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论经济学几乎不可能不谈到亚当 • 斯密。
我们认为他的许多概念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分工理论和“看不见的手”。但在他当年写作的那个年代，这些想法却是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他不怕突破界限，质疑既定的思维。
他努力思考着如何在那个巨变的时代促进人们福祉与繁荣。当时，工业革命正带来新的技术，它们将引发生产劳动的巨大革命，创造赢家与输家，并潜在地带来一场社会变革。但这场革命的影响如何，在那时并不清晰。例如，《国富论》一书是在詹姆斯 • 瓦特（James Watt）发明蒸汽机的同一年出版的。
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类似的拐点：生成型人工智能这种全新技术可能会以惊人的方式——可能也是以一种涉及我们生死存亡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它甚至可以重新定义何以为“人”。
鉴于亚当 • 斯密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相似之处，我想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今天他还活着，他对这种全新出现的“人造之手”将作何反应？
超越“看不见的手”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想从他最著名的作品《国富论》开始谈起。该著作的一个开创性观点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取决于其民众的生活水平，而民众的生活水平又可以通过促进生产率来提高——这是通过每个劳动者的产出来实现的。鉴于全球生产率增速已经放缓了超过十年并阻碍了生活水平的提升，斯密的这个想法在今天尤其重要。
人工智能当然能帮助扭转这一趋势。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并使劳动者受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实现某些认知型任务的自动化来提高生产率，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更高生产率的任务供人们来完成。随着机器负责处理例行性、重复性的任务，人们就可以花更多时间来从事只有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创造性地开展创新并解决问题。
初步证据表明，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客户服务代表如何与使用了生成型人工智能的对话助手开展合作。人工智能助手会监视客户对话，并建议客服如何回应。研究发现，使用这项技术，效率提高了14%。
有趣的是，较新入职、拥有较低技能的客服的生产率提升幅度最大。为什么会这样？该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传播更有经验、更高效的客服的知识。想象一下，如果每个员工的表现都达到了最佳员工的水平，那么企业的生产率会有多高！
如果这种情况广泛成立，那么其所带来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高盛银行预计，人工智能可以在十年内让全球产出增加7%，即提高约7万亿美元。这超过了印度和英国的经济规模总和。虽然目前还远不能确定我们一定能实现这种重大收益，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实现效率最大化方面，亚当 • 斯密会非常谨慎，防止这只人工智能的“人造之手”被扼杀。
除了提高生产率外，人工智能还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劳动力市场。最近，我们已经看到自动化使“中等技能”岗位出现了损失，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两极分化，造成了大量的高薪和低薪工作。文献表明，人工智能对各个职业和行业的影响可能与之前的自动化浪潮有所不同。最近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可以给高薪工作的工资带来下行压力，从而减少就业市场的两极分化。一些研究显示，人工智能的采用可以促进企业结构的扁平化，其会增加初级职位的劳动者数量，减少中层管理人员和高级职位的数量。受影响工作岗位的数量可能是巨大的——一些研究人员估计，有三分之二的美国职业可能很容易受到某种形式的自动化的影响。
那么，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净影响如何？我们并不能保证人工智能一定会使人类受益，也不能确定赢家的收益足以弥补输家的损失。正如经济学家达龙 •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所指出，人工智能很可能只是取代人类的工作，而不会创造出新的、效率更高的工作供劳动者从事。
因此，尽管人工智能极具潜力，但我们需要考虑它可能对就业产生的广泛负面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鉴于个体的福祉和普通劳动者的困顿是亚当 • 斯密大部分思想的基础，以上问题肯定会让他备受困扰。斯密感兴趣的是发展出一种使所有人受益的经济，而不仅仅是惠及少数人。在《国富论》一书中，他批评了重商主义贸易体系——在该体系下，英国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扩大出口，且有太多市场力量集中在被赋予贸易垄断权的企业手中。
如今，开发人工智能工具的组件市场高度集中。例如，在最适于人工智能应用的硅芯片市场上，仅有一家企业占据着主导地位。许多人工智能模型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和大量的数据——它们是模型训练生成“智能”的源泉所在。确切地说，开源程序人员的确已经展现出了自己设计人工智能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但只有少数大公司可能拥有在未来开发高端模型的计算和数据能力。
虽然斯密会对全球化经济中如此强大技术的出现感到印象深刻，但他也可能意识到：仅靠“看不见的手”可能并不足以确保社会的广泛利益。事实上，在从金融业到制造业的诸多领域，“看不见的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足以确保社会的广泛利益。
监管的新方法
这就引出了我想强调的一点——我们迫切需要健全、明智的监管法规，确保人工智能被用来造福社会。其中一个挑战是：人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工智能系统的判断。人工智能依赖现有数据，因此它可能会重复数据中存在的偏差。一些模型已经显示出了自信捍卫虚假信息的倾向——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工智能的“幻觉”。如果我们在医药和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将控制权交给人工智能，风险可能十分严重，甚至会威胁我们的生死存亡。
当谈到人工智能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新的规则：我们需要认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游戏。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需要在公共政策领域使用一种全新的做法。
欧盟提出的新立法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按风险级别对人工智能进行了分类。风险最高的系统将被禁止。这将包括根据社会规则遵循程度对民众进行排名（即“社会评分”）的政府系统。第二高风险水平的系统将接受严格的监管，其需符合透明度和人工监督方面的要求。
除了直接监管人工智能系统之外，我们还必须准备应对人工智能对我们经济社会产生的更广泛影响。鉴于大范围失业的威胁，政府必须建立灵活的社会安全网，为下岗人员提供帮助；同时，还应出台劳动力市场政策，帮助劳动者保留在市场之中。当局还应仔细评估税收政策，确保税收制度不会偏袒不加区分而替代劳动力的做法。
对教育系统进行妥善调整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让下一代劳动者做好操作这些新技术的准备，并为现有劳动者持续提供培训机会。对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专业人士的需求可能会增长。但文科教育——其教会学生如何思考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并通过借鉴众多学科来思索这些问题——的价值也可能会增加。
显然，我们需要在监管方面开展国际协调，因为人工智能是跨国界运作的。因此，令人欣喜的是七国集团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研究人工智能。最后，我们需要一套真正的全球规则。考虑到技术正飞速发展，迅速行动至关重要。
重新定义何以为“人”
尽管如此，要从亚当 • 斯密的角度真正考虑人工智能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
斯密探讨了是什么使我们能够按道德行事。在他看来，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共情”的能力：我们可以想象彼此的快乐和痛苦，而结果是，我们也会收敛自身的“激情”，学会文明地对待他人。而这使我们能够建立、维持一个基于规则的社会。
但若将人工智加入其中，会发生什么？当然，人工智能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在手机上打字时，它会完成我们的句子；它还会推荐我们看什么视频。
最新一波生成型人工智能技术的非凡之处在于，它能梳理大量知识，并将其提炼成一组令人信服的信息。人工智能不仅能快速思考和学习，现在也会像我们一样说话。
目前还不清楚人工智能是否会进化到可被称为“真正有知觉”的程度。但是，如果它已经可以复制人类的语言，它仍可能很难理解其中的区别。这样，亚当 • 斯密概念的社会粘合剂——也即富有同情心的人们以妥协的精神进行互动——就开始瓦解了。
这让尤瓦尔 • 赫拉利（Yuval Harari）等学者深感不安。赫拉利认为，通过掌握语言，人工智能可以与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利用“虚假的亲密关系”来影响我们的观点和世界观。而这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它甚至可能破坏我们对人类文明的基本理解——因为从宗教到国家，我们所有这些文化规范都是基于公认的社会叙事。
