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伟指出，在《蓝皮书》中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来重新定义出行行业。“现在出行行业的重要性与过去相比变化较大，过去对于出行的理解更多是基于装备，就是把汽车当做运载工具来思考，以工业化的思维来理解出行的变革。而现在要跳出传统思维，更多的运用科技的理念、智能化的思维来理解出行的变化，特别是科技创新对出行带来的深刻影响。”

蓝皮书可分为三个部分，整理并汇总了国内外城市出行方式与需求的历史沿革与市场特征，结合多方数据描述了当前城市出行的现状，剖析不同出行方式存在的问题， 阐述新技术、新需求、新模式对城市出行的影响，洞察未来城市出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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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致2019年数博会贺信指出，要把握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处理好大数据发展在法律、安全、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围绕这个命题，《大数据蓝皮书No.4》以指数评价为着力点，创造性的提出“数博指数”，亦称“贵阳指数”，通过指数构建和数据分析，真实、客观反映国家、地区和城市大数据发展和建设的发展现状、特点、趋势，展示地区数字中国建设取得的成就和问题。数博会，是大数据领域的首个国家级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认识贵州贵阳的新名片，而作为历届数博会举办城市的贵阳，在中国大数据发展大潮中也一直是一个标志。从2014年开始，通过发展大数据，贵州贵阳在新科技领域快速发展，成为中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拥有中国大数据领域的多个创新和第一。贯穿贵阳大数据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经验，是以大数据理论创新引领制度创新、规则创新、标准创新、实践创新，推动大数据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作为贵阳大数据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数博指数实现了一个标志性指数和一个标志性城市的完美对接。

数博指数遵循“以数据探寻规律，以规律促进决策”的宗旨，构建全球数字竞争力指数、大数据发展指数、大数据法治指数、大数据安全指数、大数据金融风险防控指数与治理科技指数等六大指数，初步建立我国大数据领域指数群，开启了用数据监测发展、科学评判形势的新时代。

课题组负责人连玉明教授介绍，大数据领域指数群的建立，提供了一个观察和分析地区大数据发展进程的角度和方法，有助于科学准确地呈现大数据发展各方面在整个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是认识运行状况、完善运行机制、消解决策盲区的重要依据，是指导政府运用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思维有效应对和解决不断变化、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的新理念、新视角，是政策评价、量化评估大数据在政用、商用、民用领域创新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时代科学观测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重要机制。希望通过数博指数的研究和发布，可以引发人们对大数据领域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进而推进大数据发展、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进程。

本书全球数字竞争力指数篇聚焦数字创新、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服务、数字安全五个方面,构建全球数字竞争力指标体系,对G20主要成员国和全球重要城市进行评估,勾勒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区域竞争格局,分析其优势与不足,为各国或地区更好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提供重要参考。

涵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二十国集团（G20）代表着全球数字化发展的前沿力量，G20国家数字竞争力体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数字化发展情况和数字化竞争优势。总体情况来看，推动数字化发展，已经成为G20成员的共识。G20大多数国家处于数字战略初步发展、产业转型蓄势待发的阶段，经济和社会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水平有待提高。从发展模式来看，国家数字竞争力类型可分为引领发展型、相对均衡型、优势主导型、中等追赶型、转型初期型五类。G20国家内部数字化发展差距较大，引领发展型国家与转型初期型国家的数字鸿沟不断扩大，呈现两级分化的特征。从地域特征来看，中美两国领先，欧亚国家并驱，非洲南美洲国家暂处下风。其中，中国在G20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位居第二，尤其在数字经济和数字服务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相关指数排名位列G20国家首位。

表1 2019年G20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评价结果

数字化为城市发展转型提供新的抓手，也是城市竞争重要的着力点，部分全球中心城市已进入数字转型的新阶段。依据全球影响力、区域代表性、文化代表性等标准, 课题组选取纽约、伦敦、北京、新加坡、上海、悉尼、巴黎、迪拜、东京、芝加哥、莫斯科、多伦多、墨西哥城、首尔、开普敦等15个当今世界发展最具规模的且已经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课题组负责人连玉明教授介绍，由于数字化发展和所处的阶段不同，各个城市的数字竞争力水平不一。其中，美国和中国城市占据优势地位。中国城市北京和上海数字竞争力指数得分分别排名第五和第八，分别位于全球领跑城市、加速城市梯队。同时，北京和上海在数字经济方面表现优异，位居所有城市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前两名，从侧面反映中国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领头羊。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竞争力的提升与其经济条件的完善程度息息相关，发达城市通过强化技术创新巩固数字化先发优势，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通过深化融合应用为换道超车提供可能。

2019年中国36个大中城市（不含港澳台）“大数据安全指数”得分与排名，位居前十的城市分别为贵阳、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天津、济南、深圳、重庆、广州。前十位中，西部城市占3个，分别是贵阳、成都、重庆。

课题组负责人连玉明教授介绍，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数据自身的安全及数据保护的安全已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大数据安全指数是对某一地区某一时期大数据安全总体水平和质量进行的综合评估。课题组在全面梳理国内外大数据安全发展态势的基础上，从安全制度、安全设施、安全能力、安全生态四个维度出发，构建大数据安全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具体由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组成。其中安全制度方面选取“安全立法、政策评估、标准规范”3个代表性指标，安全设施方面选取“数据节点稳定度、灾备设施完备度、网络安全程度”3个代表性指标，安全能力方面选取“技术研发突破、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攻防演练”3个代表性指标，安全生态方面选取“产业体系、合作机制、文化建设”3个代表性指标，从四大方面十九个细分领域对全国36个大中城市进行了综合测评。

表2  2019年中国36个大中城市大数据安全指数评价结果

从城市大数据安全指数排名情况看，东部地区大数据安全发展领先，西部城市后发赶超势头强劲，中部各城市间大数据安全发展情况较为均衡。具体来看，东部16个城市中，7个城市进入全国前十，10个城市大数据安全指数得分高于大数据安全指数平均值，在“技术研发突破、产业体系”等指标方面得分较高,东部地区的雄厚基础和先发优势进一步体现；西部12个城市中，贵阳、成都、重庆进入前十，也有排名垫底的城市。在国家战略政策调整带来的利好因素和后发赶超势头强劲的城市带动等多重影响下，西部城市有望重塑全国大数据安全区域格局；中部8个城市中，各城市间大数据安全指数得分差异较小，整体发展较为均衡，其中安全制度和安全能力发展情况较好，但各城市总指数得分水平较低，较多处于平均线以下，大数据安全发展水平还有继续优化提升的空间。

连玉明教授强调，贵阳自2014年以来全力实施大数据战略，始终狠抓产业集聚与融合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从测评结果来看，贵阳在36个大中城市中大数据安全指数得分排名第一，其中，安全制度指数排名第二，安全设施指数排名第二，安全能力指数排名第二，安全生态指数排名第一，并在大数据安全立法、灾备设施建设、攻防演练活动开展、城市合作机制建设、安全生态文化建设等多个细分领域表现突出。贵阳立足国家安全战略，形成了大数据安全发展总体思路，规划建设了贵阳国家大数据安全靶场和贵阳大数据安全产业示范区。几年时间里，贵阳大数据安全产业发展已实现从无到有、从有渐优。通过不断吸引相关资源聚集，形成全国性的大数据“安全高地”。

中国31个省份“大数据金融风险防控指数”得分与排名，位居前十的省份分别是：福建、河南、江苏、广东、河北、安徽、辽宁、天津、湖南和重庆。

在以大数据、云计算、庄闲网络娱乐平台进入 等为技术基础的金融科技的推动下，金融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与挑战。课题组以代表性理论为指引，构建了大数据金融风险防控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大数据金融风险防控指数，其又包括了金融稳定、金融风控与金融可持续发展三个分指数。其中，金融稳定指数包含实体经济服务度、政府部门杠杆水平、住户部门偿债能力以及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金融风控指数包含银行潜在风险损失、互联网金融潜在风险、房产泡沫风险度以及金融制度完备度；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数包含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房地产投资效率、财政收入相对水平以及对外开放度。

课题组结合总指数与3个分指数的得分情况（如表3所示），把2019年中国大数据金融风险防控指数发展类型分为相对领先型、金融稳定指数领先型、金融风控指数领先型、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数领先型和低度均衡型5种类型（如表4所示）。划分结果显示，福建、广东等总指数得分较高，属于相对领先型；天津、湖南等金融稳定指数得分高，属于金融稳定指数领先型；重庆、河北等金融风控指数得分较高，属于金融风控指数领先型；北京、上海等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数得分较高，属于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数领先型；云南、宁夏和海南得分并不理想，但相对均衡，属于低度均衡型。

表3  2019年中国省域大数据金融风险防控指数评价结果

表4  2019年省域所属的大数据金融风险防控指数发展类型

课题组负责人连玉明教授介绍，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来源分散、潜伏性强、扩散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等特点，针对我国当下的金融系统尤其是宏观金融环境的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将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课题组通过借鉴和发展相关研究实践以及充分联系我国金融监管实际与自身发展特点，着重围绕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和“控”两个主要方面推出了大数据金融风险防控指数。从评估结果来看我国各省份金融风险防控水平的差异性比较明显，整体呈东强西弱的态势。后续应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提高金融稳定指数；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与体系，提高金融风控指数；加强金融改革开放和科技支撑，提高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数。

本书创新性地提出了“治理科技”的概念，并通过建构治理科技指标体系，对中国31个省份治理科技指数进行排名，位居前十的省份分别是：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贵州、安徽、福建、天津和山东。前十名中，东部地区占8位，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占1位，其中，贵州全国排名第六。

课题组负责人连玉明教授介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纳入“两个百年目标”的总体战略框架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战略意义。治理科技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的治理创新，是基于科学规则的治理体系，治理主体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及科学的方式方法，进行科学有效治理并对治理效能进行追踪、评估和反馈，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该报告通过构建治理科技评估理论模型，聚焦制度保障、发展环境、支撑能力、场景应用、效能评估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建构治理科技指标体系，衡量和评估国内各地区在推进治理现代化汇总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和治理效能。

表5 2019年中国省域治理科技指数评价结果

课题组依据国家官方数据和权威机构数据，从治理科技的制度保障指数、发展环境指数、支撑能力指数、场景应用指数、效能评估指数五个分指数对全国31个省份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广东、上海、浙江治理科技指数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得分排名前十的地区中，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福建、天津、山东位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分别只有贵州和安徽跻身前十，而东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辽宁居第20名。西部12省份仅有贵州、重庆、四川三省得分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余省份得分均低于全国均值。其中，贵州在制度保障、场景应用、治理效能方面成绩显著，在发展环境和支撑能力方面仍有待加强。总体看，地区间发展差异较大，且“东强西弱”的发展趋势明显。

连玉明教授指出，数字技术正在演变成为新形势下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原动力，治理科技引发的治理变革还远未结束，未来治理方式和竞争方式必将超出预期。同时，治理科技有助于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国家治理升级的关键时间窗口期赢得先发优势和引领效应。因此，面对新事物、新现象、新业态、新模式，我们既要避免因治理的缺位、错位、越位对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抓住机遇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步伐。

近日，国际酒业巨头保乐力加携手腾讯发布《洋酒兴趣粉丝蓝皮书》，对中国酒水市场作出了预判。其中，保乐力加将线上洋酒兴趣粉丝细分成葡萄酒、香槟、单一麦芽威士忌、调和威士忌、干邑、白色烈酒（包括伏特加、力娇酒、朗姆酒、金酒、龙舌兰等)六大类，通过腾讯大数据解析与线上H5问卷收集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探索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点、生活方式、兴趣爱好。

保乐力加认为，在社交文化与消费升级的共同培育下，洋酒市场也进入了“最好的成长发酵的时代”。

1

白色烈酒最受年轻人喜爱

40岁后葡萄酒偏好度显著提升

根据数据分析，饮用酒种的类别与消费者年龄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各个洋酒细分品类的兴趣人群中，18-30岁的年轻人比例普遍超过了50%，其中以白色烈酒(75%)与混合麦芽威士忌(65%)最为明显。

18-24岁洋酒入门阶段的人群偏爱白色烈酒和调和威士忌，25-30岁的消费者倾向于香槟。随着年龄增长，事业逐渐上升，单一麦芽威士忌、干邑在30-40岁段的年龄结构比，逐渐超越了其他酒种。40岁后，人们对葡萄酒的偏好度显著提升。

同样，在洋酒文化的领域，“男女有别”。男性粉丝偏爱相对更加高端的单一麦芽威士忌与干邑，而相对寻常的香槟和葡萄酒则更容易被往往只是小酌一杯的女性所接受，兴趣群体明显更加大众化。

2

华东是洋酒的核心阵地

干邑在华南一枝独秀

报告显示，洋酒仍然以华东地区以及超一线发达城市为最核心的粉丝聚集地，其在上海、北京的兴趣人群分布比例远超正常人口的自然分布，而东北地区对洋酒则显得最为不感冒。

作为一个特例存在的是干邑，干邑在广东的普及度非常高，与其他酒种在广东地区的分布形成了鲜明反差。值得一提的是，四川、重庆、陕西聚集了许多混合麦芽威土忌的粉丝，也许这正是酒吧文化盛行的中部地区在洋酒文化上的一大标志。

3

63%的夜店饮酒者酒量¨三杯以内”

40%的KTV饮酒者酒量在六杯以上

随着洋酒文化教育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了解洋酒、接受洋酒、饮用洋酒，6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会“有事没事喝一点”。但同时，他们也喝得很节制，控制在“三杯以内”的人达到了57%。

接触洋酒，除了较为普遍的葡萄酒以外，大多数年轻人是从鸡尾酒开始的，因此“小酒吧”是人们提到洋酒立即映入脑海的第一场景设定(36%)，第二位是餐厅(31%)。有趣的是，选择去“夜店”喝洋酒的群体酒量是最差的，“三杯”以內的达到63%，高于整体平均。而KTV则聚集了最高比例稳坐泰山的酒仙，4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可以喝超过六杯酒。

4

“与美食相伴”

“Social”是喝酒的两大目的

洋酒粉丝对美食餐馆的兴趣是普通人群的2倍以上。46%的受访者提到了“与美食相伴”是喝酒的目的。但他们并不那么偏爱火锅与川菜，对更偏西式的面包甜点情有独钟。葡萄酒、干邑、单一麦芽威土忌的兴趣人群还体现岀购买生鲜、研究菜谱的爱好。干邑则由于地域的集中度，对整个粤菜体现出极大的偏好。

