑞倒下去，千千万万个Google站起来”( For every Pfizer cutting basic research, there has been a Google picking up the slack)。尽管如贝尔实验室、杜邦、施乐等过去愿意为基础研究进行大投入的企业已是明日黄花，但Microsoft、Google和Facebook等科技公司已经迅速接过了他们的班。

正如一句话说，有人负责繁衍生息，有人负责星辰大海。1970年，Marshall 太空航行中心负责火星探索计划的科学副总监Ernst Stuhlinger 博士收到了来自肯尼亚的Mary Jucunda 修女的一封信，在信中，修女询问Ernst Stuhlinger博士，“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Ernst Stuhlinger博士的回答是，诸如探索宇宙这样的基础研究，可以为缓解乃至最终解决地球上的贫穷和饥饿问题作出贡献。这封信的名字叫《为什么要探索宇宙》，全文见文末，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

所谓探索宇宙和解决吃不上饭的问题，这大抵就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正如Ernst Stuhlinger博士在信中提到的怪人把小玻璃片研磨成镜片，最终发明了显微镜的例子，小玻璃片研磨成镜片是基础研究，最终制造出显微镜是应用研究。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创新过程大致可如下图表示：

(线性创新模型)

这就是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Vannevar Bush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布什报告》(报告全名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所提出的线性创新模型。按照这一理论，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创新的起点，反正说那么多你政府也不懂，你只要确定哪些属于基础研究，并给予资助，就大功告成了。余下的流程，可以由私人企业来资助并从市场获得回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blablabla(阿姆斯特朗就是这样被忽悠上月球的)….。。

正是因为“你不懂”，所以NASA才敢为基础研究开那么高的价格。但国会也不是傻子啊，虽然不懂，但肯定不用那么多，按这样的玩法，地主家也没余粮啊。于是NASA在火星项目上报预算不断被国会打脸，从5000亿美元的“九十日计划”压缩到200亿美元就可以搞定两个火星货运任务和一个火星载人任务的血泪史，也证明了没有目的的基础性研究往往是一个漫天要价乱烧钱的过程。就算你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真的需要花那么多钱吗？

看不见的手

NASA say Yes，Space X say No。

在国会板着黑脸问NASA“你的底价到底是多少”的时候，有一家叫Space X的公司突然跳出来说话了：选我选我！我发射火箭的价格只有现在方案的十！分！之！一！

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有时候做基础研究的会那么恨做应用研究的吧。

Space X的低价反映了经济学最重要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都试图用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相对于科研机构劝说政府要多投入，“政府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己任”、“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成了呢”的说法，企业在科研投入上的效率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件事NASA来做和Space X来做会相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像Uber这样的企业挖走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对卡内基梅隆大学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整个科学研究和创新却可能是一件好事。

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王砚波告诉我，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对大学的资金投入中，直接投向学生和教授的钱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是差不多的，但投向管理人员的钱是不断增加的。换言之，Uber就如同一条游入大学这个池塘中的鲶鱼，在Uber出现之前，像卡内基梅隆大学所提防的是MIT、Stanford、UC Berkeley这样和自己差不多的高校，在这种情况下，卡内基梅隆大学并没有太多提高教授收入的动力；但Uber这样的企业进入与高校抢夺科研人才的战争中，为留住这些教授们，大学们必须把过去用于提高管理人员收入的一部分转到提高教授的收入水平上来，从长期来看是有利于科学研究的。而另一方面，像Google、Facebook、Uber这样的企业参与到中来，不仅有助于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而且还能更好地促进创新。

不发明东西的硅谷还能继续创新吗？

在之前我们提到《布什报告》，这一报告可谓奠定了美国战后五十年不变的科学政策蓝图，当中提到的线性创新理论同样也是NYtime记者的理论基础：如果做机器人理论研究的都被Uber挖走做应用研究了，以后的创新咋搞？对此问题，乔布斯、拉里·佩奇、卡拉尼克等硅谷大佬表示呵呵。

仔细算起来，硅谷这个所谓的全球创新中心，自己基本上没有发明什么东西：晶体管、计算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这些在硅谷发扬光大和改变世界的产品都不是在硅谷发明的。另一个例子是，像日本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基础科学方面相对落后，但在生产技术上却取得巨大成功，这也说明科学与技术上的联系要更复杂得多。

从硅谷企业的例子中也能看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时候并不像《布什报告》中那样界限分明。在《布什报告》中，Vannevar Bush将基础研究定义为“没有任何特定的应用或使用目的研究”(Basic research is performed without thought of practical ends)，像Intel这样的公司所从事的大部分研究都可以归为应用研究，而对于Google来说，他们更乐意将自己的研究称为“需求激发的基础研究”，许多Google X项目，如Google Glass、Project Loon、基因图谱研究、无人驾驶等，这些研究与Google未来的商业目标有一定相关，但在具体的使用场景或目的并未完全定型，都可以归于此类。

