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奥密克戎毒株的快速传播，全球新冠感染率飙升。发达经济体和越来越多的EMDE已经为其大部分人口接种了疫苗。但是，尽管疫苗覆盖面扩大，但一些国家最近被迫重新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以减轻其卫生系统面临的巨大压力。世界各地的疫苗覆盖率仍然非常不平衡，并且在低收入国家（LIC）中一直受到限制。按照最近的疫苗接种率，到2023年底只有约1/3的低收入国家人口接种一剂疫苗。

最近的数据表明全球增长稳健但放缓。2021年与德尔塔毒株相关的感染激增削弱了消费者的需求，但程度比前几波要有限得多。持续的供应瓶颈给全球生产和贸易带来压力。在发达经济体，高疫苗接种率和可观的财政支持有助于缓解疫情对经济的一些不利影响。但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政策支持减弱和融资条件收紧，复苏步伐进一步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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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tias-ub.com/archives/1346608.html Mon, 22 Nov 2021 10:01:58 +0000 //www.otias-ub.com/?p=1346608 贸易历来是亚洲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强大驱动力，但近年来，各方减少贸易壁垒的势头有所放缓。

尽管亚洲贸易活动的关税壁垒总体较低，但一项非关税壁垒的新指标显示，许多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非关税壁垒依然很高。不同于关税，这些非关税壁垒包括会引起摩擦的政策，如许可证要求，或是针对贸易、支付或汇兑的限制措施。

IMF《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中详细阐述的一项近期研究指出，降低非关税壁垒可使该地区GDP增长约1.6%，这可能弥补疫情的预期长期创伤影响的四分之一左右。IMF预测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24年的GDP将比危机前的趋势值低6%，相当于每年减少约1万亿美元——鉴于此，上述研究结果的意义更加深远。

贸易壁垒

为了更好理解，不妨考虑该地区跨境贸易活动的历史。近几十年来，亚洲GDP的强劲增长都伴随着贸易开放指标的稳步上升——例如，这些指标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与GDP之比，以及上升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然而，近年来贸易开放进程已经停滞，这表明亚洲传统的增长引擎甚至在疫情暴发前就已开始放缓。

与此同时，改革进程也有所放缓。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亚洲的平均关税已从超过50%大幅降至个位数，因而几乎没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但关税并非问题的全部。长期以来，非关税壁垒一直被视为贸易面临的重大阻碍，但由于数据有限，要开展具体分析一直都很困难。

为了克服这一限制，货币基金组织即将发表的一份工作文件编制了一份涵盖159个经济体的贸易限制措施的综合指标，最早可追溯到1949年。该指数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兑安排和汇兑限制年报》中所载关于贸易壁垒的详细数据。它反映了各种贸易壁垒，如许可证要求和外汇交易所需的文件。

该指标表明，与过去半个世纪关税的急剧下降相比，非关税壁垒的的降幅较小，且始终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从20世纪60年代到1995年，亚洲的非关税壁垒从近20的最高水平下降到15左右，但此后几乎没有变化。

开放贸易的好处

低收入国家（如尼泊尔、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非关税壁垒通常特别高，而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也有改革的空间。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指数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实证分析表明，降低非关税壁垒可以带来大量的经济效益。非关税壁垒指标的大幅下降（类似于1980年代初斯里兰卡取消其出口许可证、融资和文件要求）可能会在短期内将GDP提高1%左右；五年后，GDP将增长约1.6%。

值得注意的是，取消非关税壁垒带来的改善来自投资和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是直接来自净出口的扩大。这突出了贸易自由化如何通过多种渠道取得进展，并带来了好处，包括专业知识、技术转让和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效率更高的公司。

疫苗接种有助于促进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决策者应该专注于经济改革，以支持经济增长，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长期创伤效应，特别是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这包括采取政策扭转疫情对劳动者教育和技能的负面影响，以及实施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

我们的研究表明，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有助于：

减少货物贸易壁垒：许多亚洲经济体需要进出口许可证，开展外汇业务需提供大量的文件，或限制使用外币。消除这些壁垒可以减少行政管理造成的时滞，并降低国际交易的成本。

减少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正如澳大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采取的行动一样，有很大的空间来缓解对非实物交易（如旅行、航行和咨询、国际转账等）的限制。在服务贸易增长更快的情况下，这些改革可以在未来几年带来更大的好处。

虽然降低贸易壁垒可能有助于增加中期产量，但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分配后果。与改革相关的资源重新分配将产生赢家和输家，而现有的富人群体往往受益更多。因此，在实施贸易改革的同时，必须辅之以减少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政策，包括向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提供财政支持，并开展再培训方案，帮助工人重新就业。

考虑到所有经济体在未来几年都将长期面临疫情的影响，再次促进国际贸易开放的前景是广阔的，值得探讨。消除疫情的长期创伤影响是当务之急，我们的调查表明，降低贸易壁垒将有助于亚洲重新启动其增长引擎。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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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tias-ub.com/archives/1339640.html Sun, 07 Nov 2021 16:58:10 +0000 //www.otias-ub.com/?p=1339640

又到了前瞻来年的时候，中金公司研究部宏观经济、市场策略、固定收益、大宗外汇等总量团队联合20个行业研究团队，将各领域2022年展望报告汇集成册。希望这本约24万字的报告集能起到抛砖引玉、启发投资者思考明年投资机会和风险的作用。

在去年的年度展望报告《虚实收敛》里，我们提出在外生的疫情冲击之后，2021年全球经济将重回内生波动，金融和实体的分化将收敛，需要关注中国的债务可持续性和美国的通胀风险。展望2022年，需要市场关注更多的问题，包括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全球产业链瓶颈、发达国家劳动力供需错配，以及中国需求下行压力、房地产和相关债务风险等，这本报告集系统呈现了中金研究团队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聚焦对明年的经济、政策和市场的含义。