“喝酒是次要的，social才是要紧的”，这是受访者在喝酒目的中排名第二的选项。白色烈酒和混合麦芽威士忌人群偏爱球类运动和桌游等线下群聚活动，他们也是所有洋酒品类的爱好者中最乐意接受二手交易、分享经济的一群人。而香槟人群则更偏向活跃在社区交友和婚恋交友类的APP。数据显示，香槟、混合麦芽威士忌以及单一麦芽的爱好者，更加热衷于使用美图软件。

5

烈酒人群最注重“运动健身”

并具有极强的生活品质感

洋酒的爱好者巧妙地维持着饮酒与健康这间的平衡，“嗜酒如命”的爱好者小于10%。年轻的烈酒和混合麦芽威士忌粉最爱运动，始终保持着跑步与健步的习惯。葡萄酒粉也许整体年龄结构偏大，不常使用运动类APP，但养生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步数和跑步次数绝不落后于年轻人。与之相反的是单一麦芽威土忌粉，尽管手机里装着健身APP，但平日里步行跑步都相对懒惰(日均步数小于4999最多)。

事实上，洋酒人群具有极强的生活品质感。干邑爱好者，同时关注奢侈品、精品男包，甚至还喜欢玩弄一些智能设备；葡萄酒的兴趣人群偏爱摄影摄像的器具；白色烈酒则偏好更直观的影音娱乐设备。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更具象的车身上，会发现单一麦芽威士忌和干邑的爱好者作为成功人土，偏爱自驾游。可以说，洋酒粉丝人群的生活词典里，没有“平庸”二字。

6

单一麦芽人群爱看言情剧

洋酒粉丝普遍偏好“欧美音乐”

报告还显示，不同酒种爱好者在观看视频类型、音乐偏好甚至游戏选择等兴趣爱好上差异明显。

葡萄酒人群偏爱恐怖片，单一麦芽人群爱看言情剧。干邑和香槟消费者在纪录片里观看诗与远方，尤其是文化和自然纪录片。而混合麦芽威士忌爱好者和烈酒的爱好者更喜欢观看体育比赛视频，热爱NBA和英超。

洋酒粉丝普遍偏好“欧美音乐”，“电音”“摇滚”最受烈酒人群偏爱。他们最爱特立独行的陈冠希和Jony J；混合麦芽威士忌的爱好者是华晨宇的狂热粉丝，比例超过普通人群8倍。葡萄酒爱好者则热衷于古典音乐和纯音乐，尤其是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作品，最爱的歌手是李宗盛。干邑粉丝热衷于聆听粤语金曲，歌神张学友是他们的心水选择。香槟爱好者则喜欢爵士和民谣。

洋酒粉中，偏年轻的威士忌、香槟、白色烈酒的兴趣人群偏爱“游戏”，观摩游戏直播，逗留游戏社区。具体到不同酒种的爱好者，游戏选择又大相径庭。

广东通信业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

广东以占全国1/10的网络能力，承载了全国1/9的电信用户，创造了全国1/8多的电信业务收入，是网络大省、互联网大省和信息通信业大省。

《广东省通信业发展蓝皮书(2017)》显示，2017年广东省的电信业务总量达3581亿元，同比增长81%，约占全国13%，电话用户总数1.72亿户、固定宽带用户数3246.8万户以及光纤宽带用户数2642.2万户，均居全国首位。备案网站数82.2万个，占全国的15.8%;手机上网月户均流量达3GB，电子商务交易额约3.5万亿元。同时，广东省拥有华为、中兴等具有世界最先进技术的设备制造企业，以及791家规模以上增值电信运营企业，其中包括腾讯、网易等全球知名互联网企业。

基础通信业发展成效显著

2017年初，广东通信行业就提出了建设“高水平全光网省”的目标。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行业共同努力下，这一目标已于去年11月基本实现。截至2017年11月30日，全省光端口总数达6087万个，光网覆盖率达184%，光端口占比超过88%，光纤接入用户2642万户、占宽带用户比例达81.40%，光纤接入能力20M以上行政村占比达到100%，四项指标均超过“高水平全光网省”指标值。

2017年，广东“提速降费”成果显著，全省电信业务综合资费水平也呈明显下降趋势。去年9月1日，广东与全国同步“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惠及省内电信用户约5799万户。截至2017年12月31日，广东省电信业务综合资费水平为0.459，同比下降40.1%，下降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9.7%。在降费的同时，广东宽带提速的脚步也在不断加快，去年按照“50M起步，100M普及，1000M引领”的目标，大力推进4K业务传输支撑，并进一步壮大4K产业。截至去年12月31日，全省IPTV用户数达到1302.7万户，其中4K用户为932.3万户。

乡村振兴战略驱动通信行业普遍服务发展，广东省第一、第二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建设已经完成，为广东建设“高水平全光网省”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建设过程中，广东移动完成首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的736个试点行政村建设;广东电信完成电信普遍服务第二批试点项目全部667个试点行政村建设，试点地区的光纤接入能力已从宽带平均下载速率20M提升至50M以上;在此基础上，第三批建设将试点行政村光纤接入能力目标设定为100M，以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的宽带建设发展水平。

应急通信保障水平方面，广东省通信业已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地市抢险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属地化管理模式，按照“互联网+应急”的要求，利用互联网、即时通信软件等技术手段加强行业内部的沟通联络，形成日常性、规律性的信息报送机制。2017年全省累计开展场景化应急演练近40次，汛期场景演练200余次，实现了在短时间内运用现代应急通信设备搭建起一个“天地空一体化”的立体应急通信网络，实现语音、视频、数据等多元化多业务通信，为极端气候下的电力通信提供有力的保障。2017年“天鸽”“玛娃”“帕卡”“卡努”等台风在广东省沿海城市登陆，广东省通信业有力应对，全省累计出动抢修人员超6万人次，累计出动抢修车辆超2万台次，累计动用油机超3万台次，累计发送应急类公益短信超15亿条。

网络安全态势整体表现较好，全省范围内未发生造成重大影响的基础设施运行安全事件。2017年内，广东省保持高压态势打击通信信息诈骗，巩固电话用户实名制，建成国家、省际、企业三级立体技术防范体系。

　推出系列措施提升服务质量

为落实“人民满意”和“服务型”这两个关键词勾勒出的政府形态，广东省通信管理局着力改善通信服务质量，在增强网络基础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打击通信信息诈骗等各方面推行了系列措施。

改善通信服务质量。在监管部门和各运营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广东省通信行业的用户数持续攀升，服务质量不断改善，用户申诉投诉量大幅减少。2017年，广东省电信用户申诉率全年为36.88人次/百万用户，较上年下降了44.12%;不明扣费率全年为1.11人次/百万用户，较上年下降了68.29%。广东省电信消费环境总体向好，运营商自律意识和百姓消费信心明显提高，有效维护了市场经营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2017年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处理各类服务投诉(含申诉、咨询、信访、举报、政务公开等)共计24976件。广东省三家基础电信企业高度重视工信部下达的季度和年度百万用户申诉率指标，圆满完成了2017年电信用户申诉率指标、不明扣费申诉率指标，未发生恶意扣费情况。

规范市场秩序。广东省通信管理局积极履行行业监管职责，深入开展打击治理非法互联网宽带接入行为专项行动，与广东省公安厅合作制定并下发了《广东省打击非法互联网宽带接入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成立了广东省打击“非宽”专项行动部门联席会议，并于2017年11月8日召开了全省电视电话会议。

在校园市场监管工作中，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打出了务虚与务实并重、监管与自律并行、明察与暗访并进的“组合拳”，与广东省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签订了《2017年广东省通信行业规范校园电信业务市场经营行为责任状》。广东省三家基础电信企业也共同签订了《广东省电信运营商校园营销自律承诺书》，理性回归通信服务的本质。

在经营许可方面，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深化“放管服”改革，举行“证前企业谈话辅导”，编制《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常见问题解答》指引，优化流程，缩短许可办理时限，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门槛。在电信设备监管方面，积极应对无证设备终端案件急剧增加的形势，依法查处电信设备违法行为，维护电信设备市场秩序。

防范打击通讯信息诈骗。广东省已建成国家、省际、企业三级立体技术防范体系，省际诈骗电话防范系统处置诈骗电话1129.9万次。2017年，广东省月均拦截异常话务呼叫3200万次、垃圾短信2500万条，日均提醒2000万次，共处理用户涉诈投诉举报30903件。截至2017年12月31日，广东省关停非实名电话1200余万户，电话用户实名制得到了全面巩固，关停语音专线8947条，回收“400”号码58202个，清理商务总机27802户，整顿业务合作平台7个，因违规取消合作的社会营销渠道4万多个，对违规企业约谈、责令整改、追究相关公司人员责任达180多人次，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2017年，广东省省市两级反诈中心累计配合公安机关查询警情13.41万起，避免人民群众受骗损失24.7亿元，有效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势头。

　2018年十项工作建设网络强省

2018年，广东省将继续强化通信产业支撑，推动广东网络强省建设。具体做好以下十项工作：

一是推动广东网络强省建设。贯彻落实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推动出台广东网络强省实施方案，构建基础设施强、技术能力强、产业实力强、服务水平强、安全保障强、人才队伍强、治理能力强的格局，推动光纤宽带网、无线宽带网、窄带物联网深度覆盖，逐步破解信息通信业发展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城市内部空间不平衡的矛盾问题，建设网络强省。

二是谋划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未来三年建设。在《广东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实施成果基础上，制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谋划开展未来三年设施建设， 加快百兆宽带普及，推进千兆城市建设，推动全省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提高。

三是深化工业互联网发展。落实国务院《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贯彻落实广东省“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实施方案，推动4K电视网络应用与产业发展，推进5G、窄带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城市管理、制造业等领域的深入应用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促进信息消费，发展数字经济。

四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村和偏远地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第三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提升20户以上自然村服务能力。引导基础电信企业推出面向农村及偏远地区的专属优惠资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信息需求，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决胜全面小康提供坚实的网络支撑。

五是推动通信设施建设和保护的立法。推动《广东省通信设施建设和保护规定》尽快出台，从源头上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为建设网络强省提供法制保障。

六是深化网络提速降费。实施网络提速计划，丰富内容应用，完善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美好信息生活需要。结合广东中小企业发展实际需求，降低互联网专线接入价格，提供高品质的云计算、物联网、视频会议和信息化应用服务，全力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七是推进防范和打击通讯信息诈骗工作。继续推进垃圾短信、骚扰电话、虚假号码治理，从打击电话诈骗向打击网络诈骗纵深推进，持续巩固电话实名工作，着力解决网上虚假信息诈骗、倒卖个人信息等突出问题。深入贯彻《网络安全法》，快速响应并处置各类病毒攻击等网络安全突发事件，更大力度保护个人信息和网络数据安全，开展好打击治理“黑宽带”专项行动，提升网络接入服务市场清理规范水平。

八是提升应急通信保障水平。推进“互联网+应急”综合保障体系建设，加强通信与电力、油气、交通等部门协同，建设符合各地自然环境特点和城市建设条件的通信设施，做好台风、暴雨、寒潮等极端天气和“春运”“两会”等重要期间通信保障。

九是充分发挥协会学会作用，更好地服务行业、支撑行业。

十是全面展示全省信息通信行业在提升网络基础设施能力、技术产业支撑能力、融合应用创新能力、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支撑培育新动能、助力经济社会新发展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打造“数字经济广东样本”。

来自：广东信息通信业

2016年新能源汽车市场整体稳步上升，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16年，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分别达51.7万辆和50.7万辆，远超2015年整体水平。新能源汽车行业投资继续高涨，国内外资源加速整合，企业创新势力迅速布局、市场需求不断升级，市场特征也逐步明晰。一是投资热情不断高涨，地方和企业投资不断加大；二是国内外资源加速整合，新势力企业加快布局，如江淮与大众合作等引起行业热议；三是市场需求不断升级，市场可选择产品逐步丰富，消费热情迅速提升；四是私人和单位用车领域市场占比快速提升，2016年市场占比达到68%；五是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持续高涨，电池、电机等关键零部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六是国家进一步完善财政补贴政策，规范行业管理，新能源汽车产业亟须加快调整和适应；七是新能源汽车标准化工作正围绕着国家的战略需求，逐步建立了既适应当前需求又能引领发展的新能源汽车标准体系。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指数小幅提升，但仍需努力

2016年，受益于相关政策的不断落实和新能源产品技术性能的不断成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指数有所提升，但综合排名仍居第四位，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逐渐缩小。除显示竞争力排名第一外，其他几项指标相比主要汽车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仍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基础竞争力较弱、成本偏高、基础设施相对不够完善、关键技术水平有待提高等方面，从而造成产业、企业和产品竞争力都较低。

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综合指数排名第四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指数在5个国家中排名第四。产业竞争力综合指数为92.5，是美国的92.5%，日本的93.0%，德国的95.0%，韩国的101.8%。2016年美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指数排名第一，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新能源汽车指数排名取得一定进步，主要得益于新能源汽车持续的政策支持和产销规模的快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分项指数排名不高

虽然201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指数在5个国家中排名第四。但从分项指标看，只有新能源汽车显示竞争力排名第一，其他分项指标排名均不高，说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根基并不十分牢固。在政策环境竞争力方面，虽然政策力度全球最大，但基础创新环境不足，应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同时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和共性技术攻关政策的扶持力度。在产业支撑力方面，我国虽然有较强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但主要在国内市场配套，进入国际市场配套体系的较少，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同时，我国还需要在产业化服务平台、装备开发和制造能力以及企业前瞻性投入方面继续加强和提高。

随着政府部门对新能源汽车政策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特别是近两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速度和市场需求量大幅提升，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前景看好。

我国新能源汽车推荐性标准体系逐渐完善，将与强制性标准结合向纵深发展

蓝皮书指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建立了完善的新能源汽车标准体系，在促进技术进步、引导产品研发、规范行业、推进市场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新能源汽车是我国战略性庄闲游戏在哪 ，国家的战略规划要求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新能源汽车标准化工作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在企业、科研、高校等多方力量的参与和推动下，在新能源汽车区别于传统汽车的特殊方面，建立了既适应当前需求又能引领发展的新能源汽车标准体系。

1.标准体系趋于完善

经过十余年的科研攻关和产业化积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为引领、指引产业发展，汽车行业制定了一批与技术和产品相适应的标准。为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国家制定了各种扶持和激励政策，也为规范企业生产和产品质量制定了准入条件，这些政策和规定的落地实施，依靠技术标准对产业和产品做出的规范化，需要引用大量的技术标准。因此，标准体系的制定和完善成为行业工作的核心，新能源汽车标准相互引用、相互协调，形成了完善的标准体系。