即使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先驱，也对其给人们带来的关乎存亡的风险持谨慎态度。就在上周，超过350位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军人物签署了一份声明， 呼吁全球将降低人工智能造成人类“灭绝”的风险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其中，他们将人工智能的风险与大流行病和核战争相提并论。
亚当 • 斯密大部分工作的基础都是“信息在社会中的有效传播”。市场通过价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发出信号。人类从彼此身上获取情感线索，使他们能够文明行事。但人工智能可以严重破坏这些信息的完整性以及其对社会的巨大收益。
斯密无疑会对人工智能“幻觉”软件传播虚假新闻、加深社会分歧的可能性感到困扰。因此，他很有可能支持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护消费者隐私和限制散播虚假信息的规则。
结论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这场辩论正在进行中，我并不拥有所有的答案。我已经指出了围绕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可如何以亚当 • 斯密的思想理念为指导、帮助我们指引前方的道路。
人工智能可能像亚当 • 斯密时代的工业革命一样具有破坏性。我们需要谨慎地在支持创新和监管监督二者间取得平衡。由于人工智能具有模仿人类思维的独特能力，我们将需要制定一套独特的规则和政策来确保其对社会有益。这些规则必须是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的出现表明，多边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这是一个重大挑战，需要我们打破自己的封闭圈子，思考人类的广泛利益。亚当 • 斯密因其对经济学的贡献而被世人铭记，但他的知识体系还要广泛得多。他曾攻读法律、历史、修辞、语言和数学等学科。本着同样的精神，利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将需要多学科交叉合作。
斯密是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完成其著作的，而三百年前的他几乎无法预见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而现在，我们也可能再次站在无法预见的技术变革的大门口。无论结果是好是坏，人类并不会因为科学技术进步迈入下一个阶段而退缩。通常情况下，我们只是尽力摸石头过河。而这一次，当我们面对“人造之手”的力量与危险时，我们需要发动我们每一丝同理心与创造力——而正是这些品质，让人类智能如此特别。
本文作者：吉塔 • 戈皮纳特 & IMF第一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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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数年，疫情和俄乌冲突将给全球央行带来新的挑战。
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两场危机交汇之际，全球通胀飙升，陡然终结了数十年的价格增长放缓的趋势。
现在，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是，这个时代对货币政策有何启示？我们可以先探讨一下疫情和俄乌冲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即使世界最终回归低利率和低通胀，这也是一种启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通胀飙升，我们需要了解其中的原因以及未来货币政策必须做出的调整。
但是，高通胀、供应链扰动、贸易壁垒增大等一系列危机可能会持续更久或进一步加剧，从而对世界各地，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宏观经济稳定带来挑战。我们应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剖析通胀飙升
从危机前的政策框架来看，价格飙升是出乎意料的，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实证证据表明，当失业率下降时，通胀水平只会小幅攀升，这与非常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致的。疫情暴发前，尽管货币刺激措施将失业率推至极低水平，但通胀依然不温不火，这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
然而，这些模型中的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很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与疫情相关的价格飙升。包括IMF的预测在内，大多数基于这些模型的通胀预测都严重低估了通胀水平。
虽然高通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不同寻常的形势，但从一些预测失误可以看出，我们对菲利普斯曲线和经济供给侧存在误解。
标准菲利普斯曲线反映了通胀与失业缺口之间的关系，但就业快速复苏可能在推动通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意味着“速度效应”比之前认为的更加重要。菲利普斯曲线斜率也可能存在重要的非线性特征：失业率下降形成的价格和工资压力在经济过热时会比经济低于充分就业时更加严重。最后，经济复苏期间商品通胀飙升（当服务供需受到限制时，大规模刺激措施会对商品造成巨大影响）表明，部门和总量层面的产能约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的启示
这些分析表明，我们需要更合适的总供给模型来反映疫情带来的启示。例如，它应有助于进一步开发可区分商品和服务的部门模型，并引入部门产能约束，以考虑部门和总量层面的速度效应和非线性关系。
不过，我们也应重新审视疫情前广泛采用的基于平坦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失业率远低于自然失业率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可取的。疫情前，让经济过热运行的做法似乎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表现良好。失业率（包括不利地位工人的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而通胀仍低于目标水平。
但是，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胀风险可能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大得多。
疫情还凸显了衡量经济疲软的难度。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时，预测不准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当失业率低于极不确定的自然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呈非线性时，预测不准的问题就非常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可能会无意间将失业率推至（过于乐观的）自然失业率估计值以下，由此引发通胀飙升——上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可以说就是这种情况。此外，疫情期间表明，经济过热运行使得关键部门更有可能受到产能约束，从而产生广泛的通胀压力。
在某些情况下，经济过热运行仍然是可取的，但决策者必须更加适应潜在的不利影响，并谨慎对待过度刺激。
疫情前的另一种观点是，主要央行可以利用其信誉来“忽视”（look through）暂时性供应冲击——比如高油价，并认为通胀只是暂时性的。政策利率将根据第二轮效应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将根据对更持久的通胀影响进行调整。但估计认为这些影响通常很小，决策者因此不必做出太多反应，即便是面对巨大冲击也是如此——这符合有利的通胀-就业权衡取舍。
而新冠疫情突显了供给冲击会以惊人的速度产生广泛而持久的通胀影响。一些行业中强劲的价格上涨压力可能会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工资，或干扰通胀预期，从而影响价格或工资的形成。
这表明，央行在某些情况下应做出更有力的反应。初始条件很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通胀水平已经很高，忽视暂时性的冲击可能会产生问题，出现更多冲击时更有可能推翻价格预期。在经济表现强劲的情况下，央行可能还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政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商可以轻松转嫁成本上涨，而工人不太愿意接受实际工资下降。如果冲击非常广泛而不是集中在特定部门，央行还必须做出更多反应。
通胀长期持续的风险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和基于曲线平坦性政策观点的启示，即使在疫情前的低利率、低通胀环境中也同样适用（在这种环境下并不存在供给问题）。但也有可能出现更持久的通胀，进而导致预期脱锚；全球供应链和开放贸易也可能遭到更长期的破坏。
一个主要风险是，高通胀会导致通胀预期脱锚。这将增加货币政策权衡取舍的难度，因为货币贬值和供给冲击都会产生更加持久的通胀效应。为遏制通胀而大幅加息将导致更大规模的产出收缩。过去一年间，数家央行前置性地大幅收紧了货币政策，帮助减轻了通胀预期脱锚的风险。尽管如此，央行仍应保持警惕。
供给冲击如果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央行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如果各国决定通过抬高贸易壁垒来降低供应链扰动的风险，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这将使各国面临更大的供给冲击波动，进而更难对货币政策进行权衡取舍，经济也更难实现稳定。
如果贸易碎片化加剧、通胀预期脱锚，新兴市场的央行受到的冲击将尤其大。这些经济体已难招架外部冲击，政策权衡取舍可能变得更加艰难。
原则上讲，疫情和俄乌冲突还可能通过影响均衡实际利率（即在长期使经济达到潜在产出，同时又不引发通胀的实际利率水平），对经济需求侧产生持久影响。它们可能影响不平等、人口结构、生产力、安全资产需求、公共投资和债务等。例如，疫情和俄乌冲突可能会推高安全资产的需求并加剧不平等，从而进一步压低均衡利率。