与常见的需求驱动的经济周期不同，这一轮经济波动的背后，有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力量在同时发挥作用，增加了分析问题的难度，尤其是如何区分暂时与持久的因素，很有争议。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联储从强调通胀的“暂时性”，转变为接受“通胀压力持续时间超出预期”的说法。要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需要一个超越短期的锚，形成对未来经济格局大势的判断。其中最关键的是，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对经济运行机制究竟有什么样的持续影响？

本文提出一个视角，从效率来看，全球经济过去40年的“低效时代”正在终结。这里的“低效”评判有两个维度：一是在供给持续过剩的环境下，资源使用的效率降低，就是一般说的粗放经营；另一个是短期看来有效的资源配置长期来看可能无效，突出的例子是自然资源的使用可能增加经济未来面临的约束，比如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在供给约束增加的环境下，未来效率的提升将体现在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上，同时过去低效时代累积的问题需要化解，对宏观环境、经济结构和资产估值有深刻含义。

一、人口老龄化抑制供给扩张

一个低效率使用资源的时代终结了，这不仅体现为自然资源的约束，而且也并非由这次新冠疫情所引发，虽然疫情起到了加速调整的作用。事实上，全球经济供给过剩下降，已经体现在主要经济体人口红利的消退上。人口是一个慢变量，其对经济的影响是超越了短期的周期波动，具有累积效应。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口变动是经济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力。

笔者在2013年出版的《渐行渐远的红利》一书里，详细分析了人口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对未来展望的三个观点：1）中国经济增速进入趋势性放缓阶段；2）结构不平衡有多方面，根本的失衡是贫富差距；3）高储蓄、房地产泡沫和信用扩张联系在一起，是未来5-10年最大的宏观经济风险。在2013年，各界对这三个观点有较大的争议，但现在看来基本符合过去几年的实际情况。这三个视角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口对经济造成的供给约束，尤其是对利率的作用上。

主要经济体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甚至绝对数下降，对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但这本身并不必然改变经济的供求平衡。更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当一个经济体的青壮年（生产者）人数超过老人和小孩（消费者），就带来所谓的人口红利，体现为供给相对需求过剩，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带来低通胀、低利率、风险资产高估值。劳动力供给增加，对工资有抑制作用，收入分配更有利于资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反过来加剧消费不足、供给过剩。

看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出现的时间，日本是在1970年代中，美国和欧洲是1980年代中，中国是1990年代中，共同驱动过去40年全球通胀和利率下行。但是“生产者/消费者”的比例在主要经济体已经达到高峰并开始下行，美国和欧洲的拐点在本世纪头10年，日本更早些，中国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人口红利的高点已经过去，主要经济体面临的供给约束趋势性增加，将带来通胀与利率上升压力。

新冠疫情的冲击可能加速了人口供给约束，这在发达经济体尤其明显。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劳动力短缺，或者说劳动力供需错配突出，尤其在交通运输等技能要求比较低的领域。有一些因素可能是暂时的，比如政府失业补贴、照顾儿童的需要等导致工作意愿下降。但劳动力短缺背后的大逻辑还是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婴儿潮一代处在接近退休的年龄阶段，过去供给过剩的大环境使得这一代人有了较好的退休安排，其累积的资产也处在高估值水平，在疫情冲击下，提前退休的意愿增加。

二、碳中和带来新约束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于2021年10月31日-11月12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这是主要经济体明确宣布碳中和目标之后的第一次峰会，全球关注各国政府促进碳减排的政策措施和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但是就在峰会之前的两个月英国重启煤电厂，中国、印度增加煤炭生产，石油、天然气、煤炭价格大幅上升，多国遇到缺电、缺气问题。这是不是旧经济的报复？如何理解绿色转型对经济的含义？

今年的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背后有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因素。疫情冲击下，消费需求从服务向商品转换，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刺激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降反升，这都导致商品需求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低增长，投资持续处于不足状态。随着基础设施老化和投资放缓，传统经济生产和供应大宗商品的能力下降。近几年全球ESG投资越来越重要，尤其绿色转型相关投资占比上升较快，加剧了传统经济投资不足的问题。

近期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尤其能源价格上升，是不是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开启？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一般是指持续的强劲需求导致价格上升，但供给的弹性在短期受限，因为投资增加产能需要时间，供给增长慢，导致价格在相当长的时间趋势性上升。伴随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是经济的较强劲增长，上一次超级周期是本世纪初的几年，大宗商品需求背后是中国强劲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

这次有什么不同？这次有一个转向使用新能源的长期约束。高价格在短期看有利于化石能源的投资者和生产者，但其价格越高、持续时间越长，越能促进新能源的投资和能源使用的转型，最终会降低化石能源的需求，这样的预期反过来会限制当前对化石能源的投资，难以有效缓解短期的供给不足。例如，大型油气公司增加传统投资的意愿可能有限，因为股东担心新建产能的生命周期比较短，更倾向于投资在新能源领域。

另一方面，新能源的产能增长受技术进步的限制，在一段时间可能出现化石能源生产下降、清洁能源供给不足的青黄不接状况。更深层的问题是快速扩张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同时，没有充分重视新能源的不稳定性，相关基础设施尚有待完善。能源安全与稳定是公共品，私人机构难以提供。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提供拨备以维护金融稳定，也可以要求能源提供商为最坏情形做好准备，这意味增加储能等辅助服务投资，增加能源转型成本。

碳减排、碳中和要求化石能源的使用减少，如果替代能源不到位，化石能源供不应求，对经济来讲是滞胀的效果, 即经济运行的成本上升，同时实际收入下降带来需求下降。面临碳中和的约束，和过去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不一样, 传统的化石能源将呈现量缩价升的趋势，同时带有鲜明的相对价格调整特征，也就是能源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上升，包括碳的使用成本（碳税或者碳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上升。