从标准化对象角度区分，新能源汽车标准体系主要由基础通用标准、整车标准、关键系统及部件标准和接口及设施标准四个部分组成。在关键系统及部件方面，主要包括动力蓄电池、燃料电池系统及驱动电机系统标准。现有新能源汽车标准的服务范围，全面涵盖了我国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企业、零部件配套企业及相关机构。

从标准性质角度区分，我国新能源汽车标准当前均为推荐性，这符合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下一步，将在电动汽车安全性方面，根据现有经验，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区分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的属性。

2.安全强标计划下达，安全性可得到进一步提升

安全性是电动汽车标准的核心内容。电动汽车安全问题主要来源于动力电池的高电能以及车辆的高压电路，从系统结构上划分，分为动力电池安全、整车安全和充电安全。目前，在动力电池安全性方面，已经发布实施了GB/T 31467.3-2015《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第3部分：安全性要求与测试方法》和GB/T 31485-2015《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前者是车辆对电池系统级别的安全性要求，后者是电池单体和模块安全性的要求。在整车层面上，已经发布实施了GB/T 18384-2015《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三项系列标准，分别规定了整车级别上动力电池高压安全性、车辆操作安全性和人员防触电安全要求，发布实施了GB/T 31498-2015《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属于被动安全标准项目。在充电方面，正在研究制定GB/T《电动汽车与外部电源连接的安全要求》（20162653-T-339），充电设施方面，也有类似的标准设置，规定充电设备和城市充电设施的安全要求。

2016年底，国家标准化管理部门下达了研究制定GB《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和GB《电动客车安全技术条件》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计划。这三项标准计划的下达，使得中国的电动汽车安全标准设置层次与国际标准和法规基本一致，安全体系与国际接轨，符合电动汽车产业对安全标准的现行及未来需求。

3.远程服务与管理用技术标准发布实施

2016年8月，GB/T 32960-2016《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三项标准发布实施。标准规定了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的平台要求、车载终端的技术要求以及远程通信的协议数据格式。标准将统一我国电动车辆远程服务与管理的系统架构和通信协议，增强系统的通用性和兼容性，降低有关企业生产运营成本，为进一步完善电动汽车推广应用数据监控、效果评估提供支撑。

2020年后的“后补贴时代”产业发展亟待政策接力

蓝皮书指出，我国自“八五”时期开始支持电动汽车的发展，自2009年开始实施推广工作，到2016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推广已达100万辆，连续两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同时，重点区域实现突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量占全国的75%左右。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功不可没，我们应客观认识已实施的政策发挥的作用。一是产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政策的全方位支持，尤其是补贴政策连续8年的支持，对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二是目前的产业政策已相对完善，基本适用行业发展情况。三是产业发展速度惊人，超出政策设计预期，留给政策研究的时间极为有限，因而在政策实践中难免会出现小的瑕疵。

在总结过往的得失经验后，应该尽早开展未来政策的研究工作。一方面产业重要政策已先后落地，建议目前的重要政策保持稳定至2020年。另一方面在2020年后补贴政策会退出，新能源汽车产业将进入“后补贴时代”。行业对后补贴时代产业发展普遍表示担心，为给行业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保障2020年以后新能源汽车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应尽早启动全面系统的“后补贴时代”政策体系研究工作。

1.对现行政策的全面客观评估是研究后补贴时代政策的基础

为支持产业发展，国家出台了覆盖全产业链的政策，宏观调控、行业管理、国家和地方财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管理部门联动，采取了多种政策手段对新能源汽车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支持政策。对诸多政策的效果好坏、实施影响有待进行全面、深入、客观的评价，从而对效果明显的有力政策明确继续实施，对政策实施中的瑕疵要有充分认识，避免犯类似错误。

2.应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完成顶层设计，构建完整的综合性政策体系

新能源汽车仍处于发展初期，在补贴大幅减少直至退出情况下，产业发展可能面临断崖式下滑风险。尤其是补贴完全退出后，产业技术与国际竞争力达到何种水平？市场上百万辆规模的新能源汽车如何与3000多万辆规模的燃油汽车竞争？产业发展能否实现市场驱动？目前来看，由于电池成本的昂贵以及充电设施的滞后，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车依然处于弱势。预计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与燃油汽车具有相同的购买经济性，因此在2025年前产业发展仍然需要政策继续支持。后补贴时代还有很多战略性重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产业发展亟待加快进行顶层设计。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完整的综合性政策体系。

3.政策导向与着力点应从生产供给侧推动转向市场消费侧拉动

目前政策对于产业是供给、需求双向推动的，但在供给侧管理力度较大，在供给侧的双积分政策出台后，产业面临的现实难题是生产出来的车辆如何实现终端销售，为此，总体走向应该是从关注生产供给端推动，转向关注市场消费端的拉动，政策的着力点也应如此。建议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积极研究生产、购置、使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具体接力政策，尤其是加大对消费侧接力政策的研究力度，譬如必须研究限购城市与非限购城市差异化的消费拉动措施。

4.应为政策研究工作留出充足的时间，并征求各方意见出台稳定的政策

建议相关部门尽快研究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战略，以及引导产业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步骤和措施，通过稳定的政策预期引导产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议从目前开始开展研究工作，在对现行政策进行全面客观评估的基础上，结合产业发展趋势，提出导向明确的实施方案草案，并在研究中广泛、认真、反复地征求行业和社会的意见，尽可能减少政策体系的漏洞，避免左右摇摆，增强政策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稳定性。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应以安全为前提，新能源客车发展要让位安全

蓝皮书指出，安全决定着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成败。现在出现的火灾问题比较多，所幸还没有造成集体伤亡，但是已经给我们发出严重警告，如果不加重视，终会酿成大祸。所有从事与新能源汽车相关工作的人员都要将安全放在首位。

电池的比能量越高，发生火灾时的危险性越大，尤其应该对在客车上使用的高比能量电池更加谨慎。客车上乘客数量多，一旦出现火灾逃生难度大。针对这种情况，政府要完善安全标准体系和严格认证检测体系。首先要求电池生产企业具备更高的安全性技术，要从产品的设计做起，以预防为主；其次要严格控制生产过程，制定更加严格的试验考核制度，不能将未经严格考核的产品投入销售；此外，政府要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对由于产品设计与制造问题产生安全事故的汽车产品，应该立即召回，督促厂家停产整顿。目前，我国正在制定更加严格的新能源客车安全标准，以保证新能源客车的安全。为了符合新标准，新能源客车的生产成本必然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能源客车的发展，但是在安全问题面前，新能源客车的发展必须要让位于安全。

安全监控要重在实效。在几个火灾事例中了解到，火灾发生前其监控网已显示警告信息，但未引起关注及采取措施，说明安全责任不清，监控网站流于形式。

补贴逐步退坡后，非货币的鼓励政策将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长远发展

从2016年开始，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实行逐步退坡措施。现在行业里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新能源汽车本身就是错误的事情，它的发展依赖于补贴，补贴拿掉以后，产业就会死掉。

首先我们要对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发展有信心。随着电池能量密度的提高，到2020年，乘用车的续驶里程将在300km以上，同时规模化生产将使电池的成本大幅下降。从这几年市场反应来看，很多消费者开始喜欢新能源汽车，觉得电动车很安静、很干净，如果自己家有充电桩，使用起来很方便。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对传统汽车实施限行限购政策，促进了新能源汽车销售量的持续增长。在不久的将来，新能源汽车将大量取代燃油汽车。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归功于国家的鼓励政策。我国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额度是世界最高的，正是这样的高额补贴起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补贴强度不足，难以起到激励效果，补贴强度大了，难免产生对技术发展的不良影响，也出现少数人铤而走险骗取补贴。这些问题是事物的复杂性带来的，不足为奇。产生一些问题，就否定补贴政策是很不客观的。正确的做法是适时适度调整政策，逐步实现退坡，制定与能源、环保因素相关的长期鼓励政策，进一步完善推广工作的其他政策环境，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向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快速发展轨道上。

从治理大气环境考虑，我们的政策应该鼓励低电耗的新能源汽车产品，要防止片面强调长续驶里程而不顾能耗的倾向。我国的电力供应能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应该提倡与鼓励新能源汽车夜间充电，采用分时段电价。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实现智能出行的必由之路

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钢在蓝皮书指出，对于新能源汽车到目前仍有一些争论。反对方的观点是：新能源汽车用的电是以燃煤为主产生的，而这一过程产生的污染不亚于燃油汽车的排放，而新能源汽车的性能又不如传统汽车，且成本又高，因此，发展新能源汽车“得不偿失”。这是将发展新能源汽车放在了主要是为解决环保问题的角度认识新能源汽车。

还有一些反对方的观点是：新能源汽车用的电来自燃烧矿物燃料（煤、天然气等），而煤、天然气转化电的效率最高也就在40%，它比汽油机的效率略高，与柴油机相当，因此，发展新能源汽车“得不偿失”。这是将发展新能源汽车放在了主要是为解决能源问题的角度认识新能源汽车。

实际上，除了上述环保和能源两大问题外，还有更深远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发展汽车的目的是什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汽车的追求是什么？我们发展汽车面临的问题除了环境和能源外还有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等等。

汽车为我们人类带来许多快乐，但也带来许多痛苦，如交通事故、堵车等（这里不包括环境和能源问题）。在传统汽车发展的过程中，汽车企业一直在试图缓解上述矛盾，但成效缓慢，原因是它难以与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相匹配。

随着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等领域的发展，智能无人驾驶正向我们走来。它将有效地解决交通事故、堵车等人类社会面临的难题。此外，随着智能区域、智能城市的逐步建立，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将迎来包括智能出行在内的智能生活，这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智能社会中，各类用品都应该是电动化的，它将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等紧密协调，实现其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能源汽车将承担着智能出行平台的重任，在这个平台上将承载各种智能技术，并实现智能社会。因此，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实现智能出行的必由之路。

呼吁建立新能源汽车专属年检制度

蓝皮书指出，应综合研究新能源汽车的社会成本，检测必要性，设定一套新能源汽车专属年检标准和流程。新能源汽车专属年检制度的设定应该秉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非破坏性，二是可重复性。新能源汽车年检可设定基本的物理性检测项目，如外观检查、底盘相应的性能检测等。而对于作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电池和电机的检测，可参考传统燃油汽车的发动机号、VIN码，为电池和电机设定特定的编码。把核对编码的一致性作为车检部门检测的主要内容，并纳入车辆登记证的管理制度中。

电池寿命、防尘性、密封性、涉水能力等检测项目易对电池造成不可恢复性的损坏，增加了检测的专业性难度和检测成本，延长了检测时间。对于电池的单体故障、均衡性、绝缘效果等安全方面的监管，应由企业作为日常事务完成。企业可依托监控平台实时监督电池的安全状态，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从而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年检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车辆的安全保障，其还有助于二手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形成。年检记录、维修记录、行驶里程等参数，均能为二手车交易以及最终的报废处理提供支持。NEVI指数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竞争力改善不明显，企业竞争力与产品竞争力提高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步入发展快车道，一方面，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行业呈现投资热、潜在消费升温；另一方面，电动汽车在实际使用中和极端环境下出现的各种性能问题和安全问题也愈加引发消费者、行业和媒体的关注，亟待进行客观评价和引导。目前，我国尚未发布全方位反映新能源汽车行业和企业竞争力、产品品质、城市环境、使用状况、产业和经济带动效应的评价体系，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关指数更直观和宏观地体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态势。在以往简单地为发布新能源汽车产量和销量数据提供参考额基础上，蓝皮书构建了NEVI指数（New Energy Vehicle Index），以更直观和宏观地体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态势。

1.基础竞争力指数改善不明显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竞争力指数由4个方面的指标综合而成：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能力、产学研合作能力、消费使用环境、新能源汽车发展形态。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竞争力指数排在第五位，综合指数为83，是美国的83%，日本的84.7%，德国的85.6%，韩国的94.3%；分别与上年相差-2.8个、2.6个、-0.7个和0.9个百分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竞争力经过全行业的共同努力，进步明显，但竞争力依旧较弱。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消费使用环境配套不够完善，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竞争力极需提高，必须整合各方力量，形成研发合力，加强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的共性合作，争取实现重大突破，提高整个产业的基础竞争能力，才能与日、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相抗衡。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不断进步，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的日臻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及产品涌入，新能源汽车未来市场份额将逐步提升、产品将日益成熟、私人购买比例将不断增大。

2.企业竞争力指数提高明显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竞争力指数由企业前瞻性投入、自主开发能力、产业化能力三个指标综合加权而成。

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竞争力在5个国家中排名最后，综合指数为85，是日本的85.0%，德国的85.9%，美国的89.5%，韩国的90.4%。分别比上年提高10个、10.9个、10.1个和6.3个百分点。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竞争力排名最后的主要原因是自主开发能力和前瞻性技术投入不足，进一步导致企业产业化能力较差。甚至还有部分企业短期依靠不正当手段来获得财政补贴，并未真正落实新能源汽车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国际巨头企业相比，我国企业成熟车型产品较少、产品性价比低、企业规模偏小，在产品性能、生产一致性、产品质量等方面差距仍然较大。如，把电池组成一个电池包的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空调制热可能影响续航里程20%~40%。单类电动汽车产品仍然无法形成规模效应，50多万辆的产量由无数种车型所构成，单型号车型产量仍然相对较低。

3.产品竞争力指数大幅度提高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指数由整车和动力系统安全及可靠性、价格水平、技术先进性三个方面的指标综合加权而成。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在5个国家中排名最后，综合指数为88，是日本的88.0%，德国的91.7%，美国的91.7%，韩国的96.7%。分别比上年提高7.9个、9.4个、8.2个和6.2个百分点。

与前两年相比，我国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提升幅度较大，特别是续驶里程、百公里电耗、轻量化、动力性及充电时间等关键技术指标都提升明显，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部分产品将动力电池由磷酸铁锂更换为三元电池后整车整备质量大幅减轻15%，能耗水平提升30%，百公里加速时间缩短25%，充电时间也缩短了近1倍，进一步缩小了与国外先进产品的差距。在产品售价方面，虽然我国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优势明显，但与同类型传统车相比补贴前不含税购车售价仍偏高，成本竞争优势不明显，仍需努力降低产品成本。