(Stephen Kline提出的创新的链环模型)

此外，线性创新的理论也过于简单粗暴，无法解释为何是硅谷而不是其他地方成为全球创新的中心。1985年，斯坦福大学教授Stephen Kline提出了创新的链环模型。不同于线性模型，Kline列举了创新过程有关的五条不同的路径，包括：(1)创新链(chain of innovation)，在图中由字母C代表。这是从潜在市场研究开始，到产品解析设计，到详细设计，到生产产品，最后到分销与市场的一个链条；(2)反馈环路(feedback links)，在图中由字母f或者F代表，用以链接创新过程的后期与前期；(3)创新链与研究活动的联系(connections to research)，在图中由白色线条表示，这个联系是通过(研究活动产生的，或者创新链产生的)知识传递的；(4)发明与设计活动与研究活动的直接联系，在图中由字母D代表，这是因为发明往往研究与开发之间的纽带；(5)产品与研究之间的直接联系， 在图中分别由字母I和S代表，市场需求(以及国防上的需求)常常带来科学研究的课题，而且是长期的课题。

(NYtime记者打脸完毕….。。所以说，记者拥有广阔的知识面和善于虚心请教是多么重要啊。)

对于像NASA或者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来说，这一模型所揭示的“科学研究不是技术创新的直接来源，更不是唯一的来源”恐怕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但硅谷的发展却在确确实实证明，硅谷之所以难以复制，不仅存在以上诸多因素，而且创新的本质是不断变化的，在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市场、科研机构、商业公司的不断参与。如《大话西游》中的一句台词，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

这是一段铺满荆棘的路程。

本文部分观点来自王砚波博士的启发。王砚波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战略与创新访问助理教授。加入长江商学院之前，王砚波博士担任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Boston University Questrom School of Business)战略与创新助理教授，并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担任访问学者。

附：《为什么要探索宇宙》

亲爱的Mary Jucunda修女：

每天，我都会收到很多类似的来信，但这封对我的触动最深，因为它来自一颗慈悲的饱含探求精神的心灵。我会尽自己所能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请允许我向你以及你勇敢的姐妹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你们献身于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帮助身处困境的同胞。

在来信中，你问我在目前地球上还有儿童由于饥饿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来进行飞向火星的航行。我清楚你肯定不希望这样的答案：“哦，我之前不知道还有小孩子快饿死了，好吧，从现在开始，暂停所有的太空项目，直到孩子们都吃上饭再说。”事实上，早在人类的技术水平可以畅想火星之旅之前，我已经对儿童的饥荒问题有所了解。而且，同我很多朋友的看法一样，我认为此时此刻，我们就应该开始通往月球、火星乃至其他行星的伟大探险。从长远来看，相对于那些要么只有年复一年的辩论和争吵，要么连妥协之后也迟迟无法落实的各种援助计划来说，我甚至觉得探索太空的工程给更有助于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

在详细说明我们的太空项目如何帮助解决地面上的危机之前，我想先简短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400年前，德国某小镇里有一位伯爵。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将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捐给了镇子上的穷人。这十分令人钦佩，因为中世纪时穷人很多，而且那时经常爆发席卷全国的瘟疫。一天，伯爵碰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家中有一个工作台和一个小实验室，他白天卖力工作，每天晚上的几小时的时间专心进行研究。他把小玻璃片研磨成镜片，然后把研磨好的镜片装到镜筒里，用此来观察细小的物件。伯爵被这个前所未见的可以把东西放大观察的小发明迷住了。他邀请这个怪人住到了他的城堡里，作为伯爵的门客，此后他可以专心投入所有的时间来研究这些光学器件。

然而，镇子上的人得知伯爵在这么一个怪人和他那些无用的玩意儿上花费金钱之后，都很生气。“我们还在受瘟疫的苦，”他们抱怨道，“而他却为那个闲人和他没用的爱好乱花钱！”伯爵听到后不为所动。“我会尽可能地接济大家，”他表示，“但我会继续资助这个人和他的工作，我确信终有一天会有回报。”

果不其然，他的工作(以及同时期其他人的努力)赢来了丰厚的回报：显微镜。显微镜的发明给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展开的研究及其成果，消除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肆虐的瘟疫和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

伯爵为支持这项研究发明所花费的金钱，其最终结果大大减轻了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这回报远远超过单纯将这些钱用来救济那些遭受瘟疫的人。