在今年8月出版的《碳中和经济学—新约束下的宏观和行业分析》一书中，我们提出未来碳中和的三个可能情形：第一、碳中和的努力没有成功，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损害；第二、碳中和目标主要靠增加能源使用成本实现，全球经济在长时间面临滞胀压力；第三、公共政策包括国际合作促进技术和社会治理创新，碳中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人类享受更高水平、更健康的生活。科技创新是关键，但技术进步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化石能源使用成本上升是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投入的重要驱动力。

三、产业链重组增加成本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很大冲击。从汽油、天然气、到煤炭，从玩具、家具、到芯片，从厨师、码头装卸工、到卡车司机，世界多地出现供不应求的问题。供给冲击每年都会发生，洪灾、地震可能导致某一地区的生产暂停，但这次是在全球范围内，不仅生产而且运输物流也受到严重影响，港口大堵塞、海运费大幅上升，可以说是一代人才见到一次的供给冲击。

过去几十年全球产业链的节点分工越来越细化和分散，而单个节点的生产与供给则日益集中。在运营顺畅的情况下，这提升了整体效率，降低了成本，全球消费者受益。疫情冲击下，一些节点的生产或者不同节点之间的运输出现问题，拖累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芯片短缺影响汽车生产）。产业链一环套一环，是一个循环体系，一个环节出问题会冲击其他本来正常的环节，也就是说产业链分工会放大初始的冲击，而整个链条的韧性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有多稳健。

展望未来，供给冲击是疫情导致的暂时现象，还是全球产业链结构调整的开始？直观来看，人们很容易按照过去的经验线性外推，疫情消退后生产和物流恢复正常，供给的问题是暂时的。尤其对中国来讲，因为控制疫情比其他国家有效，生产受到的影响较小，替代效应使得中国的出口强劲，可能造成这种错觉。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也使得人们可能更关注地缘政治的因素，而对经济的内在逻辑重视不足。

现在全球范围内政府和业界在反思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可能有深远的影响。产业链安全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指的是产成品生产和供给的集中度，全球形成了三大产成品生产中心，中国、德国和美国，中国是最大的产成品出口国，非中心经济体由此产生对中心过度依赖的担忧。纵向是上下游的关系，具有自然资源和不可替代技术的国家处在上游，中国等处在下游的经济体会担心被卡脖子。横向和纵向都是全球产业链分工以效率为导向的结果，全球都享受了规模经济带来成本下降，消费者福利提升。但疫情的冲击，叠加地缘政治问题，凸显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

如何增加供应的稳定性，有三个可能的方式：一是增加库存，为自然灾害和不可预见的冲击提供回旋余地；二是分散供应商，降低供应来源的集中度；三是制造业回流（美国）、自主创新（中国）。但经济结构和自然资源形成的路径依赖意味自主创新、制造业回流和供应源分散并不容易，过去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供应关系的维护都有路径依赖，改变现有的结构意味着成本增加。

成本增加可能导致私人机构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调整，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上升。产业政策有一个新的维度，即重视系统的稳定性，着力点在于加强国内和地区的生产网络，降低对外部的依赖。欧洲在增加对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在设计和制造环节增加政府的资金投入。美国总统任命的工作小组在今年6月发布了对美国供应链脆弱性的评估，聚焦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原材料、药物及药物活性成分四个方面。

全球产业链的韧性增加不仅体现在不同环节的冗余增加，还有环节本身的重组，这些都意味着稳定性增加的背后是成本上升。表面看，是以牺牲一定的效率换取稳定性的提升。事实上，拉长时间维度看，一些短期看来有效的安排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一个例子是低库存提升效率，但脆弱性增加，遇到突发冲击时可能造成更大损失。关键问题是商业模式出了问题，过度追求短期效率，降低短期成本，实际上是损害了长期效率。

一个可比的例子是金融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主流的观点是金融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提升经济的运行效率，金融衍生工具有助于经济主体分散和管理风险，提升了整个体系的韧性。金融危机后，各国加强金融监管，不仅体现在资本金增加，还体现在业务范围的界定和规制，虽然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运行成本，但降低了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对整个系统和个体机构来讲都是中长期更有效的机制安排。

四、金融周期损害效率的作用将下降

展望2022年经济形势，在供给约束之外，市场还关注房地产和相关债务风险问题。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不仅影响明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也是我们看经济中长期供需平衡问题的重要视角。金融具有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房地产是重要的信贷抵押品，房地产价格和银行信贷相互促进，加上政府对银行的显性和隐性担保，市场纪律约束短期内难以发挥作用，直到资产泡沫和债务难以为继，出现剧烈的调整。

一个金融周期持续15-20年，而一般的经济周期只有几年时间。自1980年代金融自由化以来，传统经济周期波动特征越来越弱，金融周期成为驱动经济波动的主要力量。过去40年，美国经历3个金融周期，第一个金融周期顶部的标志是1989-90年的储贷危机，第二个金融周期顶部的标志是2007-08年的次贷危机，第三个金融周期的上行自2013年开始，何时是顶部有待观察。

这三轮金融周期的一个特征是平均的通胀和利率水平逐次下降，经济的供给过剩加剧。原因何在？供给过剩除了得益于上述的人口红利和全球产业链分工，金融周期通过抑制需求加剧了供需失衡，是低通胀的一个驱动力量。具体来讲，信贷不仅支持实体需求，也可购买二手资产尤其房地产，信贷驱动的货币扩张不一定增加实体需求，而是促进资产价格上升。同时，信贷扩张带来企业与家庭部门的债务增长，债务偿还负担抑制消费和实体投资需求。再次，金融总体来讲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信贷往往需要抵押品，信贷扩张让既有的财富占有者受益更多，加大贫富分化，进而降低平均的消费率。