预计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为75万辆

蓝皮书指出，预计2017年国产新能源汽车销量为75万辆，进口新能源汽车2万辆，综合看有望达到77万辆。

1.新能源汽车规划销量需要可持续增长

根据2012年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2012—2020年）》，2015年累计50万辆目标基本实现，2020年的500万辆保有量和200万辆产销规模目标是有希望完成的。

预测主要考虑结构性的增量，2017年专用车和乘用车保持相对高速增长，客车则相对低迷，形成结构性增量的特征。2017年增加20万辆，2018年增加28万辆，2019年增加40万辆，2020年增加60万辆。考虑后续的企业平均油耗和新能源积分的双积分组合管理办法的影响，需要产销更多新能源汽车来保证达到油耗和新能源汽车积分目标。

2.尼尔森预测中国狭义乘用车销量为51万辆

尼尔森中国汽车市场研究团队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预测的复杂性在于未来政策和产品投放的不确定性、历史销量数据较少且波动大，以及政府采购的商用需求存在不确定性等，因此需要在预测过程中既立足于历史数据，又要对关键变量有全面和合理预期。

预测模型是采用多变量回归模型，判别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关键影响变量及销量贡献度。运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模型建模。采用基于历史数据和用专家观点预估关键变量未来预期值的方法。尼尔森综合预测2017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到51万辆，增速为50%。尼尔森预测没有公布进口和国产的分布，根据北京市场特斯拉销量特征和2017年新能源汽车的小型化趋势，预测国产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为49万辆，进口销量为2万辆，综合销量为51万辆。

3.新能源客车预计销量12万辆

随着2017年补贴退坡变化，2016年末大中客市场销售进入政策退坡前的火爆期。大部分企业2016年末的环比增长好于2015年。与乘用车的稳健增长相对比，客车行业虽在政策退坡前销售压力巨大，但实际销售也不错。

专用车进入目录车型主要是厢式运输车，占绝对比例。而其他的环卫、邮政等真正的特殊专用车实际较少。2017年第3批目录的专用车型的大量推出是重要利好因素。考虑到2016年1~11月没有专用车进入补贴目录，2017年将是专用车接替客车成为暂时增长动力的主要增量支撑。随着新能源专用车的产品实用性不断提升，2017年新能源专用车预计达到14万辆，增长1倍以上。

总之，随着乘用车限购区域容量和客车新能源化发展进入瓶颈期，部分非限购区域将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主要目标市场，由于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低，折旧跌价损失大，入门级新能源乘用车和专用车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结构以纯电动为主，而世界其他国家很多是以插电混动为主的，这会影响到未来新能源乘用车多元化发展趋势，但2017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75万辆是有希望的。

调查显示：较大比例的新能源汽车（NEV）用户家庭为中等收入水平

蓝皮书对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石家庄和临沂新能源汽车用户及家庭特征、用户态度、使用情况及充电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1.家庭年收入

二、三线城市NEV用户家庭年收入多低于20万元，如临沂用户占比约93%、石家庄占比90%、成都占比66%、武汉占比95%。而一线城市家庭年收入则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约有52%的北京NEV用户和55%的上海NEV用户家庭年收入高于20万元。

即使在较高年收入的一线城市，仍约有50%的用户家庭年收入低于20万元，北京、上海中等家庭年收入约为16万元，可以看出有较大比例的新能源汽车用户家庭为中等收入水平。

2.家庭结构

大多数（多于60%）新能源汽车用户家庭为有孩子或即将有孩子家庭，其中约90%的成都和临沂用户家庭结构为有孩子或将要有孩子家庭，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受家庭经济收入影响，成都用户家庭多选PHEV，PHEV空间较大，无里程限制但价格较贵；而临沂家庭多选微型车，行驶、维护成本低，较便宜，但行驶里程小、可代步。

由此可见，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主要为有孩子的家庭，这些家庭因为人口增加或与孩子相关活动（如接送上学放学等）而具有较大的用车需求，尤其在限购城市会因新能源汽车牌照易获得而转向购买新能源汽车；而在二、三线不限购城市由于收入水平限制、新能源汽车享有较多补贴且维护行驶成本较低，用户才选择新能源汽车。

3.新能源汽车为家庭首购车分布

85%的上海NEV是家庭首购车，显著高于其他城市，这与其所购车较大比例为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有关：是家庭首辆车的PHEV占全部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82.7%。61%的北京NEV是家庭首购车，虽然电动汽车具有续驶里程短的弊端，但基于用户机动出行需求，同时新能源汽车在北京享有政策优惠，如较汽油车容易获得车牌，所以部分人选择电动汽车作为家庭首购车。

另外，武汉、石家庄和临沂三个城市NEV为家庭增购车的比例（分别为68%、82%和60%）高于北京、上海和成都（分别为39%、15%和51%），这可能与武汉、石家庄和临沂样本中有较大比例为微型电动车（分别为22%、11%和52%）有关，由于微型电动车行驶里程较短、价格便宜，而成为家庭的增购车。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势头良好、招生数及渗透率稳步提升

市场上诸多私人资本在过去几年通过合办、联办等方式投资设立了高校和专业培训机构，推动民办高等教育市场稳健发展。依据教育部统计，除去还未开设的博士及刚起步的硕士教育，中国民办高校的招生人数及在校人数均有明显的提升，本科及专科的渗透率在2010年至2014年间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其中，民办专科渗透率从20.3%增长到21.1%，招生数增加了16万人。民办本科渗透率从22.2%增长到24.3%，招生数增加了93万人。

来源：中国教育部

民办基础教育正在日益成为教育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民办教育从体制上打破了政府包揽办学的单一模式，市场化的运营更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引入，推动教育产业发展。我国民办基础教育学校数量在过去五年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总数量由2010年的114,398所上升到2014年的154,492所，累计增长了27.4%。同时期，民办基础教育在校生数量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该数值由2010年的2, 916万人上升到2014年的3,715万人。这体现出我国民办基础教育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来源：中国教育部

艺术传媒类专业引领特色化办学潮流

CIC灼识咨询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分析后得出，2014年中国艺术培训行业产值已达到近400亿元人民币，未来将以年均30%左右的增速保持高速增长。

蓝皮书研究项目总监、CIC灼识咨询创始合伙人戴巧灵指出：“考虑到民办高校的办学以及招生自主权正在逐渐放开，侧重差异化的高等教育以及能力培养的特色化办学模式是民办高校主要的转型趋势之一。随着电影、音乐等娱乐产业在中国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选择从事娱乐相关职业，对于艺术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将会持续增加。”

英语、IT、少儿教育成为培训产业的三大支柱

中国教育培训行业在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各类培训机构数量呈快速增长。2014年我国整个教育培训市场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全国有职业技术培训机构13万所，其他民办培训机构21,403所。

目前已经基本成型的细分市场涵盖了语言、IT、管理等大类。其中英语、IT、少儿教育成为培训产业的三大支柱。从培训机构数量上看，语言类培训机构数量最多，有约五万所。其次是IT类，有近四万所培训机构。此外中小学课外辅导类和财务管理类机构数量也较多，分别有近两万所机构。

职业教育地位提升、专业技术人才受追捧

随着本科院校大规模扩招，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日益严峻，而职业学校毕业生稳定的高安置率则越来越受瞩目。据统计，中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9年超过95%，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连续3年超过90%，专业技术人才非常受企业的欢迎。

此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长沙、成都和兰州7个大中城市的女性中展开，涉及城市女性的个人收入满意度、家庭收入满意度、工作满意度、自我身体健康状况评估、对住房及居住环境状况的评价、家务及闲暇时间满意度、社会参与状况、幸福感及年度生活总体评价等方面，经过数据的加权，计算出2016年城市女性生活质量总体评价指数为65.9分。

7个城市中，广州被调查女性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数最高，为70.0分；第二是成都女性（68.3分）；第三是兰州女性（66.7分）。59.8%的被调查女性对2015年的生活表示满意；其中，8.1%的女性表示“非常满意”，51.7%表示“比较满意”。

收入贡献度：女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平均为47.8%

上海被调查女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最高，为52.4%。学历越高的被调查女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越高，其中硕士及以上女性为51.2%，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女性为46.8%。

压力：城市女性工作压力大

被调查女性日均工作时间为8.3小时；上下班通勤时间平均为82分钟；北京女性通勤时间最长，为107分钟。90.5%的被调查女性有工作压力（其中，69.8%的人觉得“压力大”，20.7%觉得“压力小”）。压力的三大来源依次是：“工作任务繁重”（53.4%）、“工作家庭难兼顾”（44.3%）、“职场竞争激烈”（39.4%）。43.9%的被调查女性对工作感到满意，工作满意度分值为67.3分。

房产：六成以上的城市女性名下有房产

63.2%的被调查女性名下有房产，其中，自己有房产的占25.7%，与他人共有房产的占37.4%。50～60岁被调查女性拥有房产的比例最高（82.5%）。

7个城市中，长沙女性拥有房产的比例最高（82.1%）；北京女性拥有房产的比例最低（51.3%）。二三线城市的女性拥有较宽裕和舒适的住房条件。

闲暇时间：“上网/玩游戏/看微信”居首

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平均为2.2小时。城市女性占主流的闲暇活动是：“上网/玩游戏/看微信”（50.8%）、“看电视”（50.4%）、“陪伴孩子”（48.0%）、“做家务”（46.4%）、“阅读/看电影/听音乐/看画展等”（32.8%）等。

微信：人均7个微信群

调查结果显示，使用微信的被调查女性占94.3%，平均每人拥有7个微信群。被调查女性最重视的是“家人亲属群”（31.7%），其他依次是同事群（27.9%）、同学群（20.8%）、妈妈群（11.9%）。

焦虑：“物价上涨，生活成本高”居首

被调查女性最焦虑的事，前三位依次是：“物价上涨生活成本高”（49.0%），“缺乏闲暇时间”（32.3%），“空气和环境污染严重”（30.1%）。

      《2015年中国城市女性消费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被调查女性最大一笔开支用于购买服装服饰的人数最多，已连续10年稳居个人最大一笔开支的第一位。

2016年《女性生活蓝皮书》由中国妇女杂志社、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和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共同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通过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呈现女性生活状况，包括《第11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15年度)》《2015年中国城市女性消费状况调查报告》《中国好家风万户城乡家庭调查报告》《第二次全国家庭教育现状调查报告》《中国女性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关机一小时》，以及有关治理消费环境，促进女性和家庭消费全面发展等方面的文章。

2016年《女性生活蓝皮书》中《2015年中国城市女性消费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被调查女性家庭收入用于消费、储蓄、投资的比例是57：25：18，与上年相比，消费下降4个百分点，储蓄和投资均上升2个百分点。被调查女性最大一笔开支用于购买服装服饰的人数最多，已连续10年稳居个人最大一笔开支的第一位；在家庭消费中，孩子教育的开支最大。旅游持续升温，有77.8%的女性外出旅游。82.2%的女性网购过；网购消费占家庭支出近三分之一。54.3%的被调查者参加了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培训，平均支出为6001元。绿色环保、节俭消费、理性消费等生活消费理念已逐渐深入女性心中。

2016年《女性生活蓝皮书》中《第11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15年度)》显示，2015年被调查女性对生活质量感知良好，总体评价指数为65.9分，比2014年高出2.7分。60.3%的城市女性感到幸福。39.2%的被调查女性收入增加，比2013年(36.1%)高出3.1个百分点；26.3%%的被调查女性对家庭收入表示满意，比上一年高出4.1个百分点。城市女性个人收入平均为7020元；女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平均为47.8%，比上一年高出15.5个百分点。43.9%的女性对工作表示满意；工作使女性“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更充实更精彩”“精神面貌更好，交际圈扩大，人脉更广”“不与社会脱节，有机会发挥潜力实现人生价值”“更自信更受尊重，在家庭中的地位提升”。职业女性面临不同程度的工作压力是普遍现状。59.4%的女性享有“五险一金”。56.8%的被调查女性休了带薪年假。60.3%的女性认为自己健康，超过五成女性的精神状态是“积极向上、开朗乐观”。60.3%的女性感到幸福。94.3%的被调查女性使用微信，平均每人拥有7个微信群。63.2%%的女性名下有房产。对居住环境总体评价分别为63.3分，比上年有所提高。

2016年《女性生活蓝皮书》显示，被调查女性的三大焦虑依次为：“物价上涨生活成本高”“缺乏闲暇时间”“空气和环境污染严重”。女性对消费安全依然信心不足，总体放心度仅为52.4分；89.2%的女性表示个人信息被泄露过；67.6%的女性在网络购物过程中退过货。虽然家长家庭教育观念与行为与时俱进，但也存在问题，父亲在家教中缺位严重；对互联网的熟悉程度，仅有18.3%的父母认为“我跟孩子不相上下”；2/3的父母担心上网影响孩子健康。移动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已经对家庭关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016年《女性生活蓝皮书》预测，城市女性消费预期的五大热点是：“孩子教育”“旅游”“住房相关”“人情往来”“赡养老人”。超过八成的被调查女性及家庭有投资理财计划。为促进旅游消费，被调查女性提出五条建议：“加强监管制止乱收费行为”“强化景区管理提供良好服务使游客花钱物有所值”“景区应有效控制客流量避免拥堵现象确保安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改善旅游环境使旅游消费可持续发展”“恢复‘五一’黄金周”。

2016年6月24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召开“智库讲坛：分层制度下的新三板市场发展与监管”学术研讨会，并发布由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FLR）撰写完成的《金融监管蓝皮书：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6）》。

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是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下设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金融法律、金融监管及金融政策等领域的重要理论和实务问题研究。

自2012年成立以来，研究基地每年公开发布金融监管蓝皮书，该蓝皮书已成为国内金融监管领域权威年度成果。本年度的《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6）》主报告将目光聚焦在新三板市场发展及其监管问题，结合当前最新的分层制度，系统梳理了新三板市场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新三板市场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同时，《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6）》还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及外汇市场的监管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银行同业业务、程序化交易监管、庄闲网络娱乐平台进入 技术应用监管、证券质押困境解决和金融账户实名制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本报告可供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金融业内人士和政策部门参考，也有助于国际学界了解中国金融改革与监管进展。

金融监管框架调整不宜妄动，建议中国采取“三层”+“双峰”模式

针对热议中的金融监管部门的机构调整问题，金融监管蓝皮书首提“三层”+“双峰”模式。

金融监管蓝皮书指出，在2015年年中股市出现大幅波动后，市场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尤其是金融监管协调效率的讨论迅速展开，学者普遍建议应该按照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原则和宏观审慎管理相协调的原则构建与现代金融市场相适应的监管框架，但在关于金融监管如何协调，金融监管架构如何调整等方面众说纷纭。同时，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改革及机构调整的经验和现实结果看，也并未形成一个最优模式或最佳方案。为此，金融监管蓝皮书强调，金融监管框架和机构调整不能盲目的照搬国外模式，更不能妄动，而应结合当前中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及所处发展阶段，采取更加保守和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