总体而言，这些影响可能不会特别大，均衡利率因此会保持在较低水平——不过，其实际水平仍存在不确定性。此外，持续转向赤字支出或大规模增加气候投资，都可能极大地推高均衡利率。
政策意义
疫情和俄乌冲突对各国央行带来了更多挑战。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的央行一直专注于提供足够的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增长、提升低通胀。其做法是在通胀似乎注定要维持在过低水平的情况下，通过将利率维持在近零水平来提供所需的“火力”。
现在，这些危机使央行认识到，进行风险管理就要考虑通胀过低或过高的情况，以及价格稳定目标与就业率或经济增速目标之间紧张关系加剧的可能性。这场疫情还表明，在经济表现强劲时，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平坦——而且能源价格高企等冲击在繁荣时期和低迷时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面对更明显的快速通胀风险，重新审视维持经济过热和将供给冲击视为暂时冲击等策略的稳健性至关重要。这些策略有其优势，但也给价格稳定带来了更多风险。
除了这些启示，还有人担心疫情和俄乌冲突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供给冲击，导致通胀预期锚定程度的降低。这些风险对新兴市场来说最为严峻，尤其是那些债台高筑的市场。不过，随着通胀达到几十年来的最快速度，发达经济体的央行也面临着重大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看到通胀回归目标出现持久迹象之前，需要坚持到底维持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利率。不恢复价格稳定，经济就无法实现持续增长。
各国央行必须带头抗击通胀，采取其他政策也会有所帮助。财政政策应发挥作用，在不刺激经济的情况下为最弱势群体提供针对性帮助。决策者还必须努力推进气候议程，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最后，制定政策减少全球贸易碎片化风险，也有助于降低供给冲击风险、提高全球潜在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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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历多年低利率环境后，货币政策的快速收紧正使金融体系的薄弱之处暴露出来。
全球金融危机后，银行业监管显著加强。其中，银行被要求持有更多资本金和流动性资产并接受压力测试，以帮助确保银行拥有抵御不利冲击的抗风险能力。
然而，随着利率上升动摇了市场对部分机构的信任，全球金融体系正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美国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倒闭（原因是缺乏存款保险的储户意识到高利率已导致这些银行的证券投资组合遭受了巨大损失，因而纷纷提款逃离），以及在瑞士政府支持下瑞信银行被其竞争对手瑞银集团（UBS）收购，均动摇了市场信心，导致两国当局采取了重大的应急响应措施。
我们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随着央行快速加息以遏制通胀，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面临的风险已经上升。从过去的情况看，央行大力度加息之后往往会带来金融体系薄弱问题暴露的压力。
IMF拥有评估全球金融稳定的职能。其指出，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处置都存在着不足。此前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曾警告称，当利率上升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将面临压力。
现在不同于 2008 年
尽管银行业的动荡增加了金融稳定风险，但是其根源与全球金融危机不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2008年之前大部分银行的资本金都过于不足，所持流动资产匮乏，同时也面临更高的信用风险。除此之外，金融体系还普遍存在着过多的期限和信用风险转换的问题，同时金融工具的复杂程度也较为显著。并且风险资产主要由短期贷款提供资金。由于系统高度相关，一些银行的问题快速扩散至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实体。
近期的金融市场动荡与此不同。银行系统有更多的资本和资金以应对不利冲击，表外实体的问题也已得到解决，全球金融危机后更为严格的监管遏制了信用风险。这次金融动荡的症结在于：利率急遽增长，而同时尚未准备好应对利率上行的金融机构在快速扩张。
同时，我们发现，小型机构的问题会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信心，这在持续的高通胀继续造成银行资产损失的情况下尤为明显。因此，可以认为当前的混乱局面与上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及导致伊利诺伊州大陆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破产的事件异曲同工。该公司倒闭事件曾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倒闭事件。这些机构的注册资本较低，存款也不够稳定。
日益增长的威胁
最近，银行股因为行业困境而出现下跌，这种情况导致银行的融资成本上涨，同时还可能影响到贷款的降低。同时，金融环境整体并未明显收紧，与去年10月相比仍然宽松。股票估值仍然过高，这在美国尤为明显。企业信用利差小幅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较低的利率所抵消。
这就使得投资者保持了相当乐观的态度，预计通胀将在后续不大幅加息的情况下得到缓解。尽管市场参与者普遍预测到经济衰退出现的概率很高，但他们认为经济可能会仅面临程度较小的衰退。通胀加速可能对这种乐观观点造成挑战，引发投资者重新评估未来利率路径，并导致金融环境的突然紧缩。这将使金融体系再次承压，进而削弱金融基石——“信心”。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资金可能会迅速消失，而恐慌情绪可能会蔓延，社交媒体和私人聊天群则可能扩大其效应。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体系中快速增长的一个部分——也可能面临与经济放缓相关的信用风险的恶化。例如，某些房地产基金的资产估值已大幅下降。
截至目前，新兴市场的银行股几乎未受到美欧银行业不稳定的波及。虽然一些贷款机构受到利率上升的风险，但其影响有限。这些机构通常持有信贷质量较低的资产，而且部分银行的存款保险范围较窄。除此之外，也有许多评级较低的新兴市场和前沿经济体，它们因高主权债务脆弱性而面临压力，这有可能对其银行业带来溢出效应。
量化风险
我们的“在险增长”评估指标（用于评估金融动荡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在风险）表明，明年全球产出收缩1.3%的风险约为1/20。如果金融环境持续紧缩，GDP下滑2.8%的可能性也为1/20。这将导致大多数新兴市场企业和主权融资利差扩大，股票价格下跌，货币将贬值。
坚定的政策
政策制定者应果断行动维护信心，以应对高风险金融稳定挑战。
必须立即解决金融监管方面的漏洞，增强国家处置机制和存款保险计划。央行在严峻的危机管理情况下可能需要加大对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资金支持。
这些工具将有助于中央银行维持金融稳定，进而使货币政策更专注于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
当金融部门陷入困境时，可能会对更广泛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这时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调整货币政策来支持金融稳定。如果发生上述情况，政策制定者应该明确传达其将在金融压力减轻后尽快将通胀拉回目标水平的坚定决心。
本文作者
Tobias Adria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顾问
兼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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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看，外国直接投资的转移将导致全球产出损失2%，这突出表明我们需要大力维护全球一体化。
随着地缘政治形势愈发紧张，企业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考虑采用有关战略，通过将生产转移到国内或值得信赖的国家来增强供应链的韧性。
2022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表示，企业供应链应转向“友岸外包”。最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净零工业法案》，以此应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的补贴措施。中国的目标是用本地技术取代进口技术，以减少对地缘政治对手的依赖。
这些例子凸显了地缘经济割裂的上升趋势，正如我们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的分析章节中所展示的。通过分析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不同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模式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半导体等战略性部门差别更大。流向亚洲国家的战略性外国直接投资在2019年开始下降，最近几个季度只是略有恢复。
这些趋势还表明，如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加剧，各国沿着地缘政治断层线进一步疏远，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更加集中于地缘政治上结盟的国家集团内。
除了分析新的资本流动转移情况，我们还构建了一个衡量各国对此类变化风险敞口的指数来探讨割裂加剧是否会导致已有的直接投资发生转移。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外国直接投资转移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它们更多地依赖来自地缘政治上更疏远的国家的资本。