过去10年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后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的顺周期性有所下降，美国这一轮金融周期上行期的信贷扩张比上一轮温和，家庭部门经历了持续的去杠杆。更重要的是，疫情冲击下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叠加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美国M2在2020年增长了约四分之一，其中约一半来自财政扩张，增加了私人部门的净资产，提振了消费需求，是通胀上升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中国处在第一个金融周期，以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贷大扩张为起点，房地产和信贷扩张相辅相成，房地产泡沫成为突出问题。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监管加强，“房住不炒”的理念逐渐体现在宏观和结构性政策上，开启了金融周期下半场的调整。在应对疫情冲击的特殊政策之后，监管机构重新规范房地产融资，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房地产市场明显降温。

总之，在金融监管加强、政策更加重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促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和信贷的扩张动能下降。中国金融周期的下半场调整可能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近期房地产企业相关债务风险的暴露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笔者在2017年出版的《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一书里提出，在金融周期下半场，宏观政策组合大势是 “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有助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有利于降低收入分配差距，促进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应该说，金融周期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坏情形正在过去。

五、滞胀的经济逻辑

以上描述了导致供给约束增加的三个因素，人口老龄化、碳中和、全球产业链重组。和一般的局部性供给冲击，比如地震、洪水不同，虽然人口老龄化主要涉及发达国家和中国，但老龄化国家占全球经济的大部分。新冠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也具有全局性的特征，但毕竟是短期的，而人口老龄化、绿色转型是未来几十年的约束。如何理解这些供给侧的长期力量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

和过去几十年比较，最重要的影响在于生产要素粗放使用和资源浪费的空间变小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低效时代结束了。同时，未来的经济机制并不会和过去完全切割，很多经济活动仍有路径依赖，短期静态的高效率所隐含的长期动态低效率需要逐步消化，比如环境污染、碳排放带来的气候变暖、养老问题。

在调整的过程中，最直观的结果是生产要素和经济运行的成本增加，工资上升、能源价格上升、生产运输成本上升。这对经济增长和物价带来什么影响？首先，本质上讲这些是相对价格变动，供给不足的生产要素或商品相对于其它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有一个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的含义。其次，供给减少意味着整体经济的实际收入减少，对总需求是负面的影响，导致其它商品价格下降。两者结合起来看，效果是经济增速下行、物价总水平不变。

现实中，为应对供给冲击对需求的影响，宏观政策会有所反应以支持总需求。假设总需求的下降被政策行为完全抵消，则经济增长不变，物价总水平上升。在供给约束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在需求端的逆周期调节空间有限，需要在增长和通胀之间平衡，这就是所谓的滞胀问题。

滞胀压力对经济政策带来两个挑战。首先，从根本来讲，缓解供给约束要在供给端下功夫，促进生育率回升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即使生育率回升，育儿负担也将加剧未来20年的供给约束。结构性措施包括减税、改善营商环境，改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提升供给弹性。关键是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生产效率，相关商品比如能源价格上升起到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但科学技术具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要克服个体机构投入不足的问题，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中金公司在2021年9月发布的《创新：不灭的火炬》深度报告里提出，科技创新要求建立政府与市场的伙伴关系，公共政策不仅要引导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在市场机制的设计上也应该以促进创新为导向。从宏观来看，财政政策（包括政策性金融）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不是传统的逆周期调节，而是把降低长期供给约束和对冲短期需求影响结合起来，是动态有效的公共政策。

六、通胀的货币逻辑

滞胀压力的另一个挑战是货币政策。在本轮经济复苏中，为什么全球性供给冲击在美国体现为通胀（一般物价上升）、在中国为CPI/PPI剪刀差扩大（相对价格变化或者说类滞胀）？美国的通胀会不会持续？中国的相对价格上升会不会转化为物价总水平的通胀？关键要看货币政策在不同目标之间的平衡和政策传导机制。

首先，从传导机制来看，要区分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简单来讲，外生货币不是经济体系本身的运行结果，比如财政赤字投放货币。典型的内生货币是信贷，反映经济运行内在动能，包括经济增长、房地产对信贷的需求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外生货币的过度扩张带来的主要问题是通胀，因为外生的货币供给超过了经济内生的货币需求。相比之下，伴随内生货币过度扩张的主要问题是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问题。

2020年，中国主要是通过信贷投放货币，形成的债务负担在今年开始体现出来，对消费和投资形成抑制作用。美国的货币增长速度更快，而且相当部分来自财政投放的外生货币。计算显示，2020年下半年美国M2增速高达25%，其中近半来自财政投放。需要说明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财政对货币投放的贡献也比较大，但主要是救助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等实体部门直接受益有限。相比之下，美国这次的财政扩张直达个人和企业，呈现典型的外生货币特征。

因此，回答上述问题最终还要看货币政策如何在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等目标之间平衡。在金融监管加强的情况下，信贷增长放缓，可能有财政发挥更大作用的内在要求。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极度宽松，长时间利率维持在低水平，甚至央行在市场购买国债来投放货币（量化宽松），一开始量化宽松被认为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现在习以为常，似乎变成常规的政策工具了。不少人指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太宽松了，但忘记了金融监管的加强放慢了信贷扩张速度，私人部门尤其是家庭经历了十多年的去杠杆。这样的政策组合结果是通胀上升但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下降了。

另一个视角是收入分配，工资上升改善收入分配，降低贫富差距，如果这个不利于控制通胀，政策应该如何平衡？控制通胀是否应该以收入差距扩大为代价？传统上，央行需要在通胀和增长（就业）之间平衡，工资上升应该符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就是不带来物价上升。但如果一段时间，工资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上升（美国过去20年的情形），社会是不是应该接受在另一段时间工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下降，通胀上升？

这就是全球央行面临的挑战，在供给约束增加的长期趋势下，政策如何在不同目标之间平衡。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基于金融顺周期的危害和收入差距问题突出，为纠正过去40年累积的问题，全球央行对通胀的容忍度会上升；另一方面，高通胀的危害性有历史教训，央行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货币政策必然有反应，甚至可能出现因为前期的过度容忍导致后期的矫枉过正。结果是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将增加，对大类资产估值有重要含义。