我们目前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总统的年度预算共有2000亿美元，这些钱将用于医疗、教育、福利、城市建设、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海外援助、国防、环保、科技、农业以及其他多项国内外的工程。今年，预算中的1.6%将用于探索宇宙，这些花销将用于阿波罗以计划、其他一些涵盖了天体物理学、深空天文学、空间生物学、行星探测工程、地球资源工程的小项目以及空间工程技术。为担负这些太空项目的支出，平均每个年收入10,000美元的美国纳税人需要支付约30美元给太空，剩下的9,970美元则可用于一般生活开支、休闲娱乐、储蓄、别的税项等花销。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不从纳税人为太空支付的30美元里抽出5美元或3美元或是1美元来救济饥饿的儿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先简单解释一下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其他国家也是类似的情形。政府由几个部门(如内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与公众福利部、教育部、运输部、国防部等)和几个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航天局等)组成，这些部门和机构根据自己的职能制定相应的年度预算，并严格执行以应对国务委员会的监督，同时还要应付来自预算部门和总统对于其经济效益的压力。当资金最终由国会拨出后，将严格用于经预算批准的计划中的项目。

显然，NASA的预算中所包含的项目都是和航空航天有关的。未经国会批准的预算项目，是不会得到资金支持的，自然也不会被课税，除非有其他部门的预算涵盖了该项目，借此花掉没有分配给太空项目的资金。由这段简短的说明可以看出，要想援助饥饿的儿童，或在美国已有的对外援助项目上增加援助金额，需要首先由相关部门提出预算，然后由国会批准才行。

要问是否同意政府实施类似的政策，我个人的意见是绝对赞成。我完全不介意每年多付出一点点税款来帮助饥饿的儿童，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我相信我的朋友们也会持相同的态度。然而，事情并不是仅靠把去往火星航行的计划取消就能轻易实现的。相对的，我甚至认为可以通过太空项目，来为缓解乃至最终解决地球上的贫穷和饥饿问题作出贡献。解决饥饿问题的关键有两部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发放。食物的生产所涉及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及其他大规模生产活动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高效高产，而在有的地区则产量严重不足。通过高科技手段，如灌溉管理，肥料的使用，天气预报，产量评估，程序化种植，农田优选，作物的习性与耕作时间选择，农作物调查及收割计划，可以显著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人造地球卫星无疑是改进这两个关键问题最有力的工具。在远离地面的运行轨道上，卫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扫描大片的陆地，可以同时观察计算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多项指标，土壤、旱情、雨雪天气等等，并且可以将这些信息广播至地面接收站以便做进一步处理。事实证明，配备有土地资源传感器及相应的农业程序的人造卫星系统，即便是最简单的型号，也能给农作物的年产量带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提升。

如何将食品发放给需要的人则是另外一个全新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轮船的容量，而在于国际间的合作。小国统治者对于来自大国的大量食品的输入会感到很困扰，他们害怕伴随着食物一同而来的还有外国势力对其统治地位的影响。恐怕在国与国之间消除隔阂之前，饥饿问题无法得以高效解决了。我不认为太空计划能一夜之间创造奇迹，然而，探索宇宙有助于促使问题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以最近发生的阿波罗13号事故为例。当宇航员处于关键的大气层再入期时，为了保证通讯畅通，苏联关闭了境内与阿波罗飞船所用频带相同的所有广播通信。同时派出舰艇到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以备第一时间进行搜救工作。如果宇航员的救生舱降落到俄方舰船附近，俄方人员会像对待从太空返回的本国宇航员一样对他们进行救助。同样，如果俄方的宇宙飞船遇到了类似的紧急情况，美国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提供援助。

通过卫星进行监测与分析来提高食品产量，以及通过改善国际关系提高食品发放的效率，只是通过太空项目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两个方面。下面我想介绍另外两个重要作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一代人的科学素养。

登月工程需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和高可靠性。面对如此严苛的要求，我们要寻找新材料，新方法；开发出更好的工程系统；用更可靠的制作流程；让仪器的工作寿命更长久；甚至需要探索全新的自然规律。

这些为登月发明的新技术同样可以用于地面上的工程项目。每年，都有大概一千项从太空项目中发展出来的新技术被用于日常生活中，这些技术打造出更好的厨房用具和农场设备，更好的缝纫机和收音机，更好的轮船和飞机，更精确的天气预报和风暴预警，更好的通讯设施，更好的医疗设备，乃至更好的日常小工具。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先设计出宇航员登月舱的维生系统，而不是先为心脏病患者造出远程体征监测设备呢。答案很简单：解决工程问题时，重要的技术突破往往并不是按部就班直接得到的，而是来自能够激发出强大创新精神，能够燃起的想象力和坚定的行动力，以及能够整合好所有资源的充满挑战的目标。

太空旅行无可置疑地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事业。通往火星的航行并不能直接提供食物解决饥荒问题。然而，它所带来大量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可以用在火星项目之外，这将产生数倍于原始花费的收益。