一些大型新兴经济体容易受到外国直接投资转移的影响，这表明割裂风险不仅仅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发达经济体也受到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战略性部门拥有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经济体。由于脆弱性也可能蔓延至非外国直接投资流动（详见2023年4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分析章节），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会引发全球资本流动的大规模重新配置。
虽然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可能会加强国家安全，并有助于保持相较于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但向现有合作伙伴的生产回流或“友岸外包”往往会降低供应链的多元化程度，使各国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此外，我们新的分析表明，将外国直接投资转移到更靠近资本来源国的地方，可能会减少获得资本和先进技术的机会，从而损害东道国经济。
我们的分析发现，跨国企业的进入往往能使一国的国内企业直接受益。在发达经济体，来自外国企业的更大竞争可以刺激国内企业提高生产率。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内供应商受益于技术转移和当地对零部件（最终用于下游行业）的更大需求。
当外国企业进入一国并生产供应其附属企业的生产投入品时，这些益处就更有可能实现。一个例子是越南的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该工厂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三星遍布世界各地的其他部门。这是因为这类纵向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采用更尖端和技能密集型技术的中间产品生产商。
更贫困的世界
最后，我们使用假设情景来说明投资流动长期割裂可能产生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个割裂的世界可能会更加贫困。我们估计，全球长期产出损失占GDP的比例接近2%。这些损失很可能分布不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发达经济体对它们的投资减少，原因是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转移会削弱资本形成和生产率的提升。
虽然投资流动转移过程中可能会有赢家，但这种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经济体，例如那些对不同地缘政治集团始终保持开放的经济体，可以从投资转移中获益。不过，这些益处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外部需求减弱的溢出效应抵消。此外，在一个地缘政治形势愈发紧张的割裂世界中，投资者可能会担心不结盟经济体未来将被迫选边，而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加剧损失。
外国直接投资割裂造成的广泛经济损失表明，政策制定者应当在生产回流和“友岸外包”的战略动机与本国的经济损失和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之间做出谨慎的权衡。
根据估计，长期产出损失将是广泛而严重的，这表明推动全球一体化至关重要，这在主要经济体支持内向型政策的背景下 尤其如此。与此同时，目前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并应辅之以可信机制，以减轻单边政策行动的溢出效应。
由于政策不确定性会放大割裂造成的损失，各方应采取多边行动，包括通过多边对话改善信息共享机制，尽量将这种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在利用补贴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生产回流和“友岸外包”等方面，可以建立一个国际协商框架，这有助于各国政府发现意外情况；还可以通过减少不确定性和提高政策选择的透明度，来减轻跨境溢出效应。
本文作者
JaeBin Ahn
IMF宏观经济研究部经济学家
Ashique Habib
IMF研究部多边监督处经济学家
Davide Malacrino
IMF研究部经济学家
Andrea Presbitero
IMF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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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显著复苏和商品与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是导致这一误判的两大原因。
人们常将宏观经济预测比作看着后视镜向前开车。以往的经验确实常常能够帮助我们可靠地预测未来。然而，当经济遭遇破坏性冲击时，先前熟悉的经济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就增加了预测失误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包括 IMF 工作人员在内的绝大多数专业预测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预见当前全球迅猛且持久的通胀浪潮，这仍值得人们玩味。这自然引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本应预见到这波通胀浪潮的到来？
IMF 按季度编制并发布其《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结果，其中包括关于 GDP 增速和通货膨胀的预测。最近，我们对世界各经济体的核心通胀预测中的误差进行了剖析（“核心通胀” 指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后的通胀）。核心通胀与许多央行的通胀目标紧密相连。它变化缓慢，是一个相对容易预测的对象。在核心通胀预测上，如果出现重大误差，往往是因为对当前和近期的商品和服务供需状况评估失误。
虽然我们在 2021 年第一季度至 2022 年第二季度期间多次修改通胀预测，但误差一直相当大且持续存在。这些意外的通胀在俄乌冲突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俄乌冲突扰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加剧了供给侧的通胀压力——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力财政支持推动的经济复苏，是点燃高通胀的第一粒星火。那么我们是如何论证这一假设呢？
我们进行了事后和事前分析，以更好地理解导致通胀预测失误的经济驱动因素。“事后分析”是指基于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信息进行分析。而 “事前分析” 则是指，尽可能地对预测时所掌握的、但似乎尚未充分融入通胀前景中的信息进行分析。
导致预测偏低的因素
事后回顾，我们认为以下四个因素有助于解释通胀预测偏低的原因。第一，当新冠疫情暴发时，决策者迅速采取了财政支持措施，避免危机给经济造成深刻创伤。尽管如此，有关预测仍假定危机会留下一些经济创伤，对 2021 年产出缺口的预测显示，经济活动将较潜在产出出现大幅萎缩。但只有在事后才发现，相对于潜在产出，实际产出的下滑程度并不像预期那么严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几乎占全球 GDP 的 80%）经济体的产出缺口比 2021 年初的预测值更小，这表明需求快速复苏超出了预期。我们发现，那些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复苏更快的国家——如新西兰、新加坡和土耳其——也经历了高于预期的通胀。2021 年的这种情况比 2022 年更为普遍，暗示了过度的需求刺激可能在疫情复苏的初始阶段发挥了作用。
第二，在需求强劲复苏时，供应链却高度紧张。通常情况下，供应链瓶颈要么由需求冲击造成，要么由供给冲击造成，同时由两侧冲击造成的情形很少出现。在新冠疫情初期的防疫封锁期间，这两大因素同时出现了：商品需求迅速增长，同时，供给则出现了暂时性的大幅下降。我们发现，对于那些更多因需求侧（为非供给侧）因素导致供应链紧张的国家而言，其预测误差平均而言更大。这种情况在巴西和新西兰尤为明显，而加拿大和美国的预测误差也较大。
第三，防疫封锁初期，由于休闲和酒店业大多停止运营，需求从服务转向商品，加剧了供需失衡。这暂时扭转了过去几十年商品通胀低于服务通胀的趋势。对于商品通胀比服务通胀更高的经济体，这种扭转的程度更大，预测误差也更大。服务需求向商品需求的转移可能是导致巴西、智利和美国通胀预测失误的原因之一，2021 年，这些国家的核心商品通胀率是服务通胀率的两倍多。
第四，劳动力市场空前紧张，且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混淆了上述一些因素的作用。若以空缺职位与失业人数的比率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尤其紧张，且该指标与这些国家的核心通胀预测误差幅度显著相关。
财政刺激
需求超预期复苏、需求增加导致供应链紧张、需求的部门转移以及劳动力市场升温——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为通胀预测的反复失误给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事后解释。事后来审视这些因素，我们当然更加明智。然而，政策制定者必须基于当前所拥有的部分信息实时做出决策。这就引出了一个简单但重要的问题：在发布预测时，预测者是否本应看到这股通胀力量正扑面而来？
司机提高车速时，视野可能会变窄，从而掩盖前方的危险。2020 年疫情政策应对措施的一个特点在于激进的财政刺激，据一些观察人士称，这一时期的财政支出接近战时支出。重要的是，当时的预测者已经掌握了这些刺激措施的相关信息。我们的分析显示，2020 年各国政府公布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刺激方案规模，总体上与 2021 年发达经济体核心通胀预测的误差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预测者虽然预测到大规模财政干预措施的潜在影响，但可能没有充分校准预测；而同时，也必须谨慎地解读这一证据。首先，正相关的结果主要由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国家造成，这些国家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存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其次，深入研究数据可以支持这样一种解释：预测误差更多地是由于误判了供给约束的严峻程度，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约束，而不是源于低估了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反弹的影响。