七、资产估值重构

综上所述，随着供给约束的增加，增长和通胀的平衡关系发生变化，同等经济增长带来更高的通胀，或者说把通胀控制在同等水平需要牺牲更多的增长。较高的通胀压力意味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的掣肘增加，金融周期的重要性下降，经济的短周期波动增加，以宏观经济波动下降为特征的“大缓和”时代结束。碳中和是由全球公共政策推动的，长达几十年的经济转型，新增的约束对现有经济系统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尤其值得关注。中长期看大类资产价格，有几个含义。

第一、与过去几十年形成反差，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长期趋势是平均通胀率上升，利率上升。中国的金融周期处在下行调整中，债务风险的暴露和处置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限制利率上升，风险溢价主要影响房地产和相关金融机构。美国的风险资产问题更严重些，利率上升降低风险资产估值，同时，企业盈利波动增加，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补偿。对于估值在高位的美国股市来讲，未来几年的回报已经被严重侵蚀。

第二、为了缓解经济面临的供给约束，资源部门投资需要大幅增加，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转型领域，这要求相关投资的事前回报（股票估值）和事后回报（企业盈利）维持在高水平，以引导资本投入。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与化石能源不同，清洁能源具有制造业属性，依赖技术进步与创新。而且生态领域的创新是通用技术创新，很有可能像蒸汽机、电力的发明一样，成为人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科技变革；（二）不仅清洁能源投资不足，低碳能源投资也不足，例如天然气同等热值的碳排放大约为煤的六成, 化石能源结构需要从煤炭和石油转换到天然气。

第三、考虑到自然资源尤其能源在现代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绿色转型必然带来利益受损者，能源替代、技术进步、消费者习惯改变、经济波动加大，可以想象不少企业，甚至整个行业难以适应这个转型压力。转型必然要求被替代、被淘汰领域的投资的事前和事后回报率下降。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迹象，比如传统汽车相对于电动汽车的反差。

第四、追求最高回报和避免损失的两大动机要求长期资产组合配置相当大的比例在绿色和更广义的自然资源领域。在1970年代的高通胀经济中，聚焦能源和相关资源资产的投资获得超过通胀的正收益，大部分分散投资的资产组合回报率赶不上通胀率。

从长期的资产配置来看，一个基础性问题是碳排放交易及其形成的价格发挥什么作用。全球范围内碳交易市场还在初步发展阶段，随着绿色转型的推进，其重要性将会增加。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形下，实现碳排放下降有两个方式。一个是通过监管要求（比如能耗标准）限制化石能源生产和供给，对减少碳排放有直接的效果，给定经济活动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能源价格上升。价格上升抑制能源需求，直至供求新的平衡点，最终体现为量缩价升。对投资者来讲，价格上升虽然是好事，但投资标的不一定还在缩量后的范围内，由此要求的风险溢价会压低估值。

另一个可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碳价格（比如碳交易市场价格）增加化石能源成本，降低需求，由此带来化石能源价格下降，进而推动化石能源供给下降、碳排放下降。在第二种情形下，碳价格成为一个新生产要素的价格，绿色转型过程中化石能源的“量缩价升”中的价格上升，不是体现在传统能源上，而是在碳价格上。由此，从交易制度设计上应该赋予碳价格多大的金融属性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碳交易价格波动大，则不利于经济主体的经营规划。

总之，人口老龄化、绿色转型、产业链重组、金融监管加强、降低贫富差距会终结全球经济的低效时代，从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成本下降，到注重中长期的可持续性。这几个力量的作用虽并不同步，在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体现，但大方向是一致的。资源配置的动态无效或者低效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不可持续的高估值，这包括没有考虑负外部性的低能源价格，没有考虑养老负担的高资产价格。可持续发展要求享受人口红利的老一代人的财富缩水，体现为金融资产的估值下降，年轻一代的劳动回报（工资）上升。

资源的稀缺性最终将提高其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美国1950-1979年代的人均GDP增速平均水平为2.4%，1980年代至今下降到1.6%。另一方面，美国的人口红利始于1980年代，不能解释其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能是反映生产效率的变化，这和本文强调的动态有效逻辑是一致的。一个低效时代的结束虽然对利益相关方带来不同的影响，过去的受益者可能在未来受损，但社会总体的福利并不一定受损，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困扰全人类的同代人之间、代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将减小。

来自：中金点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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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信贷周四表示，该行预计随着各国逐渐重新开放经济，全球经济增长将在未来几个月加速，导致收入增长和重新招聘的复苏。

瑞信在其2021年下半年的投资展望中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9%，2022年将增长4%。这一增长将由疫苗推广、财政刺激和服务业复苏的扩大带动。

瑞信还表示，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8.2%，美国经济将增长6.9%，欧元区将增长4.2%，除日本外的亚洲地区预计将增长7.5%。

瑞信南亚地区首席投资官雷伊-法里斯（Ray Farris）表示，经济扩张可能会导致全球收益增长大幅复苏，而这将为股市提供动力。

他说：“我们预计股票将成为未来六个月至一年表现出色的资产类别。历史表明，只要盈利继续呈上升趋势，股市就将一路上涨。”“虽然时不时会有调整，但这些调整实际上是机会。”

在股市方面，瑞信表示，其倾向于投资金融和材料等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股票指的是那些基本业务倾向于跟随经济扩张和衰退周期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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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表示，尽管出现复苏，但到今年年底全球产出将比疫情前预测低2%左右。约三分之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损失在2022年之前将难以恢复。在低收入经济体中，疫苗接种滞后，疫情影响导致减贫成果出现倒退，加剧了不安全局势及其他长期存在的挑战。

世行行长马尔帕斯表示，虽然出现令人欢迎的全球复苏迹象，但疫情继续给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贫困和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协调努力，对于加快疫苗分配和减债进程至关重要，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国家。

他指出，随着健康危机逐渐消退，政府决策者需要着手解决疫情的持久性影响，采取措施促进绿色、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增长，与此同时维护宏观经济稳定。