若希望人类生活得越来越好，除了需要新的技术，我们还需要基础科学不断有新的进展。包括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特别是医学，用来照看人类的健康，应对饥饿、疾病、食物和水的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科学事业中来，我们需要给予那些投身科研事业的有天分的科学家更多的帮助。随时要有富于挑战的研究项目，同时要保证对项目给予充分的资源支持。在此我要重申，太空项目是科技进步的催化剂，它为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绝佳和实践机会，包括对月球和其他行星的研究、物理学和天文学、生物学和医学科学等学科，有它，科学界源源不断出现令人激动不已研究课题，人类得以窥见宇宙无比瑰丽的景象；为了它，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

由美国政府控制并提供资金支持的所有活动中，太空项目无疑最引人瞩目也最容易引起争议，尽管其仅占全部预算的1.6%，不到全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三。作为新技术的驱动者和催化剂，太空项目开展了多项基础科学的研究，它的地位注定不同于其他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太空项目的对社会的影响，其地位相当于3-4千年前的战争活动。

如果国家之间不再比拼轰炸机和远程导弹，取而代之比拼月球飞船的性能，那将避免多少战乱之苦！聪慧的胜利者将满怀希望，失败者也不用饱尝痛苦，不再埋下仇恨的种子，不再带来复仇的战争。

尽管我们开展的太空项目研究的东西离地球很遥远，已经将人类的视野延伸至月亮、至太阳、至星球、直至那遥远的星辰，但天文学家对地球的关注，超过以上所有天外之物。太空项目带来的不仅有那些新技术所提供的生活品质的提升，随着对宇宙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地球，对生命，对人类自身的感激之情将越深。太空探索让地球更美好。

随信一块寄出的这张照片，是1968年圣诞节那天阿波罗8号在环月球轨道上拍摄的地球的景象。太空项目所能带来的各种结果中，这张照片也许是其中最可贵的一项。它开阔了人类的视野，让我们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地球是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如此美丽而又珍贵的孤岛，同时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离开地球就是荒芜阴冷的外太空。无论在此之前人们对地球的了解是多么的有限，对于破坏生态平衡的严重后果的认识是多么的不充分。在这张照片公开发表之后，面对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种种严峻形势，如环境污染、饥饿、贫穷、过度城市化、粮食问题、水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号召大家正视这些严重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多。人们突然表示出对自身问题的关注，不能说和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些初期太空探索项目，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于人类自身家园的全新视角无关。

太空探索不仅仅给人类提供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它还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挑战和进取精神，以及面对严峻现实问题时依然乐观自信的心态。我相信，人类从宇宙中学到的，充分印证了Albert Schweitzer那句名言：“我忧心忡忡地看待未来，但仍满怀美好的希望。”

向您和您的孩子们致以我最真挚的敬意！

您诚挚的，

恩斯特·史都林格

科学副总监

1970年5月6日

雅虎于上周公布了其员工多样性的相关数据，其中非裔美国人仅占2%，西班牙裔也只有4%。在此之前，Facebook刚刚公布了该公司在2014年数据——在其5500名美籍员工中，仅有81位黑人。硅谷所面临的“多样性”问题由来已久，而近期不少科技企业都羞于公布这一数字。当然，这些企业也都承诺了会在这方面做到更好。

不少企业将“人才管道”认定是罪魁祸首。他们表示自己可以聘请少数族裔，但实际情况是没有足够的非裔或拉美裔学生会追求计算机科学学位。

最新的数据显示，顶尖学校向行业领先的技术企业输送的黑人和拉美裔毕业生的聘用率高得很明显。

根据计算机研究协会对121家美国和加拿大顶级高小所做的年度调查：

去年的时候，4.1%的黑人学生和7.7%的拉美裔学生获得了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以及计算机工程等学士学位。相比之下，科技企业对他们的雇用率却只有一半。

协助完成调查的俄亥俄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Stuart Zweben表示：“如果雇用率数据更接近于我们输送的毕业生的数量，那样的说法才算具有说服力”。

如此看来，硅谷所存在的多样性问题并非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我写了将近二十篇文章在我的公众号 investguru 发表后，开始在世界各地和硅谷有了不少粉丝。硅谷的有些天使和风险投资社团, 主动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介绍我时，都称我是，“硅谷著名投资人王川”.

我得意洋洋的把这个称呼告诉我太太。她笑道，“喔，这就像现在所有的女士都被称为美女一样”。我顿时幡然醒悟.

以美国高科技股票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过去六年来不断上升，今天 （二月三号）高达 4727 点，接近2000年泡沫崩溃之前的5200点。硅谷许多好学区的房价更是不断创造历史新高，平均要比2000年时的价格翻一番以上.