具体来看，金融监管蓝皮书建议中国金融监管框架调整实施“四步走”战略。第一步，在坚持分业监管体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及与央行之间的协调，逐步将协调机制进行巩固与完善，并形成法律约束机制；第二步，依托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形成实体性的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监管协调的部门分工与责权利；第三步，授权“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统筹中国金融监管组织框架调整，理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之间的边界，由央行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系统重要性机构及统计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三会”为班底组建一个或两个新的监管部门，负责微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工作，并逐步明确地方政府部门的责任。第四步，最终形成“三层”+“双峰”的监管框架。其中，“三层”是指顶层为金融稳定委员会（或由央行负责），中间层为具体的金融监管机构，底层为相应的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双峰”是指具体的监管职能分为审慎监管机构和行为监管机构。其中，审慎监管机构是由现有“三会”中的具体监管部门组成，而行为监管机构则为独立的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部门。

新三板市场发展要深化“五个注重”

从新三板试点以来，新三板市场发展历经10年时间，新三板扩大至全国亦仅有3年左右的时间，目前，新三板已经成为挂牌公司家数最多的交易所市场。新三板市场的蓬勃发展有利于中小企微企业的融资发展、股份转让、业务升级，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有利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空间巨大，功能强大，作用凸显。

但是，新三板市场出现了诸多发展中的问题。一是新三板的定位在规模迅速膨胀中有所模糊，对于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关注有所淡化。二是新三板市场的股份转让交易不活跃，市场整体流动性不足，结构问题亦凸显。三是新三板的做市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如何通过做市商机制发挥其流动性创造和股份价格发现等功能仍然需要继续完善。四是新三板的投资者适当性问题，降低投资者门槛需要与投资者权益保护、流动性改善等取得动态平衡。五是新三板的转板问题，新三板转板机制尚未明确，使得挂牌企业存在重大的期待，这本质上是不利于新三板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了促进新三板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着力解决新三板存在的诸多问题，监管蓝皮书建议：

一是注重职能定位。回归新三板创立的初衷，致力于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都提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内在关系，要求金融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新三板市场作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证券市场，更需要注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结构转型和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定位。新三板市场要避免成为被部分公司利用的圈钱市场、避免成为存在资产泡沫的市场、避免成为利益输送的市场、避免成为损害众多中小微企业和投资者的市场。

二是注重企业需求。以新三板作为支撑力量之一的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提升将会降低企业的成本。但是，每个企业的情况差异巨大、行业属性迥异，不能以扩大规模为目标而忽视企业真实需求，新三板应该以企业发展为基础，尊重企业自主选择权。新三板市场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机制应该更加注重新三板在企业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中的促进作用。

三是注重流动性提振。新三板缺乏足够的流动性是新三板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全国股转系统应以分层制度和做市商制度为切入点，完善新三板微观交易机制，形成创新层和基础层互动、多重交易方式并存甚至采用竞价交易来提升新三板流动性。同时，更要注重新三板市场的供给需求匹配型建设，分层机制和做市商等制度发挥流动性促进作用是需要扎实的供需匹配基础的，如果一味扩大供给，那么流动性改善将是很难达成的。最后是完善新三板微观结构和交易机制，比如投资者适当性可以适度放低门槛、做市商交易机制可继续完善、报价频率和最小价差等都可以进一步改革。

四是注重退市制度。国内证券市场一直存在饱受诟病的退市制度问题，A股存在一大批的僵尸上市公司，但是，由于其壳资源的稀缺性，经常受到市场的关注甚至爆炒，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的稳定性和投资者的预期。新三板实行的备案制，更应该强化退出机制建设，否则其挂牌公司的规模将迅速膨胀，在分层之后，可能将在基础层形成更大规模的僵尸挂牌公司。新三板市场应该强化市场化规律，以信息披露制度为基础，强化新三板退出机制建设。

最后是注重统筹协调。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是提升直接融资比例，降低企业综合成本，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有效途径。但是，国内存在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和四板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此前还计划推出战略新兴板，较多的板块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但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是以板块多寡来区分的，而是以市场规则、交易机制、投资主体等制度安排差异性来体现。金融监管当局应该注重顶层设计，注重统筹协调，以主板、创业板和新三板的统筹为目标，完善多层次长期股权市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新三板市场“五大问题”亟待解决

新三板市场扩容至全国之后，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经济结构转型、长期股权投资及交易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制，其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但是，由于扩容后的新三板市场发展历程较短，市场核心机制整体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同时，这是一个以备案制为核心的市场体系，给股转系统和相关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管理或监管问题，新三板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着诸多重大的发展中问题。

一是新三板市场的发展定位问题。新三板市场的服务对象是中小微企业，目标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但是，在实践中，从事大额融资的主体很多并非是中小微企业，而是私募股权基金，大部分的中小微挂牌企业在新三板的融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新三板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定位有待进一步强化。

二是新三板市场的流动性问题。作为一个全国性场内交易市场，新三板市场的流动性一直没有充分充裕起来，大部分挂牌企业的股份转让甚至是为零，很大一部分挂牌企业前10大股东的股份占比达到100%，只有个别挂牌企业的交易相对活跃。即使是引入了做市商制度，但是，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仍然匮乏，股份转让功能完善的空间巨大。做市商制度具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比如做市商的资质要求和做市规范等。

三是新三板的分层制度问题。2015年新三板分层制度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布，引入分层制度本质上是为了解决流动性问题，同时孵化培育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创新型企业，将新三板市场建设成为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比肩的证券交易市场。2016年5月27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分层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发布。但是，分层制度的引入是不是能够真正解决流动性问题，是不是能够增加流动性，是不是能够真正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是不是能够进一步完善新三板微观结构，仍然值得观察。

四是新三板市场的转板问题。在《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达到股票上市条件的，可以直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2015年11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应该“坚持新三板独立市场地位”，“新三板挂牌不是上市的过渡安排，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推进向创业板转板试点，探索与区域股权市场的对接机制”。在注册制还没有实施之前，创业板上市是需要发审委审核的，那新三板挂牌到向创业板转板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假定未来能够较快实施注册制，创业板与新三板之间的转板机制又是如何？

最后是投资者适当性问题。新三板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股份转让平台，定位是一个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对于个人投资者设置了500万元的门槛，主要是将大部分中小投资者排除在市场之外，这主要是投资者保护的考虑，确实符合中国资本市场投资的个人投资者专业能力较差、从众心理较重以及风险控制较弱的现实情况。从目前的发展看，如何在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以及投资者适当性、市场流动性等之间保持一个有效的平衡，是新三板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

改善流动性是新三板市场发展最核心的任务

新三板市场扩容至全国之后，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扩容后的新三板市场发展历程较短，市场核心机制整体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同时，这是一个以备案制为核心的市场体系，新三板市场体制机制建设任务较重，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流动性问题及其相关的做市商制度。

作为一个全国性场内交易市场，新三板市场的流动性一直没有充裕起来，大部分挂牌企业的股份转让甚至是为零，很大一部分挂牌企业前10大股东的股份占比达到100%，只有个别挂牌企业的交易相对活跃。新三板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的流动性问题，挂牌企业的股份转让交易寡淡，使得市场的价格发现以及后续的股份转让、融资等功能没能有效凸显。

第一，从股份转让看，股份转让成交的挂牌公司占比较小。截止2016年2月20日，新三板市场成交个股数目为899家，占挂牌家数5742家的15.7%，这意味着大部分的新三板挂牌公司没有股份转让，其市场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第二，新三板市场整体的换手率较低且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问题。一方面，新三板市场的股份转让交投较不活跃，整体换手率较低，2013年、2014年和2015年新三板市场的换手率分别为4.47%、16.67%和53.88%。虽然过去三年整体呈现换手率走高的趋势，但是，2015年换手率高是因为交易结构的原因，即市值占比较大的金融领域挂牌企业的交投较为活跃使得整体换手率走高。

第三，新三板市场股份转让价格波动巨大，其定价功能尚未健全。新三板交易中，由于不设置涨跌幅限制，经常出现交易价格巨幅调整的情况，使得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定价功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新三板市场由于流动性较差，小额小量交易就能使得挂牌企业的价格发生巨幅的波动，这对于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以及交易功能的发挥是极其不利的。

考虑到了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微企业，股本较小，交易有限，市场流动性较差，新三板市场在交易制度中就引入了做市商制度。在运行1年多的基础上，做市商制度为新三板市场的流动性维系、价格发现以及股份转让交易等提供了制度性支撑，为新三板市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但是，做市商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亦逐步显现出来。

一是自有资金。做市商做市服务占用的自有资金，做市服务的供给能力受到自有资金规模的影响。该机制要求做市商以自有资金和挂牌公司和投资者进行交易，为了防范风险和保障收益，做市商要求的折扣率非常大，这对于企业是不利的，同时，该机制直接导致挂牌首日股份转让高溢价问题。

二是价差恰当性。新三板做市商制度中，做市商的利益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利得；二是买进报价和卖出报价的差额。由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较差，做市商的做市成本较高，做市商恰当的选择就是降低股份买进的成本并保持较大的价差水平。做市商制度在价差和收益的束缚下，整体就呈现出了流动性不足的格局，而且将会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流动性枯竭机制，亦使得价格发现功能难以完善。

三是微观结构。第一，在新三板市场中，做市转让挂牌公司的占比仍然较低。截止2016年2月20日，新三板可以做市转让的股票公司占所有挂牌公司的比重约为24%。第二，由于做市转让存在双向交易，而且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做市转让比协议转让的家数要低很多，做市转让的主导性在新三板股份转让中并未凸显。第三，挂牌公司比较倾向于协议转让。协议转让规模较大，交易简单，而且做市转让存在股份占用的问题。最后，做市报价规则对于做市商制度亦有技术性影响。

最后是市场行情对于做市商制度的影响巨大。如果新三板市场一路向好，那做市商最为理性的选择是持有股份，获得资本利得，这比做市服务所获得的收入要更高。以2014年第4季度为例，资本利得是价差收入的130倍；2015年1季度，该比例仍然高达78倍。如新三板市场面临调整或大幅下跌，那做市商的理性选择就是消极报价或降低报价频率。这也使得新三板做市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分层制度是完善流动性的重大探索

新三板分层机制的设计及未来的实施最主要的目标是提高新三板市场的流动性。政策的设计意图是好的。理论上，新三板市场企业多、增长快、类型杂，投资人信息收集成本高。通过市场分层机制的建设，相当于是建立了一种遴选机制，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风险特征的公司进行分类管理，实现制度的差异化安排。分层制度实施以后，创新层和基础层可能会适用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创新层股票公司在治理结构、信息披露、业务发展以及股东股本结构等会提出相对较高的要求。针对治理和信息披露相对规范、盈利规模较大、发展阶段相对成熟、股东相对分散的优先层级的公司，将根据市场发展情况适时推出降低投资人门槛、集合竞价、转板等措施，以提高融资能力和股票流动性。

但是，新三板分层机制对于提高市场流动性、培育创新创业成长型企业、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是不是真能起到主导性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机制设计上，新三板分层机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分层机制最为成熟的纳斯达克市场，但是，其分层机制的形成是市场自下而上引致的。纳斯达克市场2006年创立全球精选市场层，其中很多企业已经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成为了优秀企业，需要采用差异化的安排来适应企业的变化。同时，分层机制的创立也是为了吸引大型创新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其目的是为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竞争。

从流动性改善看，分层机制对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改善有待观察。如果新三板市场的供求匹配存在巨大错配，交易定价机制不合理，市场融资及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不凸显，那么，处于创新层的挂牌公司慢慢地也会被市场的体制机制问题所影响，其流动性亦会慢慢被消蚀，而处于基础层的挂牌公司甚至会慢慢滑入无人问津的底部，成为“僵尸”挂牌企业。分层制度实际上并不带来市场流动性的增加，只是改变了市场流动性的结构。

从交易机制设计上，新三板分层之后是否能够在创新层引入竞价交易体系。如果还是延续做市商制度，那么需要加快解决做市商制度的诸多问题。如果要引入竞价交易体系，那么就要求创新层挂牌企业有很大的投资需求，这个巨大的投资需求应该来自哪里？大部分机构投资者在新三板配置的资产规模可能较小。创业板在风险暴露时刻的流动性就比较差，新三板创新层的流动性整体很难比创业板更好。通过降低投资者标准而提高流动性则不是合适的政策选择。为了适应创新层的发展，交易机制的设计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难题。

新三板改变股权市场“倒三角”结构

2013年以来，随着新三板市场扩容至全国，新三板市场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上市企业最多的场内交易市场。从2006年试点至今，新三板市场发展亦近10年，逐步成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提高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新三板市场的功能不断完善且日益强化。

一是新三板市场的融资功能日益凸显。新三板市场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提供了新的渠道，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中，利用新三板市场的融资机制，不断强化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功能。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新三板市场新增预案增发拟募集资金为3641亿元，期间实施完成募集金额为1555亿元。新三板市场的融资功能逐步凸显，2015年新三板市场的融资规模超过了创业板市场。

二是新三板市场为中小微企业上市及股份转让提供了新的市场机制。长期以来，国内长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不温不火，2009年之后随着创业板的开市，长期股权投资的退出更加顺畅，2013年新三板市场拓展至全国之后，长期股权投资的股份转让、交易及退出增加了新的渠道。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不断完善，使得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空间逐步打开，股权投资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相当于是给长期股权投资、股份转让交易以及整个股权市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市场机制。2013年以来，私募股权（含风险投资）的募集数量和资金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2015年其募集基金只数高达2970只，募集金额达到了7849亿元，预计2016年募集金额将超过1万亿元，这与新三板市场发展及其新的股权退出机制是紧密相关的。

三是新三板市场为中小微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虽然，新三板市场的挂牌标准相对较低，但是，新三板对于公司发展的可持续性、业务发展模式、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仍然具有较高的要求。公司为了满足新三板挂牌要求以及后续的发展、治理和信息披露等标准，将不断地强化业务发展、规范内部经营、完善治理体系、满足会计准则，这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三板试点以来至2016年2月底，11家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为了创业板上市公司或中小板上市公司。