主要经济体强劲回弹

报告表示，在主要经济体中，预计美国今年增长将达到6.8%，反映出大规模财政支持和放松防疫限制措施的影响。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也在企稳回升，但程度稍低。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预计中国今年增长8.5%，反映出被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

展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报告表示，在需求上升和大宗商品涨价的支撑下，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整体增长6%。但是，很多国家的复苏受到疫情卷土重来和疫苗接种进展滞后以及部分国家退出政策支持措施等因素的制约。

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预计这些国家整体的增速将为较为温和的4.4%。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速度在2022年将达到温和的4.7%。即便如此，这些经济体整体增速加快并不足以弥补在2020年经济衰退期间遭受的损失，而2022年产出预计将比疫情前预测低4.1%。

预计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也将低于疫情前水平，预计收入损失将加剧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所遭受的剥夺。早在疫情前，就有预计主要增长驱动因素可能逐渐丧失动力，而这一趋势可能被疫情的疤痕效应所放大。

预计低收入经济体今年的增速将是过去20年来（除2020年外）最慢的，原因之一是疫苗接种进展缓慢。预计低收入经济体在2021年将增长2.9%，2022年逐渐加快至4.7%。预计低收入经济体整体产出水平比疫情前预测低4.9%。

东亚太平洋地区展望

报告表示，该地区增长从 2020 年出现回弹，但各国复苏速度快慢不同。

在中国，新冠病毒病感染率依然很低，而复苏已从公共投资扩大到消费。当局开始将政策重点从支持经济活动转向防控金融稳定风险。

印度尼西亚在初期遭受了程度较浅的产出收缩，但经历了更渐进式的复苏。

在东盟大型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越南的产出增长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在依靠旅游业 的菲律宾，为应对严重疫情而实行了延长严格封闭管理，并遭受了自然灾害，产出比疫情前的水平低 8%。

预计该地区增速在 2021 年将加快至 7.7%，主要反映出中国强劲反弹的影响。在遭遇疫情持续带来的逆风以及旅游业和旅行延迟恢复的情况下，预计该地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 2021 年增长 4.0%。

受到财政和货币支持逐渐减少以及房地产和宏观审慎监管收紧的影响，预计中国 2022 年增速将逐渐放缓至 5.4%。如果不包括中国在内，随着经济复苏得到巩固，预计该地区 2022 年增长将加快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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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tias-ub.com/archives/1257795.html Sun, 06 Jun 2021 21:30:59 +0000 //www.otias-ub.com/?p=125779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日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该报告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8%，2022年将增长4.4%。但报告指出，全球复苏前景仍不平衡，将取决于新冠疫苗接种情况以及公共卫生和财政支持措施的有效性。

报告特别提及，在G20成员国中，中国将继续“突出重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具体来看，2021年中国经济将增长8.5%，2022年将预计增长5.8%，两年的增速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全球经济的前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各经济体的恢复程度不同。在发达经济体中，有效疫苗的逐步推广已经开始允许更多的接触密集型活动逐步重新开放。同时，今年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正在帮助提振需求，减少闲置产能，并降低大流行病造成的巨大的长期创伤的风险。根据目前的计划，2022年的财政支持可能会有所缓和，但信心的提高和公共卫生限制的减少将会鼓励家庭消费。然而，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滞后的疫苗接种部署、新一轮的感染爆发和相关的遏制措施，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压制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政策支持范围有限的地方。

世界经济现在已经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活跃水平，但到2022年底仍将低于疫情前的预期水平。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增长将由美国的强劲上升带动，在2021年上升到5.3%，然后在2022年放缓到3.8%，强劲的个人消费支出有助于确保大多数国家的GDP水平恢复到接近大流行前的预期。中国的经济产出已经达到了疫情前的预期水平，并将在2021年和2022年保持这一轨迹。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印度，相对于大流行前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将仍有很大的缺口，预计只有在病毒的影响消失后才会有强劲的增长。

近几个月出现了投入成本压力增加的迹象，但全世界范围内相当大的闲置产能应能阻止基本通胀率的大幅和持续上升。最近整体通胀率的回升反映了石油和其他商品价格的复苏、航运成本的激增、受冲击行业的价格随着限制的放松而正常化以及税收变化等一次性因素，并应在短期内缓解。由于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和就业率在2022年底之前不太可能达到大流行之前的水平，因此在未来18个月内，对资源的压力将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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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tias-ub.com/archives/1227167.html Wed, 07 Apr 2021 03:34:48 +0000 //www.otias-ub.com/?p=1227167 IMF称全球GDP在2020年录得下滑后将创40年来最大增幅，但GDP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疫情爆发前的预期趋势，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最大。IMF预计，今年全球GDP增速为6%，高于此前预期的5.5%。

但该机构也指出，经济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冠疫苗推广是否成功。疫苗接种方面取得的更大进展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预测，而疫苗无法防御的新变种病毒可能导致增长预期严重降级。

IMF特别提到了央行利率的风险——如果美国利率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一步上升，多速度复苏可能会带来金融风险。这可能导致过高的资产估值，随后迫使金融状况急剧收紧，复苏前景恶化，特别是对一些杠杆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由此，IMF警告，头部央行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时需要提供清晰的沟通。

下面具体来看看这份报告。IMF预计202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增长5.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6.7%。此外，IMF预计：

今年美国GDP增速为6.4%，高于此前预期的5.1%。IMF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指出，美国2022年GDP预测将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今年中国GDP增速为8.4%，高于此前预期的8.1%。戈皮纳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改善主要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善。

将今年欧盟GDP增速预期上调至4%，预计今年英国GDP增速为5.3%，日本GDP增速为3.3%。

经济增速唯一被下调的地区是“东盟五国”，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这五个国家在2021年的整体预期增长从先前的5.2%预测下调至4.9%。

IMF指出，疫情在中后期造成的损失可能要小于金融危机后的损失。另外，与大萧条的影响相比，这次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将遭受更大的打击。