政策的权衡取舍
如果 2020 年的财政刺激规模太小，可能会导致经济长期遭受创伤。但如果刺激过度，也会存在过度刺激经济并引发通货膨胀的风险。由于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过低，大型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们大力支持了大规模财政干预，并可能因此忽略了后一种风险。
预测者当时也面临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主要的难点在于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形势不断变化，很多经济数据难以进行实时分析。这使得经济前景变得更为复杂。相关证据表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本应会造成通胀风险向上倾斜。但是，这个结论取决于少数（但规模很大的）经济体的结果。
未来，当我们展望通胀前景时，应更好考虑财政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供给约束会放大过度需求对通胀影响的情况下。回顾 2020 年，鉴于前方潜藏的风险，各方或许本可建议政策制定者们适当减缓速度。不过，这种评估仍然是不全面的。只有将其与经济深受重创的反事实情景进行比较，我们才能真正衡量彼时所做政策选择是否适当。
本文作者
克里斯托弗 • 科赫
IMF 研究部经济学家
和迪亚 • 努尔丁
IMF 研究部经济学家
图文编辑：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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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委员会需要改革，以避免群体性思维并确保稳健决策。
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实时地做出复杂的判断。出于这个原因，在除加拿大以外的每个发达经济体中，货币政策都被委托给一个专家委员会来决策，而不是依靠单一的某位决策者。但在实践中，决策过程会受到群体性思维、象征主义和不同意见被边缘化等“陷阱”的损害。事实上，中央银行的治理并未紧跟有益观点多样性的最佳做法，其不能将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CEO）的角色分开，没有采取程序确保每个委员会成员对决策拥有程度基本相同的影响力与问责制。
群体性思维的陷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变得十分明显。那场经济衰退在美国始于2007年12月，在欧洲则开始于2008年4月。本文的作者之一曾是英格兰银行唯一的持不同意见者，他曾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发出警告（Blanchflower，2008年）；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在2008年8月发布的通胀报告中并未提及衰退风险。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倒闭后不久，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得出结论认为：通胀的上行风险和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保持大致平衡，并一致投票维持政策立场不变。但到10月初，主要央行通过空前的协调实施了降息。
近期，全球经济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处于未知的境地，这就需要对经济前景和货币政策的适当路径做出艰难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思维的症状更加明显，因为许多央行试图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并用一个声音说话；而在关键政策的决定中，反对票的比例很小。例如，在2021年和2022年美联储举行的16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们总共投出了174票，其中只有2张反对票。相比之下，2022年英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MPC）会议上，异议则相对更加常见，其中数次会议的票数比为6：3。
在可预见的未来，货币政策制定中的良好判断无疑仍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纳米技术的普及，经济和金融形势可能会迅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拟合了先前数据的宏观经济模型可能很有用，但判断和常识对于解读正在流入的数据、评估经济前景的轮廓信息、识别前景中的新风险仍然极其重要（Blanchflower，2021年）。
中央银行治理
尽管如此， 许多央行在治理上的当前做法并不利于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形成不同的观点：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通常是央行的“首席执行官”——我们在后文中称之为“行长”。主席在向委员会传递信息和制定会议议程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央行，行长在决定其他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内部成员，包括副行长和其他央行工作人员，可能倾向于听从行长的意见。如果行长负责评估其表现并确定他们的晋升前景时，则尤为如此。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外部成员对政策决定的影响可能较小。特别是，当他们是兼职履行这一职务和/或他们没有太多途径来获得内部分析和工作人员专业知识（其听从行长的指示）时，则尤为如此。美联储理事会有七名全职成员（包括主席和两名副主席）。但自2005年以来，没有理事会成员反对过FOMC的任何决定。
这种安排不符合组织管理的最佳做法。在公共部门，复杂的监管事项通常由一个独立的机构决定，其董事会负责确定其政策和程序，而这些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则向全体董事会——而不仅仅是向董事会主席——报告。例如，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的执行委员会对其所有官方工作人员和部门负责人开展直接监督。同样，在司法系统中，最复杂、最重要的法律案件都是由一个由杰出法学家组成的高等法庭负责裁决的，其中的首席法官只是“平等的第一人”。在私人部门，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负有制定战略目标、监督管理层实现这些目标的受托责任，董事会主席通常与首席执行官不是同一个人。事实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现在都遵循着这些治理做法。
改革建议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遴选过程需要确保委员会由多元化的专家组成。这种多元化应包括人口特征（包括性别、种族、民族）、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上的多元化。此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应跨越不同的经济地理区域，而不仅仅是反映主要金融中心的观点。欧央行的管理委员会包括了各成员国的央行行长，每位行长均由该国的政府官员任命。相比之下，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主要是伦敦大都会区的长期居民，来自英国其他地区的成员相对较少。
每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都应全职履行职务。如果最高法院的法官或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兼职担任其职务，同时继续从事着其他的专业性工作，那么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同样，鉴于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全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将大大加强委员会在快速变化的形势下迅速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
决策的程序对促进个人问责和减轻群体性思维的风险也至关重要。过去，“协商一致决策”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积极的含义。但现代的组织管理已经认识到，这种做法往往会阻碍创新思维，并使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共识之外”的人）被边缘化。因此，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每一项政策决定都应经过投票完成，所有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都应对自己的个人观点负责。
在分析1970年代的通胀事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是：货币政策的决策需要免受政治干预的影响。事实上，这一教训使许多央行提升了法定独立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确保央行官员除渎职外不能被解雇的法规。增强这种独立性的做法包括：错开成员任期，成员不可连任，确保任命过程的系统性和透明性（而不是依赖于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Archer和Levin，2019年）。