四是新三板市场促进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长期以来，国内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结构性问题凸显和未来发展机制性约束较多，使得其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中缺乏应有的能动性。在经济新常态下，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配置要素资源特别是金融要素资源，应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特别是债权和股权市场。在股权市场上有两个核心的问题：一是中小微企业的股权投资缺乏；二是股权转让市场不发达。新三板市场的蓬勃发展正好契合了中小微企业在股权投资和股权转让的问题，使得我国股票市场能够从之前的“倒三角”架构能够逐步转变为中小微企业为基础的“正三角”结构，并促进长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2015年底，新三板市场挂牌企业达到5179家，为全国挂牌企业规模最大的交易所，其市值高达2.46万亿元。

新三板发展需要强化“四个定位”

从2006年新三板试点以来，新三板的发展就有其特定的历史任务，其定位主要是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的股份转让以及融资发展，其功能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完善直接融资体系，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二是进一步拓展资金融通，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通过新三板市场为中小微企业的直接融资开辟新的市场渠道，可以实行首发融资、定向增发、优先股以及债券融资等。三是构建中小微企业的股权投资和股份转让系统，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为支撑，来促进中小微企业的股份转让，进行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资产重组。四是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通过备案制、做市商制度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将新三板市场建设成为一个以服务中小微企业为目标、以备案制为基础机制、以多种转让方式为渠道、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证券交易体系。

根据新三板市场发展的四个功能目标和近期新三板市场出现的问题，其市场定位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强化：

一是组织定位，是要建立一个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和相对独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市场制度体系，促进挂牌企业的股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转让交易，致力于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致力于促进金融交易所的竞争，致力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二是服务对象定位，主要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企业挂牌的条件相对较低，适应于企业发展初期的特征，同时致力于解决中小微企业在初步发展阶段的融资难题。

三是交易定位，坚持和完善分层制度、主办券商制度和多元化交易机制，主要是公司挂牌、股份转让，并进行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以及资产重组等，亦涉及到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以及一级半市场。

四是规范定位，主要是强化了信息披露制度，通过事中的动态信息披露和监管，以防止新三板备案制和事前监管较弱可能导致的重大投资风险。

“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是互联网金融监管最重要的原则

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不断暴露，金融监管和整治的呼声不断加强，金融监管蓝皮书提出了“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的监管原则。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重点是要积极发挥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积极影响，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以及普惠金融和庄闲游戏app官网 的深入。同时应主动管控创新中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的做法是规范经营行为和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优化行政服务，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行业自律建设。在整个的监管过程中体现出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理念。

实施金融账户实名制迫在眉睫

金融监管蓝皮书指出，中国虽然已有关于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的法规，但还未能对全部金融账户的身份证件进行全面有效的核实。缺乏核实及惩罚措施，金融账户实名制就无法完全落实。多年来一些金融洗钱分子经常利用金融账户实名制核实问题及其他漏洞开立假名、匿名和虚假账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金融监管蓝皮书指出，金融账户实名制是现代金融监管的基础性工作，金融账户实名制一天不彻底落实，潜藏的制度漏洞就可能导致资本外逃、风险底数不清、监管错位等一系列问题。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中央政府进行总体部署、推动部门协作，完善配套法规与技术措施。

银行同业业务的监管方式需要不断创新

蓝皮书指出，伴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爆发式增长，同业业务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和监管当局的关注。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整体增长放缓，但相较银行资产增长仍旧较快，同时，在资本市场波动加大、货币市场基金等金融业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发展表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对监管机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蓝皮书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是建立在分业经营基础上的，本质上是为了绕过各类管制而产生的。目前，同业投资中主要是由信贷业务转化而来的类信贷业务，是典型的非交易型业务，资产非标准化程度高、流动性较差，业务透明度低，潜藏着较大的风险，且对宏观政策调控等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监管。

第一，进一步细化同业业务分类审慎监管。对于同业融资业务，围绕流动性管理的业务本质，加强流动性、资产负债期限匹配等日常流动性管理；对于同业投资业务，加强特定目的载体投资的业务规模、投资期限、基础资产性质、行业分布、不良状况等相关信息披露；对实际承担信用风险的类信贷业务，参照贷款实施五级分类，充分计提拨备；加强特定目的载体投资项下业务品种的集中度管理，防止商业银行过度依赖单一业务；限制特定目的载体内嵌套特定目的载体，缩短特定目的载体投资业务链，降低业务复杂度。

第二，继续稳步推进标准化产品等金融创新步伐。建议进一步完善标准化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丰富银行的融资渠道和投资产品，增加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来源。一方面，可以继续稳妥推进资产证券化等创新步伐；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扩大同业存单试点名单，开发可转让同业存单品种。

第三，加大对同业业务的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力度。建议在明确同业业务会计科目的基础上，根据其业务和资产的实质对其进行进一步划分和界定，并对同业业务的信息披露进行统一要求；建议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部门加强对同业业务，特别是加强同业类信贷业务的现场检查，同时加大对违规同业业务的处罚和问责力度。

第四，加强多监管机构间的协同监管。建议进一步加强监管部门间协同与监管，关注各类业务的功能特征，制定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展开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全面监管，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新的监管套利，扫除监管盲区，及时把控、防范同业业务潜在风险。

第五，对创新类同业业务开展前瞻性监管。对于互联网金融等金融创新与同业业务结合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审慎监管，防止同业业务借道其他渠道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同时做好投资者教育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工作，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投贷联动业务监管要遵循四个基本原则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兴起的商业银行投贷联动业务本质上是以股权投资收益补偿科技创业企业贷款风险损失。作为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融资形式创新，投贷联动是符合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政策要求的积极举措，也是银行业在依法合规前提下试点推进综合化经营，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蓝皮书认为，当前投贷联动的产生和兴起具有经济合理性，要实现安全、稳健发展离不开法律和监管制度安排的必要控制。我国投贷联动业务的实质是商业银行业务最优边界的适度外延，必须把握好效率提升和金融稳定的平衡，既要发挥范围经济和业务协同效应的持久动力，实现金融更有效地为科技创业创新服务，又能防范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和利益冲突。有鉴于此，投贷联动业务发展与监管应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审慎推进原则。从国际实践看，能成功为初创期科技企业提供投贷联动服务的，只是少数具有专属优势的银行。以业界最为著名的美国硅谷银行为例，其成立以来只做四个专长领域的业务，截止2014年末资产规模仅为1000亿元人民币。因此投贷联动市场虽然前景可期，但属于小众市场，当前尤其要避免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论是否具备条件，一哄而上，为此需要严把准入关。

第二，专业经营原则。科技企业的高风险特征决定了科技信贷和投资的专业性，商业银行介入这一领域，在原则上需要建立相对独立的业务系统，推进机制创新，落实专业化经营。因此，《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创新从事科技金融服务的金融组织形式”。

第三，风险补偿原则。投贷联动的核心是将股权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与银行的信贷支持有序对接，并以投资成功后的股权回报或权证增值收入覆盖科技创新型企业的高风险。商业银行资金主要源自存款人，要落实《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原则规定，在投贷联动业务中必须坚持以贷为本，以投补贷，落实风险补偿原则。

第四，风险隔离原则。投贷联动业务本质上是金融体系中两种性质完全不同业务的有机整合，“投”与“贷”其理念、风险偏好、风险水平等截然不同，为了避免银行科技投资与科技信贷之间的风险传染，监管规则应该要求银行建立防火墙，将二者的风险隔离。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5~2016）》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互联网企业将主导中国电影市场

蓝皮书指出，2014年，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已经通过一桩桩的投资与并购案例，让中国电影市场充分领略了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在BAT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下，电影投资方面出现了众筹的新模式，电影发行方面出现了视频网站平台或新媒体的模式，在电影购票方面更是出现了团购和在线选座的新模式。这些新模式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电影产业链，使之与互联网产业链相互结合。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互联网企业势必会逐步渗透到整个电影产业链，甚至可能将中国电影产业与互联网生态体系相互融合，由BAT、乐视、360、小米等企业推出并不断完善的生态体系将逐步吞噬电影产业，使其成为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兴文化消费用户付费意愿增强

蓝皮书指出，传统文化消费和新兴文化消费融合发展是现阶段文化消费的又一个结构性特点。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新兴媒体的发展及其和传统媒体的融合。面对不同的消费方式、消费渠道甚至是全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文化消费领域得到极大扩展。以互联网为例可总结出一些新兴文化消费的特点，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文化消费现阶段的特征。

第一，消费群体年轻化。2013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网民用户规模达6.52亿，年轻人是主要的互联网使用群体。其中，24岁及以下的占31%，25~30岁的占29%，31~35岁的占18%。这种年轻化趋势体现在新兴文化消费的各个领域，主要在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领域，其主要的消费群体都偏年轻化。

第二，学历偏低。新兴文化消费群体的又一大特征是消费者向低学历人群扩散的趋势继续发展。我国互联网网民的学历大多集中在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占33%），本科占23%，大专占20%。在我国移动新闻资讯类应用网民中，毕业于高中/职高/中专/技校的占31%，而我国移动音乐类应用网民毕业于高中/职高/中专/技校的占35%，本科、大专、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总计约占总规模的40%，说明新兴文化消费群体的学历整体偏低。

第三，收入偏低。中国互联网用户收入统计显示，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3%，1000~1999元的占10%，2000~2999元的占20%，3000~3999元的占19%。消费群体主要为中低收入者。中国移动视频应用网民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25%，2000~2999元的占24%。中国移动新闻资讯类应用网民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28%，2000~2999元的占25%。中国移动音乐类应用网民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25%，2000~2999元的占24%。

第四，用户付费意愿增强。随着用户付费意识逐渐增强，政府加大对版权的保护力度，付费用户数量逐渐增多。以网络文学为例，中国网络文学用户愿意付费的比例明显提升，达到28.9%。但是实际上付费用户的比例仍然不足10%，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版权保护环境还有待改善。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可接受的月付费额度也有所提高，尤其是较高额度的月付费用户占比有不同程度的提升。3~10元是用户可接受的主要付费区间，占比接近50%。

“文化走出去”要外宣创新内宣改革

蓝皮书指出，反思近年来我国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时出现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以内宣模式做外宣”的结果，因此现在需要做的是“以外宣创新倒逼内宣改革”，这就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原则为指导，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建设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命题，也是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有效服务于国家对外文化发展战略的关键。什么叫作“文化治理体系”？就是在政府“管文化”和具体文化单位“办文化”之间建立起一个具有协调功能的中间环节——第三部门。这个部门主要由非营利性的专业机构组成，对外可以以民间渠道探讨敏感问题，避免政府直接出面立场过于僵硬的不便，对内可以承接政府相当的管理职能，避免对文化价值做不恰当的是非判断。事实证明，建立“文化治理体系”既是国际上通行的成功的社会参与文化管理形式，也是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构建文化治理体系必将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找到新的突破口，使得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走出一条从“办文化”到“管文化”，又从“管文化”到“治理文化”的新型路径，开辟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全新局面。

文化产业终结”热运行”

蓝皮书指出，2015年1月2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年报，增加值为21351亿元，占GDP的3.63%。其中，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为20081亿元，比上年增加2010亿元，增长11.1%，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1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比上年增长16.5%，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6.8个百分点，2013年文化产业的增速再次明显下降，几乎与同年GDP增速持平。现在看来，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长期地大幅超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增长是一种“非常态”，从我国的实际发展状况看，这种增长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与改革配套出台的鼓励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府提供的“外生动力”。随着改革告一段落，政策效应必将递减，产业发展动力必将从政府转向市场，发展速度必将下降，这种下降就是回归常态。

因此，文化产业走进新阶段的首要特征是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降低非常规的发展速度。

文化产业正越来越融入实体经济

蓝皮书指出，当代文化产业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越来越从传统形态的文化产业发展为新兴文化产业。有两个典型特征日益凸显，即前端越来越强调内容创意，后端越来越从“产品”变为“服务”，融入一系列相关产业，使创意成为国民经济的普遍特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的突出特征是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于是主要的产出越来越转变为对相关产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这使得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越来越与实体经济融为一体，演变为一种以“体验经济”为名的社会经济生活景象。这种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普遍的“互渗”性是文化产业成熟的表现，也是文化产业的常态化标志。

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成熟度低，除了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之外，生产性服务功能较差是一个突出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产业对于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支撑作用。在这里，突出的表现就是适应实体经济需求的“中间产品率”较低，产业关联度较低，带动性较差。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国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鼓励政策连续出台，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融入实体经济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一个突出发展动向。2014年3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是一个新的开端，该文件对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发展、促进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行了系统部署，明确了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建筑业、信息业、旅游业、农业和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创意创业作用已经越来越显示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走上了与市场经济先行国家同样的常态化道路。

6省份文化产业就业超百万人 北京排第七

蓝皮书在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基础之上，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区域结构展开分析，北京、山东、广东、湖南、河南、江浙地区无论是文化企业数、法人单位数，还是年末就业人数，都排在全国前列；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北京6个省市的产出明显较大；而不同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集中度和产出能力的差异也很大。

蓝皮书指出， 2013年末，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湖南、河南是全国6个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超过百万人的省份，依次达到了3741879人、2267728人、1709299人、1587684人、1117868人、1055686人，它们所占全国文化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量的比重则依次为17.54%、10.63%、8.01%、7.44%、5.24%、4.95%，合计所占比重高达53.81%。如果再计入年末从业人员数量排名其后的北京、福建、安徽、上海4个省市，则当年年末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前10个省份合计所占全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的比重高达69.81%。

【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女性占到六成】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我国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占59.16%。年龄主要分布在23岁到33岁之间，占95%。留学回国就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为27.04岁，其中硕士为26.56岁、博士为32.09岁。80.70%的留学回国就业人员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9.49%为博士研究生学历，9.81%具有本科和专科学历。

【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热门学科以管理学、经济学为主】

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管理学、理学、经济学是最为热门学科方向，其次是工学、文学和法学。不同学历背景的人群专业方向存在较大差异，博士学位的主要专业方向有化学、材料、经济学、电子与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而硕士研究生学历人群中，人数比例较高的专业方向为金融、会计、工商管理、管理学和国际商务等。本科和专科的专业构成接近于硕士研究生学历组，主要为工商管理、经济学、会计等。