据路透报道，本次会议将讨论为IMF新增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还可能讨论重新分配SDR，藉此支持受困的经济体。讨论议题也将包括债务减免提议，以及协同刺激的相关问题。最后，各国政府与多边组织可能面临减轻贫富国家之间疫苗不均现象的压力。

会议特别提到了增税计划。IMF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需要研究美国总统拜登的企业税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全球最低税率。

法国财长勒梅尔称，一项关于国际税收的全球协议已经触手可及。我们欢迎美国支持最低公司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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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tias-ub.com/archives/1215905.html Fri, 12 Mar 2021 21:00:32 +0000 //www.otias-ub.com/?p=121590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昨日发布了最新的中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GDP增长率为5.5％，2022年为4％。到2021年年中，全球经济产出将超过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即便全球经济前景有所改善，但许多国家的产出和收入到2022年底之前将维持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的预期水平以下。该报告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将增长7.8%，2022年预计将增长4.9%。

根据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复苏在望，但更快、更有效地在全世界推广疫苗接种至关重要，同时要尊重必要的健康和社交隔离措施。近几个月来，许多行业的经济活动都有所回升，并适应了大流行的限制。疫苗的部署虽然不平衡，但最终将获得动力，政府的财政刺激措施（尤其是在美国）可能会极大地促进经济活动。

《中期经济展望》呼吁加大疫苗接种力度，采取更迅速、更有针对性的财政刺激措施，以促进产出和信心，并维持对受疫情严重打击的人和企业的收入支持，同时为可持续复苏奠定基础。“速度是关键”，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说，“没有自满的余地。必须更快地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疫苗。这将需要比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更好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好地向前发展上，为所有人的繁荣和持久复苏奠定基础。”

经合组织预测2021年美国经济增长为6.5%，自12月以来上调超过3个百分点，部分反映了现在计划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与疫苗接种的持续步伐，这也有助于提升全球的产出。在财政刺激水平较低、疫苗推广速度较慢的欧元区，《中期经济展望》认为GDP将增长3.9%，上调0.3个百分点。亚太地区的前景更加光明，多个国家有效控制了疫情，工业活动重获活力。中国今年的GDP增长预计为7.8%；日本为2.7%；韩国为3.3%；澳大利亚为4.5%。拉丁美洲和非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苏可能会比较温和，因为疫苗部署缓慢，额外政策支持的空间有限。

尽管《中期经济展望》称发达经济体的物价压力普遍保持温和，全球经济复苏前景的改善将导致金融市场对通胀率上升的预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几乎所有地区的公共债务水平都急剧上升，但大多数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偿债成本继续得益于极低的利率，从而保护了财政可持续性。

报告称，在经济仍然脆弱并受制于限制措施的情况下，政府为维护就业和企业提供的重要支持应继续保持。需要特别注意支持年轻人和技术水平较低的人，以避免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就业前景造成长期损害的情况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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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tias-ub.com/archives/1172339.html Tue, 16 Feb 2021 22:04:48 +0000 //www.otias-ub.com/?p=1172339 COVID-19对全球经济和商业房地产（CRE）行业的影响使2020年成为最近历史上最难忘的一年。由于广泛的封锁而关闭有形设施，CRE公司需要数字化运营，同时确保员工和居住者的健康和安全，并考虑到租户和最终用户的财务状况。

报告主要发现：

1. COVID-19对全球经济和商业房地产（CRE）行业的空前影响继续挑战着领导者。
2.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租户体验可能成为当务之急。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6%）认为，这种大流行暴露了其组织的数字能力不足。公司可以通过采用结构化方法进行数字转换，加强网络安全性和数据隐私工作，并利用分析来制定数据支持的决策，从而加强运营并与租户建立信任。
3. 大流行正在破坏CRE的价值主张，尤其是对于办公室、零售和酒店而言，大多数CRE公司正在重新评估现有资产组合。CRE公司由于经营基本面疲软而面临成本压力：受访者计划将成本平均降低20%。优化运营成本并使用技术来重新定位空间以及用于设施管理可以提高运营弹性。
4. CRE组织正在感受到当前经济环境的影响—北美受访者中有36%预计明年租金收入将下降20%以上，相比之下欧洲为25%，亚太地区为23%。为了增强财务实力，公司可以专注于增强其资产组合和数字化财务功能。
5. 超过50%的受访者承认，在短期内，员工对重返工作的担忧将阻碍他们在大流行后取得成功的能力。规划和实施人才转型以适应工作的未来，并优先考虑多样性和包容性将提供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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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tias-ub.com/archives/1186347.html Thu, 07 Jan 2021 21:15:06 +0000 //www.otias-ub.com/?p=1186347 世界银行今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指出，如果2021年能实行大规模推广新冠病毒病疫苗接种，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但是，如果决策者不采取果断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和实施促进投资的改革，复苏可能会缓慢乏力。

报告表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在2020年收缩2.6%之后，预计将在2021年增长5%，但中国的增速有望达到7.9%。

疫苗部署与投资至关重要

报告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在2020年萎缩4.3%之后又恢复增长，但新冠病毒病疫情可能长期抑制经济活动和收入增长。短期首要政策重点是控制疫情蔓延并确保快速和广泛地部署疫苗。为支持经济复苏，各国政府还需要促进再投资周期，目的是实现较少依赖政府债务的可持续增长。

报告显示，近期前景仍然高度不确定。在悲观情景下，感染率继续上升，疫苗延迟推出，这可能将2021年的全球增长限制在1.6%。同时，在乐观情景下，疫情得到控制，疫苗接种过程加快，全球增长则可能加速至近5%。

在发达经济体，在感染率回升之后三季度刚刚出现的反弹陷入停滞，显示复苏进程缓慢且充满挑战。

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认为，疫情预计将对全球活动造成长期不利影响。由于许多发达经济体投资不足、就业不足和劳动力下降，有可能导致预期的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进一步加剧。如果以史为鉴，假使决策者不实行全面改革以增强公平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那么全球经济将面临增长率令人失望的十年。