有效沟通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不应被限制在公共沟通中以“一个声音说话”；相反，对于理性的专家们可能提出不同意见的复杂判断问题，他们应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并为其负责。为避免出现杂音，货币政策委员会应遵循司法系统的标准做法，即每当法官小组宣布其决定时，都会公布多数票意见和反对意见。这种做法在澄清多数人的决策理由以及不同观点的原因方面，已被使用了很长时间。同样，这种沟通货币政策决策的模式也可以增强公众的信心，使其相信决策是由多元化的专家团队做出的。
货币政策委员会不应仅仅关注描述基线前景的轮廓性信息。点图描绘了有关基线的各种观点的范围，但不能提供关于其风险的信息。扇形图提供了基线前景不确定性的感官印象，但不能说明哪些风险被认为是最突出的。
因此，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其政策考量和沟通中，需要加入情景分析并制定应急计划。特别是，决策者需要识别出重大风险，并考虑可以减轻此类风险的政策措施，或是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采取的政策行动。这种方法与许多辖区银行监管机构目前进行的压力测试是类似的。实际上，货币政策委员会应该参与“货币政策的压力测试”（Levin，2014年；Bordo、Levin和Levy，2020年）。
货币政策对几乎所有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消费者支付的商品和服务成本，工人的工作机会和工资，退休人员的储蓄回报率。因此，决策者仅仅用术语与少数金融市场参与者进行沟通是不够的；相反，他们需要一系列沟通工具，向普通家庭和企业解释这些政策决定。
更广泛的意义
以上这些考虑强调了治理改革的重要性，以确保货币政策由一个多元化的全职专家团队负责制定——他们共同负责这些决策。此类安排还应被纳入央行业务的其他方面，包括宏观审慎监管、提供紧急流动性和支付体系的监督。若能实施这些改革，则将使央行治理与公共/私人机构的国际最佳实践保持一致。
近期的经验凸显了群体性思维的危险，其可能导致政策的突然逆转，从而破坏央行信誉并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应对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不可避免的复杂环境和不断变化的挑战中，治理改革对确保货币政策制定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本文作者
大卫•布兰奇福劳
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安德鲁•莱文
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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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用户来说，加密资产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儿，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全球机构敦促对其加强监管。
然而，加密资产背后的一些技术正在快速发展，最终有望带来更远大的前景。私人部门一直在不断创新并提供定制式的金融服务。
但公共部门也应该借助技术调整优化其支付基础设施，以确保数字金融的互操作性、安全性和效率。
技术实现了飞跃
新的支付技术包括代币化、加密技术和可编程性：
代币化意味着在电子账本上代表资产（如货币）的产权，这是一个由所有市场参与者持有的数据库，通过优化可广泛访问、同步、易于更新和防篡改。且不需要代币余额和交易的匿名性（这实际上会破坏金融诚信）。
加密技术有助于将合规性检查与交易分开，因此只有授权方才能访问敏感信息。这在促进信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透明度。
可编程性让金融合约的订立更加容易，并能够自动执行，例如使用“智能合约”时无需依赖可信任的第三方。
私人部门的创新
有了这些新工具，私人部门正在以下领域开展创新，其方式可能比最初的加密资产浪潮更具变革性：金融资产的代币化、货币的代币化和自动化。
股票、债券和其他资产的代币化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整合市场并扩大准入范围。但购买这些资产需要一个可兼容账本上的资金。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稳定币——只要它们符合规定。此外，银行正在测试代币化活期存款账户。自动化应用程序也很常见，允许第三方编程功能，就像开发人员开发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一样。
虽然私人部门推动了创新和提供定制服务的边界，但即使受到适当监管，也无法确保安全、高效和可互操作的交易。相反，私人部门可能会创设建立仅限客户访问的网络来交易资产和支付。开放账本可能会出现在连接私人网络的尝试中，但由于盈利潜力有限，可能会出现标准化程度不高或投资不足的情况。此外，采用私人形式的货币来结算交易会使交易对方面临风险。
中央银行的作用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能够提供帮助，因为它们是货币工具（价值储存和支付手段）以及清算和结算交易的必要基础设施。政策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一个方面，但我们认为第二个方面值得同等关注。
作为一种货币工具，CBDC提供了安全保障；降低交易对手风险并予以支付流动性。但作为基础设施，CBDC能够为数字货币乃至数字资产私有网络带来互操作性和效率。
通过CBDC账本或平台，我们能够进行从一种私人货币向另一种私人货币的支付。资金能够由CBDC平台托管，然后在满足某些条件时快速释放，例如收到代币化资产时。CBDC平台能够提供一种基本的编程语言来保证智能合约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兼容性。这也将成为未来数字世界的公共品。
跨境支付
同样的前景也适用于跨境支付，尽管这一领域的治理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下一个讨论的重要话题）。
如同我们在工作文件中提到的，公共平台能够允许银行和其他受监管的金融机构跨境交易中央银行储备的数字表现形式。
参与者能够交易安全的中央银行储备，而无需受到每个中央银行的正式监管，也不需要对国家支付系统进行重大改革。
同样，交易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流动。风险分担、货币兑换、流动性管理——全部都包含在内。
鉴于单一账本和可编程性，货币能够同时兑换，这样一方就不必冒另一方退出的风险。更一般地说，我们能够创设建立风险分担合约，通过采用拍卖来支持交易稀少的货币市场，并且我们能够实现自动化资本流动限制（许多国家都存在）。
应当需要强调的是，该平台将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合约的固有风险。这将确保合约完全得到托管资金的支持，借助自动执行防止交易失败，并与其他合约保持一致。例如，明天收到付款的合约今天能够用作抵押品，减少闲置资金的成本。
在转移价值外，加密技术还有助于管理信息的传递。例如，平台能够验证参与者是否符合反洗钱要求，但允许他们在平台上匿名竞价（例如交易所），同时仍然能看到买入价和卖出价间的总余额。
因此，技术能够支持关键的公共政策目标：
各国货币之间的互操作性；
借助中央银行托管储备、结算最终性和自动执行合同实现安全性；
低交易成本、公开参加、合同一致性和高透明度带来的效率。
我们还有很多领域需要探索，而且这种前景仍在逐步形成中。推动加密资产发展的力量是试图绕过中间机构并避免公众监督。但是，具备讽刺意味的是，它的真正价值可能来自公共部门用来调整优化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并促进公共利益的技术——为私营部门创新和定制服务带来互操作性、安全性和效率的技术。
本文作者
Tobias Adria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顾问
Tommaso Mancini-Griffoli
货币和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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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亚洲贸易活动的关税壁垒总体较低，但一项非关税壁垒的新指标显示，许多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非关税壁垒依然很高。不同于关税，这些非关税壁垒包括会引起摩擦的政策，如许可证要求，或是针对贸易、支付或汇兑的限制措施。
IMF《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中详细阐述的一项近期研究指出，降低非关税壁垒可使该地区GDP增长约1.6%，这可能弥补疫情的预期长期创伤影响的四分之一左右。IMF预测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24年的GDP将比危机前的趋势值低6%，相当于每年减少约1万亿美元——鉴于此，上述研究结果的意义更加深远。
为了更好理解，不妨考虑该地区跨境贸易活动的历史。近几十年来，亚洲GDP的强劲增长都伴随着贸易开放指标的稳步上升——例如，这些指标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与GDP之比，以及上升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然而，近年来贸易开放进程已经停滞，这表明亚洲传统的增长引擎甚至在疫情暴发前就已开始放缓。
与此同时，改革进程也有所放缓。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亚洲的平均关税已从超过50%大幅降至个位数，因而几乎没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但关税并非问题的全部。长期以来，非关税壁垒一直被视为贸易面临的重大阻碍，但由于数据有限，要开展具体分析一直都很困难。
为了克服这一限制，货币基金组织即将发表的一份工作文件编制了一份涵盖159个经济体的贸易限制措施的综合指标，最早可追溯到1949年。该指数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兑安排和汇兑限制年报》中所载关于贸易壁垒的详细数据。它反映了各种贸易壁垒，如许可证要求和外汇交易所需的文件。
该指标表明，与过去半个世纪关税的急剧下降相比，非关税壁垒的的降幅较小，且始终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从20世纪60年代到1995年，亚洲的非关税壁垒从近20的最高水平下降到15左右，但此后几乎没有变化。