【回国就业人员中比例最高的留学国家是英美澳】

留学回国就业人群的留学国家较多，按人数比例排列，主要留学国家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乌克兰、新加坡、荷兰和瑞典。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主要留学的国家为美国（28.95%）、日本（12.90%）、英国（9.95%）、法国（6.48%）、德国（5.57%）、韩国（4.91%）、新加坡（4.58%）、澳大利亚（3.60%）和加拿大（2.49%）。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留学英国的人数最多，占42.52%，其次是美国（18.83％）、澳大利亚（10.41%）、法国（4.24%）、韩国（3.26%）、日本（3.04%）、德国（2.40%）、俄罗斯（1.65%）和加拿大（1.19%）。本科和专科学历的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21.27%留学韩国，其次为英国（10.63％）、美国 （9.56%）、 澳大利亚 （8.86%）、 加拿大 （8.54%）、日本 （7.97%）、俄罗斯 （7.72%）、马来西亚 （4.49%）、新西兰 （3.10%）和乌克兰（1.90%）。

【留学回国就业人员平均在国外学习时长达22个月】

留学回国就业人员平均在国外学习的时间为21.47个月。博士研究生所花时间最长，为46.30个月，硕士研究生平均所花时间最短，为16.17个月。本科和专科的平均留学时间为36.62个月。

【留学回国人员在京就业最多的机构是国企】

从北京地区就业落户的留学回国人员就业机构类型数据分析，留学回国人员在京就业的主要机构类型为国有企业（23.85%）和民办企业（19.40%）。其次为外资企业、国家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硕士学历留学回国人员的就业机构类型分布规律和总体分布情况基本一致，但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主要选择大专院校和国家事业单位就业。和前两年情况对比，进入国有企业的人数比例有下降趋势，而进入外资企业的人数比例有所提高。留学回国在京就业人员仍然首先选择北京城区入职，包括海淀、朝阳和西城，直接入职郊县机构的人数比例很小，甚至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回国人员在远郊县入职。和前两年相比，进入北京昌平区的留学回国人员比例有上升趋势。

【近一半留学回国人员倾向在北上广深就职】

参与留学回国意向调查的人员中，接近一半（49.34%）的留学回国人员期望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地区寻找职业发展机会，这个比例比2013年下降了8个百分比。就工作期望的区域来说，75%的受访者愿意在东部沿海城市发展，其次是中部地区（15%）。留学回国人员期望工作的行业主要为金融业（30.01%）、教育（9.88%）、文化（7.8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6.69%）。企业仍为留学回国人员青睐的就职目标机构，有29%的受访者选择了外资企业、20%选择了国有企业、17%选择了民办企业，即三分之二的留学回国人员期望在企业机构入职。其次是事业单位（14%）、高校和科研（11%）。仅3.32%的留学回国人员期望自主创业，但和上一年相比，增加了一个百分点。职业发展空间是所有留学回国人员就业决策过程中考虑最多的因素（68.41%），其次是工作地点（60.20%）和薪酬福利（41.51%）。

2015年11月9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在北京发布。

自2014年以来，政府加强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加快完成从核准制向备案制的转变，提升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便利化，大大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背景下，从政策沟通到设施联通，到货物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领域将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新的国际区域合作的机制和国际合作的平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迎来新一轮的热潮。2014年中国不仅成为国际对外投资的最大吸收国，而且首次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

本报告研究了中国企业2014-2015年对外投资现状与特点，发现民营企业成为“走出去”主力，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集中在中小规模，区位选择也呈现出新趋势等。

蓝皮书预测，未来几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持续快速增长，基于三点原因：第一，国家宏观因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提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基本条件。第二，“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开展，成为“走出去”新载体。第三，全球经济和市场需求的推动影响。

自中国加入WTO，历经15年，中国享受了开放红利，并迎来资本输出的新时代。中国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能够以全球视野整合世界资源，占据全球价值高端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助推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对于我国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希望通过CCG持续的研究和推动，为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便利化，增强海外竞争力，发展培养更多的跨国公司，做合格的全球公民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地区大规模投资增加，建议打造样板工程，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数据，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规模集中在1亿～10亿美元的投资案例数高达407起，其次是10～100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比较多，达到121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领域集中在采矿业、交通运输及制造业，同时，对这些传统行业的投资呈现下降趋势，对基础建设和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的投资有明显的增长。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在发生改变，更有选择地吸收外资，重视提高本国的科技和信息化的发展。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深入推进，各国企业将享受区域开放的红利。

蓝皮书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具备，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如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通过发挥中国与当地开发区和产业园的合作经验，以后的推进建设树立模板。同时，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安排。“一带一路”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

蓝皮书指出，应该利用华侨的天然优势推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途经六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宗教文化各异，民族关系复杂，发展程度不同，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加上这些国家多为小语种国家，在语言上对中国企业构成一大挑战，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经营，将面临严峻考验。要克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当地华侨的力量尤为重要。

民营企业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

蓝皮书指出，受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环境压力等因素影响，中国民营企业近年来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同时，相关部门修改了对外投资审批办法，放宽了对外投资的限制，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积极性。民营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渠道，进行全球采购、生产、销售，积极建立国际产业价值链。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数据库，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比增加295%，相当于2013年的三倍，占当年总投资案例数的69%。从2014年的数据看，中国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主力，这虽然与国有企业反腐、海外资产审查等导致对外拓展步伐放缓等因素有关，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民营企业整体实力的壮大。

从2010年开始，尤其是2012年6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之后，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在数量和金额方面突飞猛进，民营企业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数据库,到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比增加295%，相当于2013年的三倍，占当年总投资案例数的69%。

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无论从投资案例数还是投资规模方面，中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差距较大，尤其在投资规模上不能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但近年来，民营企业投资活动频繁，涉及领域广泛，经过多年的海外市场历练，民营企业增强了自身竞争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早期的获取技术、立足国内市场向发展品牌取得海外销售渠道、获取当地市场转变。从2014年的数据看，中国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主力，这虽然与国有企业反腐、海外资产审查等导致对外拓展步伐放缓等因素有关，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民营企业整体实力的壮大，将掀起中国对外投资的新一轮高潮，迎接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新时代。

蓝皮书指出，同国企海外并购偏好资源领域不同，中国民企的海外投资更加多元化，注重对技术、品牌等的获取。最典型的“蛇吞象”并购案例成为民营企业进入高端产业价值链的主要方式。如联想并购IBM，通过其品牌影响力开拓国际市场；长电科技通过并购全球排名第四的新加坡星科金朋公司，提升自身在全球半导体封装测试行业的领导地位；吉利汽车并购沃尔沃，获得技术的同时也通过其品牌效应塑造自有品牌。目前，吉利首款由国际团队打造的高端、豪华车型“博瑞”已面向全球市场推出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增强了中国消费者对自有品牌的信心。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量保持增长势头，从单一控股向多元化转变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统计数据显示，2002～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案例数为2018起，其中跨国并购案例数为1817宗，占总案例数90%，表明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跨国并购案例数直线上升，2014年创历史新高，达到325起。

跨国并购是企业实现快速发展的捷径，87%的中国企业通过横向并购形成规模经济，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典型案例是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以年销售额13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个人电脑生产企业。5%的企业通过纵向并购完善上下游价值链，获得品牌或技术并进入高端市场。8%的企业通过混合并购整合全球资源，典型案例是复星国际的一系列并购案，进入房地产、医药、体育等不同行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获得全球资源配置的主动权。

同时，由于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或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数据，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总成功率是40%，高于全球25%的平均水平。对并购成败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有前期的并购目标选择、并购后的整合及国际化人才获取等。蓝皮书认为，中国企业应该不断总结经验，重视与当地的专业机构合作，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文化，留住并购企业核心的人才，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数据分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从单一寻求控股转向战略合作。在跨国并购活动中，从2002~2007年，中国企业年均并购案例数在占股30%以下的只有4起，控股投资高达11起。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非控股的并购案例逐年增多，表明中国企业更关注交易双方的业务合作及获得技术、管理、品牌等多元目标的实现，对提升企业竞争力有很好的效果。

复星集团自2011年以来披露股份比重的并购案例数有22起，其中获得30%以下股份的并购案例为7起，其中，2014年3月，复星国际以1.04亿美元收购德国BHF银行19.18%的股份，完成在上海、香港、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五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部署，为复星的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作出了贡献。而上海电气以4亿欧元成功收购意大利燃气轮机生产企业安萨尔多能源公司，主要原因就是获得40%的股权成为产业股东。跨国并购完全控股容易引起工会的负面情绪，同时不能确保获得并购目标的核心技术，因此，如何实现投资后的双方利益最大化是中国企业长期的战略目标。

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活跃，中国企业小规模投资增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整理了中国企业2002～2015年上半年进行的投资案例，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投资规模集中在1亿～10亿美元之间，大约占总投资的63%。其中2014～2015年，民营企业年均投资案例数为256起，是2008～2013年的年均投资案例数的7倍，呈现爆炸式增长。国有大型企业的10亿美元以上的大规模投资有明显下降，可见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活跃导致中国企业小规模投资增多。

同时，1亿～10亿美元的投资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传统行业如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及房地产业，而1亿美元以下的更小规模投资分布在TMT行业，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重视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综合实力。中国企业小规模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及韩国等少数国家，10亿美元以下规模的投资平均比重高达84%。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前十名国家分别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德国、俄罗斯、巴西、韩国。

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比例增长迅速，美国投资位列第一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制造业占总对外投资案例数大约为33%，同比增长14%，投资案例数为160起，其中35起未披露投资交易金额，披露投资交易总金额为329.62亿美元。美国作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中国投资美国的制造业占总投资数量的41%，同比增长24%，中国企业大规模投资美国制造业，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迅速上升，已经接近美国的制造成本，差距缩小到5%以内，促进了中国企业到美国新建工厂。

在众多投资美国制造业的中国企业中，除了中国纱厂外，代表中国制造更高水平的福耀玻璃也在美国积极建厂。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买下原通用汽车公司七年前关闭的厂房，投资建成世界一流的最大的单体生产车间，为美国重要的汽车企业如通用、克莱斯勒等提供高质量的汽车玻璃，使一个一度废弃的社区重新焕发生机。

“集群出海”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方式

蓝皮书指出，随着我国成为净投资输出国地位的确立，规模扩张将让位于质量提升。传统的投资模式需要做出改变，最初的单打独斗、分兵出击等方式在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投资环境时，单靠企业自身能力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集群出海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例如，中国五矿集团携手国新国际和中信金属投资建设的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成为秘鲁投建的最大矿产项目。

目前，我们有大批的优秀民营企业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众多小微企业也在国际化道路上稳步前进，跨国统筹兼并的能力也持续上升。现在，这些小微企业都采取集群式走出去，实现协同发展，企业的效益、风险防控能力得到同步提升。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苏纺纺机联盟（SUTEX），由江苏省纺机协会牵头，无锡丝普兰喷气织机制造有限公司、常州市宏大电气有限公司、无锡新联印染机械有限公司、博路威机械江苏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等5家纺机企业共同发起，其是纺机行业“集群出海”的践行者，充分利用产品差异，实现优势互补，在印度、越南、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塑造了知名度。

蓝皮书认为，中国资本联合出海将有效改善与海外项目对接上长期存在的代沟，帮助更多中国企业家抱团“走出去”，实现全球资产配置。

中国企业投资TMT行业持续大幅上扬，美国仍为首选地

2014年中国TMT行业共发生跨国并购58宗，投资规模为234亿美元，处于所有细分行业之首。TMT行业跨国并购有20起案例发生在美国，金额高达86.4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在游戏业以及半导体方面。其中联想集团、阿里巴巴、中国移动、巨人投资和浦东科投位列投资金额的前5名。同时，阿里巴巴并购案例数多达7起，表现最为活跃，典型的案例是以2.4894亿美元入股新加坡邮政，以2.5亿美元投资美国拼车应用Lyft等。

国家半导体基金拟以7.8亿美元收购新加坡技术半导体公司股份，使半导体在中国TMT行业海外并购中拔得头筹。百度拿出6亿美元与硅谷新兴创业公司Uber进行战略合作，这将对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BAT的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企业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

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房地产市场逐渐回暖，并呈蓬勃发展之势，中国房地产市场受国内宏观调控加剧、土地价格持续走高、消费者观望加重等众多因素影响，房地产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数据库，2013年海外房地产投资金额猛增到219.27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88%，投资案例数创历史新高，达到49起。而2014年投资规模高达398.87亿美元。同时，2015年上半年投资案例数已经接近2014年全年的投资案例数，预计中国房地产企业海外投资将进入全新阶段。

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数据，2014年中国人美国购买了286亿美元的房产，远高于加拿大人的112亿美元，成为美国房产业的最大购买者，同时是出价最高的购买者。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在联合发布的《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超过30%的高净值人士进行境外投资。其中房地产是中国高净值人群的主流投资类别。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为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放宽个人境外投资限制，这将促进投资海外房地产的快速增长。

科技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表现不俗

蓝皮书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新的经济环境。为应对全球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巩固市场地位，企业十分重视在技术上的革新。创新体系尤其是技术创新不仅会使中国企业在国内生机勃勃，也会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推动力，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2014年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排名中，上榜中国公司有8家都是科技企业，均在对外投资中表现不俗，在全球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形成了全球品牌影响力。专利申请量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衡量标准，进入专利申请量前十名的公司，如华为、阿里巴巴、联想集团、腾讯公司、比亚迪等也同样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

以华为公司为例，技术创新为塑造华为品牌形象、提升全球影响力、开拓海外市场做出了贡献。华为十分重视技术创新，研发队伍占员工人数的48%，从1992年开始每年拿出销售额的10%作为研发经费，在全球设立了16个研发中心，为2G、3G作出了重大贡献。2013年，华为向欧洲专利局共申请1077项专利，专利申请数量已跻身欧洲专利局（European PatentOffice，EPO）前十五名，位列第11位。截至2013年底，华为在欧洲的专利数量已达到7300项。华为公司的技术创新造就了其技术优势，技术优势又促进了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进而获得在全球市场上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可以说，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华为公司成功地开拓了全球市场，提升了其竞争力和影响力。

