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增长势头强劲，但新冠病毒的爆发表明，这种流行病仍然是一种威胁。即便如此，在全球健康复苏和疫苗研发的支持下，该地区的经济复苏仍在进行中。预计2021年该地区经济增长将反弹至7.3%，2022年将放缓至5.3%。不包括高收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预计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和5.6%。2020年小幅下降之后，由于食品价格压力的缓解，预计2021年整体通胀率将降至2.3%，2022年物价将上涨2.7%。

2020年发展中的亚洲经济各有不同，但总体萎缩了0.2%。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8%的背景下，南亚出现了最大规模的萎缩。东南亚经济也大幅萎缩，菲律宾和泰国分别下滑了9.6%和6.1%。受中国经济快速反弹的推动，2020年东亚逆势实现正增长。

亚洲发展中国家学校关闭造成的学习和收入损失

COVID-19大流行严重扰乱了教育。亚洲发展中国家有1/4的经济体不同程度地关闭了学校（200-300天），另有1/5的学校关闭了一年或更长时间。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平均一年的学习时间减少了29%。东亚学生一年的学习时间损失了39%，东南亚的学生损失了35%，中亚的学生损失了24%，太平洋地区的学习时间损失8%。

学习损失将大大降低未来的生产力和收入。据估计，受学校关闭影响，平均每个学生损失180美元，预计年收入下降2.4%。这些收入损失加起来估计为1.25万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4%。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远程学习的有效性更为乐观，总损失相当于0.8万亿美元（占2020年GDP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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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正关注着当前美国长期利率的上升，担忧利率持续快速上升可能导致融资环境收紧，进而损害增长前景。自2020年8月以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上升约1.25个百分点，在2021年4月初达到约1.75%，恢复至2020年初疫情前的水平。

好消息是，美国利率水平的上升，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疫苗接种前景改善以及经济增长和通胀的走强。名义和实际利率均有所上升，名义收益率的升幅更大，这表明市场隐含的通胀水平（名义收益率与通胀挂钩国债的收益率之差）正在回升。允许出现温和的通胀是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想目标。

坏消息是，利率上升可能反映出货币政策未来路径的不确定性，以及投资者对美国当局增发国债为财政扩张融资的可能担忧——期限溢价（对投资者承担利率风险的补偿）的飙升反映了这一点。市场参与者开始关注美联储削减资产购买的时点，这可能推升长期利率和融资成本，从而引发融资环境收紧，尤其是在风险资产价格下跌的情况下。

需要澄清的是，从历史来看，全球利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但利率的调整速度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正如我们今年所经历的那样。资产一般使用相对定价，且每种金融资产的价格（从简单的按揭贷款到新兴市场债券）都与美国基准利率直接或间接相关。随着今年利率持续快速走高，波动性也有所上升，此类波动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如果美国的利率突然意外上升，都可能导致融资环境收紧，因为投资者会转入“减少风险暴露、保护本金”的模式。这可能是市场对风险资产价格的一个担忧。金融市场的某些行业似乎存在价值高估，且一些部门的脆弱性正在进一步加剧。

截至目前，全球融资环境总体上仍维持宽松。但在经济复苏迟缓、疫苗接种进度滞后的国家，其经济可能还没有为融资环境收紧做好准备。政策制定者可能被迫使用货币和汇率政策来抵消任何潜在的融资环境收紧。

尽管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债收益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升幅均不及美国；最值得担忧的是新兴市场，因为其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可能快速转变。鉴于很多上述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外部融资需求，全球融资环境急剧收紧可能危及其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新兴市场的证券投资流动近期出现波动，提醒我们此类流动存在脆弱性。

尽管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充足的国际储备，且进口大规模下降也在总体上使原本严重的对外失衡问题不再那么突出，但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可能面临挑战，尤其是在通胀上行和借款成本持续攀升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的本币收益率已经显著上升，这主要是期限溢价上升的结果。我们估计，美国期限溢价上升100个基点，会使新兴市场的期限溢价平均上升60个基点。很多新兴市场今年存在大规模融资需求；当其在未来数月中进行债务再融资并为大规模财政赤字融资时，将会面临利率上行的风险。经济疲弱的国家（例如因疫苗获取渠道有限）也可能面临证券投资外流。对于很多前沿市场经济体，考虑到其债券市场融资渠道受限，其能否获得融资仍是一个主要担忧。

随着各国调整政策以战胜疫情，主要央行需要谨慎沟通政策计划，防范金融市场出现过度波动。新兴市场可能须考虑制定政策措施，以应对国内融资环境的过度收紧。但在利用货币、财政、宏观审慎、资本流动管理和外汇干预措施时，它们必须关注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融资环境。

当局仍需继续提供政策支持，但也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应对脆弱性并保护经济复苏势头。政策制定者应该为修复资产负债表提供支持，如改进不良资产管理。新兴市场应将重建缓冲作为一项重点政策，以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再定价和资本流动逆转。

随着全世界开始走出新冠疫情，政策制定者将继续经受考验，包括经济复苏不同步且出现分化，贫富差距扩大，以及预算受限但融资需求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时刻做好准备，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时期为成员国的政策工作提供支持。