低收入国家（如尼泊尔、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非关税壁垒通常特别高，而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也有改革的空间。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指数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实证分析表明，降低非关税壁垒可以带来大量的经济效益。非关税壁垒指标的大幅下降（类似于1980年代初斯里兰卡取消其出口许可证、融资和文件要求）可能会在短期内将GDP提高1%左右；五年后，GDP将增长约1.6%。
值得注意的是，取消非关税壁垒带来的改善来自投资和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是直接来自净出口的扩大。这突出了贸易自由化如何通过多种渠道取得进展，并带来了好处，包括专业知识、技术转让和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效率更高的公司。
疫苗接种有助于促进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决策者应该专注于经济改革，以支持经济增长，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长期创伤效应，特别是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这包括采取政策扭转疫情对劳动者教育和技能的负面影响，以及实施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
我们的研究表明，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有助于：
减少货物贸易壁垒：许多亚洲经济体需要进出口许可证，开展外汇业务需提供大量的文件，或限制使用外币。消除这些壁垒可以减少行政管理造成的时滞，并降低国际交易的成本。
减少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正如澳大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采取的行动一样，有很大的空间来缓解对非实物交易（如旅行、航行和咨询、国际转账等）的限制。在服务贸易增长更快的情况下，这些改革可以在未来几年带来更大的好处。
虽然降低贸易壁垒可能有助于增加中期产量，但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分配后果。与改革相关的资源重新分配将产生赢家和输家，而现有的富人群体往往受益更多。因此，在实施贸易改革的同时，必须辅之以减少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政策，包括向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提供财政支持，并开展再培训方案，帮助工人重新就业。
考虑到所有经济体在未来几年都将长期面临疫情的影响，再次促进国际贸易开放的前景是广阔的，值得探讨。消除疫情的长期创伤影响是当务之急，我们的调查表明，降低贸易壁垒将有助于亚洲重新启动其增长引擎。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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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发展倒退了几十年，而且严重破坏了公共财政。为了在疫情后建设更好的未来，也是为应对气候变化，必须为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进行可持续的融资。促进长期增长、从而增加税收收入，这一点变得空前紧迫。
是哪些因素驱动着长期增长呢？生产率（即用相同投入创造更多产出的能力）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我们强调了创新在刺激长期生产率增长方面的作用。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研发支出（这是创新的一个代理指标）一直稳步增长，但几十年来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速却一直在放缓。
我们的分析表明，研发的构成对增长至关重要。我们发现，与应用型研究（企业从事的商业化研发活动）相比，基础科学研究会在更长时间内对更多国家的更多部门产生影响。我们还发现，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获得国外研究特别重要。便捷的技术转让、跨境科研合作以及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的政策——这些都能促创新，帮助我们实现长期增长。
发明创造有赖于基础科学知识
应用型研究在将创新引入市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基础研究能够扩大基础支持，为突破性科学进步创造条件。新冠疫苗的研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疫苗不仅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还帮助许多经济体提前实现了重新开放，这有可能为全球经济带来数万亿美元。与其他重大创新类似，科学家们为了开发mRNA疫苗，利用了不同领域数十年来积累的知识。
基础研究不针对某个特定产品或属于某一特定国家，其可以意料之外的方式进行结合并用于不同领域。这意味着，与应用型知识相比，基础知识的传播范围更广、影响时间更久。透过比较基础研究的科研文章与专利（应用型研究）二者的引用情况，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对科研文章的引用数量在其公布约八年后达到峰值，而对专利的引用则在三年后达到峰值。
溢出效应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很重要
虽然大部分基础研究是在发达经济体开展的，但是我们的分析表明，国家之间的知识转移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多依靠国外研究而非本地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型研究）来实现创新和增长。在教育制度完善、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国外技术的采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估计值特别大——这种影响是通过贸易、外国直接投资或“干中学”等途径实现的。因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会发现，与直接投资进行本地基础研究相比，制定有关政策来根据本国国情更好地采用外国知识，是一种更好的模式。
我们通过观察“研究的存量”数据（这是一个通过研发支出来衡量知识累积量的指标）对此进行了估计。如图所示，在国外基础知识增加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度专利授权量增幅比发达经济体高出约0.9个百分点。
创新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专利授权为何十分重要？因为它是衡量创新的一个代理指标。专利存量每增加1%，劳动者人均生产率就会提高0.04%。这可能听起来幅度不大，但是它却能积少成多。久而久之，微小的增长也能提高生活水平。
我们估计，如果一国的国内基础研究存量永久性增加10%，那么该国的生产率就能提高0.3%。同样幅度的国外基础研究存量的增加，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生产率将因此提高0.6%。这些只是影响的平均值而已——在实际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
基础科学在绿色创新（包括可再生能源）领域也比在非清洁技术（如燃气轮机）领域发挥的作用更大，这表明促进基础研究的政策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建设更加繁荣、更具包容性未来的政策
私人企业即使开展基础研究，也只能从充满不确定的资金回报中获得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导致私人企业往往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不足，这就为公共政策干预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但要想设计出适当的政策（包括确定如何资助研究），可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例如，若只资助大学和公共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则可能效率很低。这种做法也无法利用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可能存在的重要协同增效作用。此外，若想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型私人研究进行区分，从而为只为前者提供补贴，也可能十分困难。
我们的分析显示，若能实施一种切实可行的混合政策，即将私人研究补贴（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型研究）增加一倍，同时将公共研究支出增加三分之一，则可能使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每年提高0.2个百分点。如果能够提高定向补贴的精准度，并且加大公‑私合作的紧密程度，就能在减少公共财政成本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投资大约在十年之内就可以开始收回成本，并将对收入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估计，如果我们在1960至2018年间就已开展了上述投资，那么现在人均收入将比实际水平高出12%左右。
最后，溢出效应对新兴市场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确保各种知识的跨境自由流动，保障国际合作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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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促使通胀快速升温，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包括需求企稳、供给短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