经过2000-2003年那次大熊市过来的人们，至今心有余悸，关于是否有泡沫，和泡沫何时破灭的讨论也开始多起来.

2000 年那次硅谷高科技泡沫破灭，其实在98年下半年就埋下了种子。98年俄国国债赖账，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危机，对冲基金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 LTCM）差点破产，顺带将整个金融市场拖垮。纳斯达克指数从98年七月到十月，下跌了将近 30%.

美联储在98年十月果断组织几家大银行接盘 LTCM, 并且从九月到十一月连续三次降息，终于将市场从恐慌中解救出来.

此后经济开始好转，股市开始复苏，纳斯达克指数不到一年半，涨了三倍多，连创新高。联储局从99年中到2000年五月又不断加息，联邦基准利率最高到 6.5%.

当时人们还沉浸在股市狂欢的高潮之中。许多还在承受巨额运营亏损的互联 网公司，上市后一天之内涨20-30%甚至更多，是家常便饭。公司估值的逻辑和模型，也从传统的市盈率，转到市值和销售额的比例，甚至眼球数目了.

我在2000年初，靠炒股票有了可观的资金。盘算着如果每年可以在股市上获得30%以上的回报，王川老师二十几岁退休的美梦，就可以实现。接着却迎来了三年刻骨铭心的熊市, 一切就都是历史了.

回头来看，2000年时互联网的估值泡沫相当荒谬和明显，而美联储不断升息到6.5%则是泡沫破灭的导火索.

那么现在究竟有没有泡沫？硅谷的经济会突然衰退吗？这个很复杂，没有人可以事先知道。我从三个视角浅谈一下我的观察.

第一个视角，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看。从2012年九月到2014年十月底的长达两年多的第三次量化宽松 (QE3) ，美联储给市场注入了约一万六千亿美元的货币，这期间纳斯达克指数也上涨了50%。我以前居住的拥有硅谷顶尖学区的 Cupertino 市，2012年上半年时，价格仍然低于2008年的最高点，2012 下半年才开始大幅上涨.

QE3 从去年十月底停止后，股市上涨开始停滞。石油价格的加速下滑，开始影响产油区的实体经济。其他国家的货币普遍相对于美元下跌，美国公司在海外的收入也开始受到强势美元的影响.

目前美联储口头上的基调还是今年会加息，如果真的付诸实施，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相对继续紧缩，对股市形成压力.

第二，目前硅谷高科技公司的估值，有没有泡沫，究竟有多大？

如果看苹果，刨掉公司巨额现金，其市盈率不到十五倍.

脸书, 市盈率将近 70，这个就有点偏高.

推特, 还在亏钱，每个季度烧掉将近两亿美元，最近还通过可转债方式借了十八亿美元的债务。 其市值，即使和销售额（不是利润）相比，也有十几倍.

过去几年硅谷高科技公司有几个标志性事件： 2012年脸书上市； 随后脸书马上以十亿美元收购 Instagram ; 2014 年脸书以两百亿美元收购 whatsapp, 二十亿美元收购 Oculus. 2014年一月谷歌三十二亿美元收购 Nest.

这些大手笔的并购和财务分析无关，多出于市场战略布局考虑。收购对象的投资者获得巨额回报。这极大刺激了更多风险资本涌入高科技领域，推高了许多初创企业在一级市场融资时的估值.

在2013年之前，硅谷只有过一个未上市企业，脸书，曾经融资估值超过一百亿美元。过去两年有八个企业在一级市场融资时，估值已超过一百亿美元.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提供出租车服务的Uber, 两个月以前以拍卖方式从投资者中融资十二亿美元，公司估值超过四百亿美元.

阅后即焚的聊天软件, snapchat, 2014年累计从包括腾讯在内的多个机构投资者那里融资将近五亿美元. 最后一次融资公司最高估值接近两百亿美元。据报道 snapchat 目前每年亏损超过三千万美元.

老资格风险投资家，纷纷感叹目前一级市场的泡沫要远高于二级市场。这些巨额估值，在公司上市后，能否经得起考验？如果公司的营收增长放缓，市场是否还会买账？

第三，和2000年还有一个很大不同的是，来自中国的资本因素.

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小米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享受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壮大的红利，手持数百亿美元资金，在全球不断展开一些收购的动作，这对硅谷高科技公司的估值有一定影响和支撑.

除了腾讯给snapchat 的投资以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阿里巴巴投资两亿美元给硅谷的shoprunner, 百度宣布投资三亿美元在硅谷腹地设置研发中心.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彻底打破了人类社会交流的时间空间限制，极大提高了全球资源共享和信息传播的效率。科技进步的速度也因此比以前加快.