报告呼吁决策者继续维持复苏势头，逐步从收入支持转向促进增长的政策。从长远来看，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以改善卫生和教育服务、数字基础设施、气候韧性和营商及治理实践为目标的政策将有助于减轻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减少贫困和促进共同繁荣。在财政状况薄弱和债务增加的情况下，旨在刺激有机增长的体制改革尤为重要。

某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已使用资产收购计划来应对疫情带来的金融市场压力，这在许多情况下尚属首次。在针对市场失灵时，这些计划在危机初期阶段似乎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但是，在那些持续扩大资产收购并将其看成是为财政赤字融资的经济体，这些计划可能削弱中央银行的运营独立性，冒着货币疲软从而失去通胀预期锚定的风险，并增加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东亚太平洋地区前景展望

在中国经济回升的带动下，预计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将在2021年加速至7.4%。前提是 2021年一季度在主要经济体和较小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先后开展有效的疫苗接种。尽管如此，预计该地区的经济活动水平到 2021年下半年仍将低于疫情前的趋势，这反映出新冠疫情造成的持久性损害。预计投资和生产率仍将处于低迷状态，而且不确定性有可能持续高企。

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速在2021年将攀升至7.9%，反映出被压抑的需求释放和生产及出口恢复速度快于预期。在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尽管各国之间差异显着，但增长将会更延后，预计到 2022 年产出仍将比疫情前的预测低7.5%。

此外，该地区可能会有比目前预期更多的国家在采购和分配方面遇到困难。尽管该地区在疫情暴发时有着比较强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框架，但预计大多数国家将面临财政状况严重恶化和债务增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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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tias-ub.com/archives/1135384.html Mon, 19 Oct 2020 01:00:48 +0000 //www.otias-ub.com/?p=1135384 199IT原创编译

大流行及其限制措施使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2020年上半年，全球产量暴跌，几乎所有国家都陷入衰退。在遏制措施放松之后，经济活动再次回升，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6月以来的最新估计，全球GDP的发展仍将显著低于-4.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展望》预测，2021年全球GDP增长5.4%。总体而言，2021年的GDP将比危机爆发前的预测低6.5个百分点。

2020年8月12日至29日，Ifo研究所对110个国家/地区的950名经济专家进行了调查，以发现大流行对世界各国经济表现的影响

该调查以四月份进行的调查为基础。当时，经济专家预测2020年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GDP都会下降。只有亚洲一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家给出了GDP增长的预测。大多数人曾预计经济复苏阶段将至少持续到2022年。

第二波调查旨在更详细地研究各个国家的恢复过程和持续时间。

结论：复苏之前全球GDP将出现大幅度下滑

经济学家们预计，在全球范围内，GDP将大幅下滑，明年将出现回升，但经济复苏将持续很长时间。 除了对经济活动的这些短期影响之外，专家还假定潜在的GDP也将受到此次危机的负面影响。高度不确定性也决定了专家的期望。引发第二波大流行，这可能导致新的封锁措施对经济复苏产生更严重影响。为了应对危机，专家们认为支持公司的流动性和改善医疗系统是最明智的。

199IT.com原创编译自：IFO 非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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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tias-ub.com/archives/1052758.html Wed, 20 May 2020 09:43:32 +0000 //www.otias-ub.com/?p=1052758

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周二警告称，新冠病毒危机的经济后果将使全球多达6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而目前的恢复努力还不够。

马尔帕斯表示，世行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这将抹掉过去三年针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所做的减贫努力。世行对“极端贫困”的定义是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

马尔帕斯表示，世行将在15个月期间提供1600亿美元的赠款和低息贷款，以帮助贫困国家应对危机。迄今为止，世行已向100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价值55亿美元的疫情紧急援助。14个贫穷国家已经接受了官方免除债务的提议，23个国家将提出免除债务的要求，17个国家正在考虑提出要求。

但马尔帕斯表示：“尽管世行在提供可观资源，但这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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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tias-ub.com/archives/1036571.html Fri, 01 May 2020 22:04:33 +0000 //www.otias-ub.com/?p=103657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2020年4月全球经济概览”。由于COVID-19大流行，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大幅收缩3%，比2008-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严重得多。

假设大流行在2020年下半年消退，限制可以逐步解除，随着经济活动正常化，在政策支持的帮助下，2021年全球经济预计将增长5.8%。

围绕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发展取决于难以预测的相互作用的因素，包括大流行的途径、遏制努力的强度和效率、供应中断的程度、全球金融市场急剧紧缩的影响、消费模式的转变、行为变化、信任效应以及波动的大宗商品价格。

有效的政策对于防止更糟糕的结果至关重要。减少传染和保护生命的必要措施将对经济活动造成短期损失，但也应被视为对长期人类和经济健康的重要投资。当务之急是遏制COVID-19疫情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增加卫生保健支出以加强卫生保健部门的能力和资源，同时采取措施减少传染。

由于疫情对某些行业产生特别严重的冲击，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实施大量有针对性的金融、货币和市场措施，以支持受影响的家庭和企业。这些行动将有助于在整个停摆期间保持经济关系，以及大流行减弱和遏制措施解除后活动能够逐步正常化至关重要。

大型央行最近几周的重要行动包括货币刺激和流动性措施以减轻系统性压力。这些行动支持了人们的信心，并有助于限制冲击的扩大，从而确保经济复苏条件。同步行动可以扩大其对单个经济体的影响，也将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利用货币政策应对国内周期性条件创造空间。监管者还应鼓励银行向陷入困境的家庭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同时保持对信贷风险的透明评估。

强有力的多边合作对于克服大流行的影响至关重要，包括帮助面临卫生和资金双重冲击的财政受限国家，以及向卫生保健系统薄弱的国家输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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