Tobias Adrian 是IMF金融顾问兼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他领导开展了IMF关于金融部门监督和能力建设、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债务管理以及资本市场的工作。

从相关经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少数公司市场支配力过强，可能会拖累中期经济增长，扼杀创新并抑制投资。这一结果可能会严重影响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并将阻碍众多新兴企业的崛起——而其活力正是当今世界所亟需的。

目前，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政府需要在一系列广泛的部门实现该目标，从酿造到医院再到数字部门都是如此。

IMF的最新研究表明，市场支配力的关键指标正在上升——例如，相比边际成本的加价幅度，或者某一部门四大企业的收入集中度。受疫情影响，我们估计当前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集中度增加的幅度，至少相当于2000-2015年底15年间的增幅。即使是在那些从危机中受益的部门（如数字部门），占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也是最大的赢家之一。

数十年来的趋势将会恶化？

疫情暴发导致多个行业的市场支配力增强，这将加剧已延续40年的趋势。例如，自198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上市企业的全球加价幅度平均超过30%。在过去的20年中，数字行业的利润增长是整个经济增长的两倍。

当然，回顾历史，丰厚的利润一直是成功企业获得的自然回报，它们通过创新、增效和改善服务等方式取代了既有企业。不妨想一想宜家如何改变了人们购置家具的方式，或者苹果如何改变了手机市场。

但近期，许多行业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没有强大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主导企业的市场支配力正日益根深蒂固。在不同的部门中，我们估计，某一特定年份加价幅度最高的公司（前十分位），下一年继续保持高加价幅度的概率达到近85%——这比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时期高出了10个百分点。

大型科技企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20年前取代既有企业的市场颠覆者，其市场支配力正在日益增强，而如今却没有潜在的颠覆者对其施加相同的竞争压力。在这方面，与疫情相关的影响正在加剧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等强大的潜在力量。

并购交易的作用

在多个行业中，我们观察到商业活力正在下降的趋势。设想一家初创制造企业无法从本地市场突围，或者一家新兴零售企业面临大型竞争对手以更低价格亏本经营以试图将新企业拒之门外。

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收入等方面来看，这些都是错失的机遇。我们的研究显示了一些企业是如何掌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议价权，它们支付的工资低于员工边际生产率的应得薪酬。

促成这些趋势的一个因素是并购活动的增加，尤其是主导企业发起的并购活动。尽管并购可以节约成本并优化产品，但它也会削弱创新动力，并增强企业的提价能力。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分析表明，主导企业的并购活动会导致整个行业商业活力的下降，因为所有竞争企业的增长和研发支出都会受到打击。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世界里，这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

对政策制定者的启示

那么，政府可采取哪些行动？我们想强调五项重点行动，其重要性在不同辖区有所不同。

首先，各竞争主管部门在实施合并控制时应提高警惕。竞争主管部门审查交易的标准应涵盖所有相关情形，包括针对经过发展可能与主导公司形成竞争的小企业的收购活动。例如，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在目标营业额阈值的基础上，引入了基于交易价格的阈值。对此前的合并决定进行评估，可能也有助于更有效地执行竞争规则。

第二，各竞争主管部门应更积极地禁止滥用主导地位，并在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报告之前更多地利用市场调查来揭露有害行为。2018年澳大利亚针对乳制品行业的一项调查说明了这一做法的好处：它强制要求改善农民与加工企业之间的承包做法。

第三，各国还需开展更多工作，以确保投入市场的正常竞争（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在这方面，强力推行竞争规则以防止企业之间签订“禁止挖人”协议将是值得欢迎的。一些零售和快餐业用人合约中的非竞争条款，也提高了员工更换高薪工作的难度，这一点尤其与低技能工人相关。

第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显著扩大现有企业的优势，竞争主管部门应该有能力跟上数字时代的步伐。提高数据可携性和系统互操作性，能使新企业更容易与现有企业竞争。关于政府监管如何确保消费者有权更换服务商以及改善消费者福祉的先例，不妨考虑欧盟在20年前赋予消费者在更换运营商时保留手机号的权利，以此促进了竞争。

最后，资源非常重要。以美国为例，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处的总预算占GDP的比重大约为四十年前的一半。在许多辖区，随着技术迅速发展，当局可能需开展投资来进一步提升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英国近期宣布将组建一个新的数字市场工作组，管理主导平台（如谷歌和脸书）的行为。

前景可期的好兆头

好消息是，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已开始积极审查其竞争政策框架。这些审查提供了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政策制定者应立即采取行动，防止市场支配力的进一步大幅上升阻碍经济复苏。

本次危机将通过深刻的结构调整来重塑我们的经济，这将催生一批高速增长、勇于创新并能创造优质就业岗位的初创企业。它们应当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成功机会。

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广泛的定向政策支持也很重要，因为旨在帮助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融资的政府计划无法惠及众多小企业。随着经济复苏企稳、政策支持逐步退出，更迫切的任务是确保可持续经营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融资，且相对大企业的劣势不会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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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大流行已使许多国家的经济陷入僵局，因为它们一方面要保持封锁，另一方面还要与病毒传播作斗争。但总的来说，迄今为止，全球经济已经克服了对经济崩溃的担忧，反而比预期更早出现反弹，变得更加强大。