这些变化，可能会对传统经济周期和模式发生某种无法预测的改变。所以传统的经验观点，现在不一定可以完全套用.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天空上飘着几朵乌云，但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打雷下雨。我会继续注意上面三个因素的发展，来修正我的观点.

假如真的泡沫崩溃之日，那些不断创造真正市场价值，并且有充裕现金储备和盈利的公司，对金融市场的冲击，承受能力会比较强。他们会缩减开支，减少并购活动，但生存没问题.

相比之下，市场上的二三流公司，如果没有盈利，不断烧钱，要靠后续的投资来支撑，希望以被收购为退出机制的，股票缩水和破产风险就比较大.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硅谷影响相对短暂。新一代的工程师和风险投资家，许多从未经过十五年前的大熊市。股市连续六年上涨，会催生人的骄傲情绪，也使一些先前谨慎，错过这波行情的投资者，眼红不已.

我只是希望，你能保持冷静。当大海退潮，曲终人散时，还有足够的现金储备，可以从容不迫地，发现和把握那时的投资机会.

作者简介：王川 (微信和QQ号 9935070, 公众号 investguru, 新浪微博是“硅谷王川谈投资”)，“著名”投资人，中科大少年班校友，现居加州硅谷。如果你想实时看到作者的投资观点和文章，请加作者个人微信， 加微信时请注明实名和职业，谢谢。

第一次，技术被销售给每个普通人

1. 十几年前，我们被 1995 年到 2000 年的网民数增长震惊，这一阶段网民数从 0.5 亿人增长到 4 亿人。

2. 技术泡沫后，网民数增长更惊人，从 4 亿增长到今年约 30 亿人；同时，使用智能手机人数达到 20 亿人次。

3，2020 年，全球又有 10 亿人会将通过智能手机上网成为网民，网民数达到 40 亿人次。
4，1995 年至今，不上网或没智能手机的成年人数持续收缩：前者从 1995 年近百分百降至 2017 年约 36%；后者从 1995 年百分百降至 2017 年约 28%。

5. 2020 年，全球 80% 成年人会拥有智能手机。

2020 年

全球人口数在 74 亿左右；

成年人数约 52 亿人次；

TV 受众 48 亿左右；

有文化和读写能力的人 45 亿左右；

功能机用户 43 亿左右；

上网人数 40 亿左右；

智能手机用户 40 亿左右；

PC 用户 17 亿；

个人 PC 用户在 10 亿以下。

6，智能手机，让所有人都拥有一部装在口袋里的超级电脑

一部新 iPhone 的 CPU 内晶体管数是奔腾 1995 的 625 倍；

仅新 iPhone 发布那个周末，苹果卖出 CPU 晶体管数就达到 1995 年世上所有个人电脑里 CPU 晶体管的 25 倍。

第一次，互联网格局被改变

1，人们花在移动互联网上时间，已超过花在所有电脑网页上时间总和。

2013 年 6 月，用户通过桌面上网时间还多于用户通过手机上网时间；

2014年 6 月，后者（App + 移动浏览器）已明显超过前者。

此外，移动互联网格局还未完全固定，如就“I installed an app on my Android smartphone.”这句话，其中“下载”、“APP”、“Android”、“智能手机”，这四个概念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2020 年我再说这话时，可能和现在意思已大有不同。

2，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iOS 和 Androi 两家市场份额因不同地点产业结构不同而相差悬殊。换句话说，用 iOS 还是用 Android，取决于你在哪和你在做什么。

如上图，

全球销量看，Android 手机明显多于苹果；

但 Facebook 旧金山用户中，苹果设备使用者多于 Android，同时在雅加达，情况则反过来；

另外，苹果应用商店收入明显高于 Google Play；

而以全球浏览器上网数据看，苹果略高于 Android，但中国数据则完全相反，Android 明显多于苹果。

3、每个新传感器都意味新商机。

智能手机比 PC 复杂得多，PC 不会问任何它应该知道的东西，但新传感器深刻改变电脑能知道的东西，因此每个新传感器，都能带来新商业机会。

4，移动设备能引发“杠杆效应”。

2020 年，智能手机数将达到 PC 的 2—3 倍，但乘以移动设备便携易用带来的便利，移动设备将能提供 10 倍于 PC 时代的机会。

Facebook 和 WhatsApp 是最典型例子。

两年内，Facebook 移动广告收入就翻倍，成为一个体量达65亿美金的海量客户部门；

而只有30个工程师的 WhatsApp 一年内信息流量已达到72亿条,要知道，全球短信总量是每年75亿条。

“杠杆效应”还改变了互联网初创企业对早期资本的需求：

2000年，一个融资1000万美金、拥有100名员工的初创企业能吸引 100 万用户；

现在，融资100万美元，有10个员工的公司就能吸引1000万用户；

而未来凭借移动互联网，一人白手起家，不要拿什么投资，就能吸引100万用户。

第三部分，移动甚至重置科技产业

1，智能手机逐渐拖垮 PC。

全球有 20 亿人，平均每 2 年买一台移动设备；

全球有 16 亿人，平均每 5 年买一台 PC。

2，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已占电子产品市场半壁江山。

3，1999 年时，全球共有 800 亿张用胶卷拍的照片；而今年，社交网络上分享照片就达到 8000 亿张；苹果和 Android 手机销量，也超越日本生产的照相机。