我们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通胀在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到2022年中将回落至疫情前水平，但通胀加速上升的风险仍然存在。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好消息是长期通胀预期仍十分稳定。但经济学家对价格上涨压力最终能持续多久仍存在分歧。
一些经济学家表示，政府刺激措施可能推动失业率下降，以至引发工资上涨和经济过热，这可能使通胀预期发生变化，引发自我实现的通胀螺旋上升。其他经济学家则估计，一次性的支出激增将会过去，通胀压力最终将只是暂时的。
通胀动态与需求复苏
我们研究了总体CPI通胀是否与失业率的走势保持一致。虽然在疫情时期估计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困难，但这个前所未有的扰动因素似乎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两者间的关系。
发达经济体近期的通胀压力可能较为温和，其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弱。相反，对于新兴市场闲置资源（经济体中未使用的资源）与通胀之间的关系而言，其估计值似乎对将疫情时期纳入估计样本更为敏感。
稳定通胀预期
根据衡量长期通胀预期的指标（即从14国国债得出的盈亏平衡通胀率）来看，疫情期间的通胀一直十分稳定。在危机和复苏期间，这些备受关注的指标迄今一直保持稳定，不过其未来走势如何，仍存在不确定性。
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条件组合可能导致通胀持续大幅上升？其中，什么因素会导致通胀预期变化，从而引起自我实现的螺旋式价格上涨？
过去，这类事件往往与新兴市场汇率急剧贬值有关，这经常发生在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大幅扩大后。政府做出的长期支出承诺和外部冲击也可能导致通胀预期发生变化。在那些央行被认为无法或不愿抑制通胀的经济体尤其如此。
此外，即便通胀预期十分稳定，如果通胀长期高于政策制定者设定的目标，则也可能导致通胀预期出现变化。
部门冲击
疫情导致一些部门价格大幅变动，尤其是食品、交通、服装和通讯部门。值得注意的是，以近期历史的标准来看，各个部门价格的离散度/变化幅度至今仍相对较小，而当与全球金融危机时相比则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后疫情时代消费者篮子的三大组成部分（燃料、食品和住房）的价格平均变动相对较小，变动持续的时间也较短。
我们预测，发达经济体今年最后几个月的年通胀率将平均达到3.6%的峰值，此后在2022年上半年回落至2%，这符合央行的目标。新兴市场的通胀预计将更快上升，平均将达到6.8%，然后回落至4%。
然而，上述预测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通胀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因素包括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住房成本飙升、供给持续短缺，或是新兴市场出现食品价格压力和货币贬值。
疫情期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了约 40%
，这对低收入国家造成了尤为严峻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者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食品采购。
我们对几个极端风险情景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如果供应链扰动持续下去、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变动或是通胀预期发生变化，则价格上升的速度可能大幅加快。
政策意义
当通胀预期发生变化时，通胀可能迅速上升，而控制通胀的成本将变得很高。央行的政策可信度和价格预期终究都是难以精确界定的；要对通胀预期的锚定程度进行评估，不能完全依靠历史数据所得到的关系。
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谨慎权衡，既要保持耐心推动经济复苏，又要做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建立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包括设定触发机制，以此决定何时减少对经济的支持，从而抑制不受欢迎的通胀。
这些触发机制可包括预示通胀预期出现变化的各种早期迹象，如前瞻性的调查、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汇率的剧烈波动等。
案例分析表明，强有力的政策行动往往能抑制通胀和通胀预期，而稳妥、可信的央行沟通在锚定通胀预期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各国当局必须警惕可能引发价格风险“完美风暴”的触发因素。这些因素单独看来可能是良性的，但若结合在一起，可能导致价格以远高于IMF预测的速度上升。
最后，不同经济体通胀前景存在巨大差异，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举例而言，如果美国通胀提速，预计将带动发达经济体通胀加速，不过欧元区和日本的通胀压力估计仍将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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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正关注着当前美国长期利率的上升，担忧利率持续快速上升可能导致融资环境收紧，进而损害增长前景。自2020年8月以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上升约1.25个百分点，在2021年4月初达到约1.75%，恢复至2020年初疫情前的水平。
好消息是，美国利率水平的上升，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疫苗接种前景改善以及经济增长和通胀的走强。名义和实际利率均有所上升，名义收益率的升幅更大，这表明市场隐含的通胀水平（名义收益率与通胀挂钩国债的收益率之差）正在回升。允许出现温和的通胀是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想目标。
坏消息是，利率上升可能反映出货币政策未来路径的不确定性，以及投资者对美国当局增发国债为财政扩张融资的可能担忧——期限溢价（对投资者承担利率风险的补偿）的飙升反映了这一点。市场参与者开始关注美联储削减资产购买的时点，这可能推升长期利率和融资成本，从而引发融资环境收紧，尤其是在风险资产价格下跌的情况下。
需要澄清的是，从历史来看，全球利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但利率的调整速度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正如我们今年所经历的那样。资产一般使用相对定价，且每种金融资产的价格（从简单的按揭贷款到新兴市场债券）都与美国基准利率直接或间接相关。随着今年利率持续快速走高，波动性也有所上升，此类波动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如果美国的利率突然意外上升，都可能导致融资环境收紧，因为投资者会转入“减少风险暴露、保护本金”的模式。这可能是市场对风险资产价格的一个担忧。金融市场的某些行业似乎存在价值高估，且一些部门的脆弱性正在进一步加剧。
截至目前，全球融资环境总体上仍维持宽松。但在经济复苏迟缓、疫苗接种进度滞后的国家，其经济可能还没有为融资环境收紧做好准备。政策制定者可能被迫使用货币和汇率政策来抵消任何潜在的融资环境收紧。
尽管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债收益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升幅均不及美国；最值得担忧的是新兴市场，因为其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可能快速转变。鉴于很多上述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外部融资需求，全球融资环境急剧收紧可能危及其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新兴市场的证券投资流动近期出现波动，提醒我们此类流动存在脆弱性。
尽管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充足的国际储备，且进口大规模下降也在总体上使原本严重的对外失衡问题不再那么突出，但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可能面临挑战，尤其是在通胀上行和借款成本持续攀升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的本币收益率已经显著上升，这主要是期限溢价上升的结果。我们估计，美国期限溢价上升100个基点，会使新兴市场的期限溢价平均上升60个基点。很多新兴市场今年存在大规模融资需求；当其在未来数月中进行债务再融资并为大规模财政赤字融资时，将会面临利率上行的风险。经济疲弱的国家（例如因疫苗获取渠道有限）也可能面临证券投资外流。对于很多前沿市场经济体，考虑到其债券市场融资渠道受限，其能否获得融资仍是一个主要担忧。
随着各国调整政策以战胜疫情，主要央行需要谨慎沟通政策计划，防范金融市场出现过度波动。新兴市场可能须考虑制定政策措施，以应对国内融资环境的过度收紧。但在利用货币、财政、宏观审慎、资本流动管理和外汇干预措施时，它们必须关注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融资环境。
当局仍需继续提供政策支持，但也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应对脆弱性并保护经济复苏势头。政策制定者应该为修复资产负债表提供支持，如改进不良资产管理。新兴市场应将重建缓冲作为一项重点政策，以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再定价和资本流动逆转。
随着全世界开始走出新冠疫情，政策制定者将继续经受考验，包括经济复苏不同步且出现分化，贫富差距扩大，以及预算受限但融资需求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时刻做好准备，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时期为成员国的政策工作提供支持。
Tobias Adrian 是IMF金融顾问兼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他领导开展了IMF关于金融部门监督和能力建设、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债务管理以及资本市场的工作。