为什么全球经济复苏快于预期？是什么驱使了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快速恢复还能持续吗？

经济紧缩是残酷的，但这种持续的影响通常被“系统地和周期性地夸大了，因为冲击加剧了普遍的经济悲观情绪”。

人们普遍预测，新一轮的大萧条会带来主权违约、银行体系崩溃和通缩。

然而，在价格波动稳定之后，尽管借贷规模扩大，但世界各地的主权借贷成本普遍下降，银行体系几乎没有出现流动资金问题。

据预测，重要的经济健康指标——失业率——将在2021年底后在美国居高不下，并且有预测显示房地产市场将疲软，破产潮将到来。

到9月，美国的失业率甚至已经低于对2021年底的预测。但是，房价几乎没有下降，销售已经恢复或接近自住房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经济的许多部分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活动水平，世界各地的情况也是如此。

归根结底，医院的容量将成为保持经济活动与控制疫情之间平衡的约束。尽管预计今年最后一个季度以及到2021年将出现正增长，但如果不延长财政刺激措施，可能会减缓复苏的速度，或者在极端情况下会使经济恢复负增长。

对于企业而言，危机通常会导致悲观和恐惧情绪。这种反应本身就带有风险。但是，有14%的公司“通常在经济低迷时期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增加利润”。

现存科技应对重点已经指向政府、研究/教育及个人。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对科技用例的分析显示，疫情期间，这些部门获得了近90%的科技应对解决方案，相比之下，仅10%的解决方案面向中小企业。

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初期阶段，这种差距是合理的。新的与重新使用的技术会在这些问题出现时将其迅速解决。但随着世界进入“新常态”时，我们的关注点必须包括科技公司如何支持中小企业。

尽管规模有限，但就其对就业与国内生产总值做出的贡献而言，中小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根据最新的研究，中小企业提供了全球三分之二的就业岗位，贡献了全球35-50%的GDP，创造了超三分之二的新就业机会。

后疫情时期，这些企业面临着需要克服的巨大挑战。由于获得资本与现金储备的渠道较少，中小企业可能会发现其难以“抵御”疫情的长期影响。在疫情期间，这些企业启动的业务应急计划不够健全。一旦合作伙伴受到影响，那么供应商较少、较为单一的中小企业将面临更高的风险。在需求方面，中小企业往往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开展业务，如零售、个人服务以及旅游业。

专注于中小企业具有战略意义。中小企业在就业与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了惊人的比例，这表明其在全球企业解决方案需求中所占的份额。虽然政府的支持是中小企业在封锁期间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但在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之际，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中小企业都必须得到足够的关注与支持。

科技企业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获得其所需的融资，适应新的工作模式，并最终顺利复工复产。作为“新常态”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中小企业是具有专业知识与灵活金融体系的产品及服务供应商，以支持中小企业适应数字第一的世界。

在全球范围内为这些企业给予适当的援助，需考虑企业目前采用技术的领域。中小型企业在数字技术的采用方面落后于大型企业，而且在部门内部也存在不一致。在企业获得必要的硬件之前提供通讯支持不会带来最佳结果。同样，技术教育必须适应目标受众的水平。对于企业来说，中小企业往往因规模太小，而导致难以与大型企业合作，也难以与大客户合作以助于提升其自身的能力；因此，了解中小企业在各个国家与细分市场中的独特需求与成熟度水平，并在没有额外支持的情况下，以一种使中小企业可以完全适用的方式提供解决方案，将是其救命之道。

作者：Brandon Magsamen

合伙人，波士顿咨询公司

Grigory Shutko

平台负责人，信息技术产业，世界经济论坛

调查发现，大约3/10的受访者（29%）预计欧洲的复苏将相当迅速（“V型”）；37%的受访者预计未来12个月将出现较慢但稳定的“U型”复苏。

最乐观的行业是制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该行业34%的商界领袖预计，由于大流行欧洲的需求将会增加。第二个最乐观的行业是通信、媒体和娱乐，52%的受访者预计他们的欧洲市场将出现V型复苏；其次是保险业（47%）。汽车和航空公司/旅行/运输行业，分别只有7%和12%的受访者预计会迅速复苏。

与北美和亚太地区的高管相比，欧洲的高管在如何为反弹做准备方面存在过度谨慎的风险。具体地说，欧洲高管似乎更可能：

• 专注于渐进式创新，而不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超过一半的欧洲受访者（53%）正在放缓创新投资，未来六个月不会重新启动任何计划；相比之下，北美和亚太地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33%和49%。
• 对未来的投资不足：在欧洲，只有大约1/7的公司（16%）已经在投资为反弹做准备的计划；相比之下，亚太地区1/4的公司（25%）和北美1/3的公司已经（34%）在这么做。
• 不太可能合作：与北美和亚太地区的商界领袖相比，欧洲的商界领袖与其他公司合作缓解危机影响的可能性略低（欧洲为48%，北美为53%，亚太地区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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