4，移动甚至改变 PC 领域市场份额。

微软在 PC 领域销售份额持续下滑，已从超过 85% 份额，掉到不到 25%；

而苹果却快速占领市场，从收入看，几乎接管 PC 业，在 2013 年达到 1750 亿美金。

5，移动已导致技术中心转移：

硅谷和中国成为新时代中心，代表公司：

电脑领域谷歌和苹果，打败微软；

芯片领域 ARM 和高通，打败英特尔；

手机行业，中国深圳打败原生产诺基亚的芬兰。

6，移动撬动供应链过程：

第四部分，移动也在重置其它产业

1，科技在主导我们注意力。

2，科技品牌价值巨大。

2004 年，科技品牌价值占全球品牌价值前 100 位的 30%，其中谷歌、苹果、亚马逊和 Facebook 四家占不到 2%；

但现在，前者已达到 40%，后者快接近 20%。

3，孩子们最牵挂什么？移动设备。

4，人与人的沟通正趋向纯数字化、纯移动化，现在连爷爷奶奶们，也会使用电子邮件了。

5，移动设备挤压下，电视变得越来越小众，可用来看视频的数字设备，正从数量上超越真正的电视。

6，作为移动设备的屏幕，全球 LCD 液晶屏显示器销量显著上升。

第五部分，科技还有很大改变世界的潜力

1，以下是各行业在 2013 年收入情况。其中，汽车业达到 14000 亿美金，服装业达到 13000 亿美金。

2，通常跟技术相关公司分三种。

一是以技术为核心的公司，如苹果；

二是通过技术改进产品或扩展业务，但技术不是核心，如亚马逊；

三是被新技术催生出的公司，可能做的是传统行业，但都基于新技术，如 Airbnb。

而如果重点关注第三种公司，我们会发现：每波技术创新浪潮，都会催生一些新行业，比如：

正如卡车和洲际公路出现让零售业发生根本性转变，因而成就了沃尔玛，移动设备和移动互联网为传统旅游和运输行业创造了全新可能，因此才有 Airbnb、Uber 和 Lyft。由此可见，移动已开始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另一重要事实：当一项技术被充分普及，它就被社会“内化”成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人们也就不再谈论它。以下几张图，显示了“铁路”、“钢铁”、“计算机化”等技术词汇在 Google Books 出现的频率：

“铁路”

“钢铁”

“计算机化”

而“软件”出现频率如下：

这样的趋势说明：

软件已开始走向被内化阶段，成为各行业理所当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软件正在吃掉整个世界，科技业自身已容不下技术发展的张力。

来源：CEO来信

　　复制硅谷

50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硅谷的成功秘诀。

早在1960年，硅谷就已经以科技中心的身份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它孕育了微波电子行业，还为产学结合树立了典范。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造访硅谷时，就对散落在旧金山南部农场和果园的研发园区感到惊奇。

位于硅谷核心地带的斯坦福大学孕育了惠普、瓦里安联合公司(Varian Associates)、Watkins-Johnson和应用技术公司(Applied Technologies)。这些企业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很显然，这里发生了与众不同的事情——有了创新，有了企业家精神。

很快，其他地区也希望复制硅谷的成功。第一次尝试源自1960年代中期，主角则是一批来自新泽西的高科技公司。他们招募了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他当时已经退休，之前则在斯坦福担任过教务长、教授和工程系主任。

特曼被誉为“硅谷之父”，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斯坦福羽翼未丰的工程学院才发展成为一个创新引擎。通过鼓励理科与工科院系的相互协作，将他们与当地的企业联合起来，并专心研究工业界所需的项目，他们创建了一种协作和信息交换的文化，这也成为硅谷的核心内涵。

新泽西正是希望复制这种模式。该州当时已经是领先的科技中心，共有725家公司的实验室坐落于此，包括RCA、默克和发明晶体管的贝尔实验室。新泽西当时的科学与工程类员工达到5万人，但由于缺乏享有盛誉的工科院校，所以必须从外部招聘人才。不仅如此，他们还很担心自己的人才和最好的技术被其他地方抢走。虽然普林斯顿大学就在附近，但该校的教师普遍不喜欢应用研究和与工业界关系密切的项目。