此外，三一重工拥有授权有效专利3310项，凭借自主技术研制的66米泵车、72米泵车和86米泵车，一次次刷新长臂架泵车世界纪录，不断推动“中国制造”向高端迈进。

衡量中国企业海外履行社会责任效果的指标是“获得当地各界的认可”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发现，践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全球化管理的重要因素。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导致中国交建承建的科伦坡港口城被叫停；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被取消等，表面上看这些项目的失败是由政治因素导致，其背后中国企业投资活动的不规范、缺乏与当地社会的沟通和融合成为负面的推动因素。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与完善，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问卷调查与调研，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界与外国企业界、学界在有关中国企业是否已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上存在较大分歧。受调查的中国企业普遍认为自身在东道国已充分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接受调查的海外学者、研究专家、企业家及律师、咨询师等中介服务机构人员则表示，中国企业不太注重自身形象，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调研，海外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上存在以下误区：一是平等与尊重。在非洲等不发达国家，很多中资企业及员工以援助者自居，而不是将企业在该地投资视为一门平等的生意，导致中方管理人员及员工缺乏对当地工人、民众及文化的尊重，招致当地居民反感。二是合规框架下的变通。部分“走出去”中资企业为了获得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支持，目前已基本能在当地法律框架下运营，但部分行业企业，如部分资源开发企业，不严格按照相关规程开发，对当地环境造成隐患，遭到当地环保组织的反对。三是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视为捐钱、捐物等，以保护和尊重职工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而忽略了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中国企业全球化十大风险，海外安全风险居首，应加强对“走出去”的信息支持

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中存在诸多风险，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总结了十大风险，其中海外安全风险不断上升成为最重要的风险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与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海外进行投资和经商旅游。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底，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已达2.6万家，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2014年，中国内地居民年出境人数已达11659万人次。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伴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及出国人员的增多，全球有关中国公民的安全案件也在不断增加，据外交部统计，2014年中国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全年受理的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数量达59526件，涉及中国公民73107人，涉及伤亡1955人 。据统计，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7年来，随着暴力和恐怖主义盛行，全球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世界越来越不安全。根据研究，在全球162个国家中有111个国家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虽然我国相关部门对海外安全做了很多工作，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仍然面临准备不足的困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员工与财产造成潜在影响。相关部门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应完善安全风险应急机制，对于安全事件发生后的善后处理也应建立常态化的机制。

蓝皮书指出，虽然我国外交部在2000年就开始发布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06年发布了中国首部《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商务部2008年开始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这些信息帮助中国企业对东道国进行了解，避免了一些陷阱，但其在时效性、准确性及针对性等方面，有些信息已难以适应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的需要。

根据中国“走出去”信息服务现状，蓝皮书认为，相关部门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对“走出去”的信息支持：一是建立“走出去”数据库，收集各国投资的基本信息，特别是对信息进行提炼和整理，保证信息的权威性、及时性和准确性；二是公开信息，政府所掌握的有关海外投资的信息，除涉及国家机密、企业商业机密的，其余均应作为公共信息，通过一定的途径向有“走出去”需要的企业公开，提高企业及时获取海外投资信息的能力。三是建立海外突发安全事件信息通报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局变化、地缘政治冲突、武装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恐怖袭击与治安犯罪等原因，对在东道国的中国企业员工与财产安全造成潜在影响，政府部门在及时掌握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要对这些安全因素进行评估，并在第一时间通报给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中国企业及员工，帮助企业与人员做出风险判断。

针对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出15点建议

针对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为促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顺利进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1）加快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

标准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手段，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掌握了标准就掌握了国际竞争的话语权。要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促进国内标准的统一与更新升级。目前中国国内标准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等，部分标准较为宽松，与欧美发达国家标准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部分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落后于国际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国家应该推动中国标准的升级，促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二是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政府应加强与国际各标准组织的合作，安排中国员工到各标准组织任职，在国际标准制定中体现中国意志。三是与欧美标准大国合作，开展标准互认工作。欧美国家经济发达，除这些国家本身外，亚、非、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采用欧洲或美国标准，中国应与这些国家的标准委员会合作，拟订标准互认清单，开展标准互认。四是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成为国际标准。通过对外援助、贷款、对外工程承包等附加条件方式把中国标准带出去，形成中国标准的突破。五是通过样板工程推广中国标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是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区域，可以通过在这些国家建立样板项目，建成中国标准的示范工程。此外，国家也要做好中国标准的翻译等服务工作，提供不同语言的中国标准，助力企业“走出去”。

（2）加大金融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

纵观欧美地区对外投资大国海外投资的发展历程，各国的金融政策在促进对外投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虽然我国已出台了很多规定与意见措施，但目前能满足企业对外投资需求的金融政策制度还很不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从四个方面促进中国金融业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一是积极参与推进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构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实现中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二是大力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的便利化，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中国应当首先推进人民币在亚洲的区域化，亚洲的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与存量最大的区域，以亚洲为基础，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有利于促进中国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投资，同时需要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推动人民币参与国际结算，逐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化范围。三是加大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开放力度，建立大型国有银行、中型商业银行与小银行相结合的银行群落，增强银行金融机构对“走出去”企业的信贷支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走出去”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市场化的保险体系，为“走出去”企业保驾护航，提供风险保障。四是建立更多的“走出去”政策性基金，推动国家主权基金、政策性基金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

（3）提升海外投资信息服务水平

虽然我国外交部在2000年就开始发布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06年发布了中国首部《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商务部2008年开始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这些信息帮助中国企业对东道国进行了解，避免了一些陷阱，但其在时效性、准确性及针对性等方面，有些信息已难以适应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的需要。根据中国“走出去”信息服务现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认为，相关部门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对“走出去”的信息支持：一是建立“走出去”数据库，收集各国投资的基本信息，特别是对信息进行提炼和整理，保证信息的权威性、及时性和准确性；二是公开信息，政府所掌握的有关海外投资的信息，除涉及国家机密、企业商业机密的，其余均应作为公共信息，通过一定的途径向有“走出去”需要的企业公开，提高企业及时获取海外投资信息的能力。三是建立海外突发安全事件信息通报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局变化、地缘政治冲突、武装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恐怖袭击与治安犯罪等原因，对在东道国的中国企业员工与财产安全造成潜在影响，政府部门在及时掌握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要对这些安全因素进行评估，并在第一时间通报给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中国企业及员工，帮助企业与人员做出风险判断。

（4）加强“走出去”的领事保护机制建设

海外投资跨越国界，必然引发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利益调整，没有政府的外交推动，很难长期持续发展。尤其是中国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少数西方国家舆论重拾“中国威胁论”，将其视为中国的新一轮扩张战略，这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丰富“经济外交”的内容，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针对中资企业及人员面临的不断上升的海外安全风险，应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保护中国“走出去”企业在海外的合法利益与人员安全：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海外应急及快速反应机制，在国内需要与相关部门理顺关系时分工合作，协调一致，一旦发生涉及中国的海外安全事件，快速启动应急机制，实施救助；在国外，需要与相关国家加强合作，签订安全联动保护的双边协定，为海外应急机制快速发挥效用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加强领事保护能力建设，领事保护主要通过外交协调实现，外交协调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领事保护行动的成败，因此要求提升我们的外交协调能力。另外，领事保护机制应着重风险预警提示，加强对“走出去”企业与人员的指导，要求他们出国后要合规经营，遵守当地法律，加强自我安全保护，尽可能减少需要保护的事件发生。此外，在海外也应建立相应的国际司法合作，一旦领事保护行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就应启动海外司法保护程序，最大限制地保护中国企业与公民的利益与安全。

（5）以企业为主体积极推动海外园区建设

海外园区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群体优势，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在“十三五”时期将有更多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各类性质的园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外园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带动作用，提升海外园区的效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建议：一、发挥海外园区开发建设的企业主体作用，减少海外园区建设的指令性任务，弱化海外园区的政治意义，以市场为导向，以营利为目的，海外园区建不建、怎么建，企业说了算。二、发挥政府在海外园区开发建设中的政策导向作用，对海外园区的整体规划、园区的产业定位等做宏观指向。三、加大对海外园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是加大对海外园区开发建设的资金支持，目前虽然国家对审核批准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海外园区的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政府的补贴远远不够，对于没有通过审核批准的园区，面临的资金压力更大。另一方面对中资企业较为集中的海外园区要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尤其是对于恐怖主义高发、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应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四、加强双边政府间的协作，对于企业自主确定要开发建设的海外园区，政府应通过外交等途径，助推中资企业开发建设的园区与东道国开发计划接驳，协助企业解决海外园区开发建设过程中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不畅的问题。

（6）加强海外宣传，塑造有利于中国“走出去”的舆论环境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在“十三五”时期将加速增长，西方媒体有关中国对外投资的负面解读会增多，这将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产生不良影响。中国应该加强海外宣传，鼓励国内媒体到海外投资，参股海外大型媒体，改变舆论竞争“西强我弱”的态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好服务。目前，受新媒体等的影响，国外传统媒体也正加剧分化重组，日经新闻（NIKKEI）收购金融时报（FT）就是很好的范例，中国国家级媒体也应学习其他国家媒体集团的经验，主动走出去。具体而言，可以设立媒体海外发展基金，鼓励中国媒体到国外进行收购，到海外布局；鼓励企业在东道国成立文化传播基金，集中进行推广，加强对中国企业正面形象宣传；鼓励互联网及新兴媒体企业到海外投资布局，提升中国在全球新媒体领域的话语权；鼓励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改变西方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对中国的认识。

（7）有所为有所不为，规避“走出去”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几乎经过或辐射了世界上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几个地区，一方面，沿线国家本身具有独特的政治、宗教、民族环境，甚至有一些国家国内长期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另一方面，少数国家与中国因地缘关系存在领土利益分歧，当分歧不能被管控在理性磋商的范围内，就容易被激化成不同层级的外交事件，对双边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企业的投资造成影响。如2014年5月越南部分民众对华人企业打砸，2015年菲律宾数次爆发大规模反华游行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国家，都给在这些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针对近年来日趋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以前，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对于政治风险高发国家，要采取灵活措施，规避风险。对于政治非常不安定的国家与地区，可以选择投资回避；对于政治风险相对较高的国家与地区，可考虑在该国与地区周边投资，以商品贸易延伸的方式覆盖；而对政治风险存在高发可能的国家，要注意规避投资回收期限长的项目。

（8）打造样板工程，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

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具备，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如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通过发挥中国与当地开发区和产业园的合作经验，以后的推进建设树立模板。同时，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安排。“一带一路”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

（9）利用华侨的天然优势推进“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沿线途经六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宗教文化各异，民族关系复杂，发展程度不同，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加上这些国家多为小语种国家，在语言上对中国企业构成一大挑战，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经营，将面临严峻考验。要克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当地华侨的力量尤为重要。

从历史上中国移民的走向看，过去华人正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我国海外华侨华人中约有三分之二居住在东南亚，包括印尼、新加坡等国家，这些国家恰恰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近年来，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政治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部分人士积极承担投资经商等经济活动，成为国家“硬实力”的载体，又在无形中不断传播着中华文化，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载体。

（10）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担当。“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具体的、新的全球化的政策和愿景，将帮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50年的发展提供支撑，并对未来的经济走向发挥积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这是中国向世界提供一份公共产品。美国搭建了一个互联网平台——万维网，被全世界采纳和使用。万维网是虚拟的，“一带一路”则提供了一个实体的基础设施网络，是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因此，我们建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形成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意义重大，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者“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11）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智库主要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发展较早，成果斐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发挥思想库作用”，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智库应该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我们认为，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国家较多，各国政府领导人事务繁忙，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深入研究“一带一路”问题，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还不够，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寻求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良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会更明确。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建立一个“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通过智库来探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就曾与印度尼西亚的八个智库做过研讨，印尼作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印尼的智库对“一带一路”怎么看？印尼国家政府与民众怎么看？如何推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都与印尼智库专家做了交流。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很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中国的企业、机构、国民到国外合作需要注意一些政治、经济风险等，智库的研究可以提供指导，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是很强大，“走出去”的基本是中小民营企业，智库可以将它们凝聚起来，并给中央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为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以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12）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人口超过4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3。其中，“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巩固海上货运通道、加强沿海国家经贸合作、推进降低贸易与人口流动壁垒、推进港口城市建设等重要意义。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区内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可以考虑沿线港口与城市联盟合作模式，以新加坡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者城市的经贸和港口合作需求为出发点，以国际海运航线为纽带，对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区内港口城市建立的友好城市中的港口城市，以及沿海港口航线到达的国家和港口为起步，整合沿线港口资源，发起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要通道和通往亚洲、欧洲、美洲的必要门户，港口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重大，同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也认为，港口需要加强软件能力的建设，要重点发展服务功能。

（13）推动海外先进制造技术并购，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分析了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收录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制造业的对外投资事件为176起，披露的投资金额为194亿美元，与2013年相比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从规模上看远远小于能源领域的对外投资。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水平与我国的经济规模极不相称。2015年，我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根据目前我国制造业技术落后，研发能力薄弱，对国外技术依赖性强，与国外制造业水平差距大，被动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现状，我们认为，要提升中国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研发与生产水平，推动制造业海外并购无疑是一条可行的捷径。中国应当鼓励企业对海外先进制造技术实施并购，甚至通过二级市场或者其他形式对优秀制造企业实施并购，以充实我国企业的技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供好的服务。

（14）加快国际化人才的开发和利用

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除进行长期的教育培养外，整合人才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好已有的国际人才，是短期内解决我国企业国际化人才缺乏问题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我们建议参考以下途径开发和利用国际化人才，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一是充分发挥中国前外交官和商务参赞的作用；二是加大使用海外华侨华人的网络力量；三是充分利用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资源；四是充分利用外国在华留学的优秀人才；五是用好曾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优秀人才；六是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本土化”人才战略；七是加大全球招聘的力度，提高管理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八是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吸引海外研发人才。通过这些措施，来加快我国国际化人才的开发和利用。

（15）加强海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截至2014年年底，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约占总资产的12.1%，境外资产总额近4.7万亿。然而近年来，央企海外资产流失亏损事件频出，如中石油腐败窝案的落马者也频频涉及海外资产流失。这背后反映出国企在境外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较多，相关部委也出台了较多的方案措施。

自2011年以来，国资委先后发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管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但这些办法主要针对中央企业，对于大量的国有非中央企业仍无有力约束。因此，有关部门应科学界定海外国有资产的范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惩处力度。

2015中国企业全球化十大领军人物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马云 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曹德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任正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杨元庆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郭广昌复星集团有限公司

马化腾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陈峰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李书福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张玉良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全球化十大影响力企业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

2015中国文化软实力“走出去”十强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凤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

山东鲁能体育文化公司

北京四达时代集团公司

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一带一路”十大先锋企业

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全球化十大并购企业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由于不同行业工作性质各异。一些特殊行业也表现出超高的性福指数。而在“中国职场性福之最”板块中，医疗行业男性单次性爱时长超过30分钟的高达25%，四级硬度人群高达77%。堪称职场性福典范。而汽车行业男性勃起硬度处于较低水准的一级、二级竟高达41%，堪称职场性福“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