以贝尔实验室为首的新泽西政商两界的领导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建设一所与斯坦福十分相似的大学，因此他们对特曼寄予厚望。

特曼制定了一套草案，但却未能顺利实施，主要原因是工业界不肯合作。这段历史已经记录在斯图尔特·莱斯利(Stuart W. Leslie)和罗伯特·卡刚(Robert H. Kargon)1996年发表的论文《推销硅谷》(Selling Silicon Valley)中。他们讲述了RCA如何拒绝与贝尔实验室合作，埃索(Esso)如何不愿与大学共享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以及默克等制药公司在研究经费上是如何抠门。尽管符合各方的共同需求，但企业却不愿与竞争对手合作。

特曼随后在达拉斯展开了又一次尝试，但却因为类似的原因再度失败。

　　方法转变

1990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了一种创建区域创新中心的全新方法——这一次是围绕着既有的研究型大学展开的。他发现，相互联系的企业和特殊的供应商在地域上的集中，可以提升某些行业的生产力，并带来成本优势。波特认为，将这些元素密集地聚合到一个地区，便可人为促进创新。

波特和他的大批追随者都在向全球各地的政府大力推广这一理念。这种模式始终如一：选择一个热门行业，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附近建立工业园，然后针对所选的行业提供补贴和激励政策，以吸引他们入驻园区，再创建一个风险投资池。

可惜的是，奇迹从未出现。全世界共有数百个地区花费了数百亿美元试图建设自己的硅谷。但我却从没听说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波特和特曼不明白的是，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不是因为学术，不是因为行业，甚至也不是美国政府对军事研究项目的支持，而是因为人才，以及特曼与斯坦福的教师和行业领袖之间悉心培育起来的关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安娜丽·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深知人才、文化和关系的重要性。她1994年出版的《区域优势：硅谷的文化和竞争》一书中对比了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发展，以便解释为什么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复制硅谷的成功。

萨克森尼安指出，直到1970年代，波士顿的创业活动和风险投资都遥遥领先于硅谷。该地的巨大优势是因为靠近东海岸工业中心。到了1980年代，硅谷和128号公路开始有些相似：都有规模或大或小的科技公司、世界级的大学，也都吸引了风险投资和军方的资助。后来，硅谷远远超越了128号公路。

　　发展源泉

归根到底，真正的原因还是文化。硅谷较高的跳槽率和创业率、专业的网络和轻而易举的信息交换机制都为其赋予了优势。硅谷企业明白，是协作与竞争共同造就了成功——加州一反常态地阻止企业签订竞业禁止协议也反映出了这一理念。这套生态系统支持各种尝试、各种冒险，也支持相互分享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换句话说，硅谷是一套开放的系统——是一个早在Facebook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庞大而真实的社交网络。

硅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同样起到了帮助，这里依山傍海，拥有数不尽的野外徒步线路。这都有助于营造乐观和开放的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从1995年到2005年，硅谷52.4%的工程和技术创业公司都至少都有一位创始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这达到美国整体比率的两倍。像我这样的移民来到硅谷后，发现很容易适应和融入这里的环境。我们可以学习这里的生活方式，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平等地参与各种活动。如今，谷歌这样的企业园区俨然就是联合国，他们的餐厅不再供应热狗，而是提供中餐和墨西哥菜，甚至还提供来自印度南部和北部的咖喱。

这是一种多元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并由此催生了创新。移民带来了对全球市场的理解，带来了不同环境中的各种知识，让硅谷与自己家乡建立了种种联系，从而共同造就了硅谷，让它缓慢进化而来：从单纯生产无线电和电脑芯片，变成了集合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医疗设备和清洁能源等众多技术的科技摇篮。

虽然硅谷崇尚的英才管理算不上完美，但正是这些缺陷造就了硅谷的独特性。在各大企业的创始人和董事会中，很难见到女性和黑人及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的身影。风险投资家都有从众心理，而且对能够带来短期利益的创业公司情有独钟——这也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社交媒体和照片分享应用。这里的房价居高不下，多数美国人都无力承受。

这一切都拖慢了硅谷的发展，但并未阻止它的进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对硅谷构成挑战的反而是曾经大力推动其发展的政府。硅谷渴望人才，但工作签证的种种限制却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开放。最新数据显示，有超过100万获得短期工作签证的人正在等待成为永久居民。签证短缺意味着有些人不得不离开，还有一些人则会倍感失落，返回家乡。

人才的匮乏可能会导致硅谷企业丧失生命力。事实上，新德里和上海等地已经崛起为一批真正的对手，但它们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发现了创新秘诀，而是因为硅谷自己输出了秘方：人才。

via：tech.s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